我們曾經高度贊揚蔣經國政治開放的英明，而忽視了蔣面對巨大的內外壓力，和國共兩黨的差異。今日中共已被頑強的利益集團所綁架，改革比國民黨困難得多。

●習近平忙於「全方位」外交。5 月31 日至6 月6 日訪拉
美三國，7 至8 日在加州和奧巴馬莊園會晤，彭麗媛隨行。

我曾經認為：習近平最有條件完成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但有朋友提出質疑「你說的條件，不包括主觀條件吧？」意思是說：習近平本人有沒有推動政治改革的想法？有沒有完成中國社會和平轉型的眼光、魄力和能力？的確，這是問題的關鍵。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有任何積極意義的跡象。

所以當法廣的記者安德烈問我「習近平上台幾個月了，習李政權已經成型，憑著您的觀察，您看出端倪了沒有，有沒有一點習李新政的苗頭？」

我想了一下，回答說：憑心講，沒有。當然也有人講，再看一看，給他們一點時間。不是說「行勝於言」嗎？但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實質性的動作，任何一個令人鼓舞的他們會有所作為的信號。雖然習近平有很好的機會和條件，他可以做些事情。但他會不會做呢？這的確是個問題。

統治者的改革都來自內外的壓力

從目前的態勢看，他不會做。這不僅是因為他受到目前已經形成的盤根錯節的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的牽制和阻擾，而且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壓力和動力。任何改革，不是因為統治者的天縱英明，而是在壓力下的被逼無奈之舉。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紐約召開過一次關於台灣民主化進程的研討會。我在發言中稱讚蔣經國先生主動開黨禁、開報禁的英明和偉大。當時就有一位來自台灣的朋友糾正我：「萬先生，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沒有黨外的壓力和抗爭，蔣經國先生可能主動開兩禁嗎？」他說得有理。蔣經國先生之所以能開黨禁、開報禁，是因為受到三方面的壓力。

一是來自民主派的壓力。國民黨政權到台灣之後，早年遇到雷震等外省籍知識分子的民主要求。他們創辦「自由中國」雜誌，開展組黨運動。在白色恐怖下，他們遭到無情的鎮壓，許多人被關進大牢。雷震因此入獄十年。和雷震一起坐牢的，有一位叫傅正，他早年追隨雷震，是《自由中國》雜誌的編輯，後來是民進黨的創黨元老之一。一九九○年，我們曾經在台北單獨見面，他講起了當年的艱辛，並贈送我一套《自由中國》雜誌。而對他們施行白色恐怖的幕後操盤者，正是蔣經國。

二是因為族群矛盾，來自本省人的壓力。國民黨政權之於台灣本土人，始終被視為外來政權，二二八事件的慘痛經歷和白色恐怖更加深了這種隔閡。一九七○年代爆發的中壢事件和美麗島事件，直接體現為本省人與外省人政權之間衝突。雖然事後查明，衝擊軍警和黨政機關的民眾，許多人都不明真相，但背景卻是本省人對外來政權的深刻不信任。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蔣經國在訪美時遭遇槍擊事件。這次驚險的遭遇，給了蔣經國巨大的刺激，令他終身難忘。因為他為建設台灣，可謂禪精竭慮，他勤政親民，全省走透透，推動十大建設。他想不通，為甚麼台灣人仍然如此恨他。但凡獨裁者，哪怕開明如蔣經國，都很難聽到不同的聲音，正如一句經典台詞所言「他只能聽得見槍聲。」四二四槍擊事件是台灣政治史上一個分水嶺。蔣經國聽懂了台灣本省人的聲音。

江鵬堅說蔣經國的三個字決策

三是因為中美建交，來自國際上的壓力。一九七二年，中美建交。其他西方國家紛紛跟進。可以說，國際社會拋棄了「中華民國」，台灣成了「亞細亞的孤兒」。但是台灣經濟、文化的高度外向性，不可能割斷和國際社會的聯繫。不可避免，獨裁統治要面臨巨大的國際道德非議。畢竟民主、自由乃是世界大勢。只要台灣繼續與國際社會接觸，這種壓力就無日不在。在這三方面的壓力下，蔣經國才表現出了他的「天縱英明」。

一九八六年三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無獨有偶，同年九月，趙紫陽在北京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組長是趙紫陽，成員有胡啟立、田紀雲等人。下設工作班子，叫研討小組辦公室，由鮑彤負責，成員有嚴家祺等人。

可以說，海峽兩岸的政治改革的意圖差不多是同時開始的。一九八六年九月，蔣經國準備解除實行了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此言一傳出，九月二十八日，民運人士便在圓山飯店集會，宣佈民主進步黨成立。

民進黨的首任主席是江鵬堅，當年美麗島事件的一位辯護律師。一九九○年我們在台北見面時，曾當面聆聽他講述那個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出席會議的人都作好了坐牢的準備。情治部門也立即向小蔣呈上準備逮捕的叛亂分子名單。據江鵬堅說：蔣經國對著名單沉思良久，最後說了三個字：「算了吧」。

是的，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就是從這無奈的三個字開始的。就憑這三個字，蔣經國贏得了歷史。馬英九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侷限，務實事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共產黨的改革比國民黨困難

今天，習近平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社會的潰敗和權力的潰敗。所以他一上台就高舉反腐的大旗。問題是，在改革和轉型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種既得利益格局。這些盤根錯節、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要把這種利益格局固化下來，要維持現狀，因而反對任何政治改革。最近傳出來的「七個不講」，就是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心聲。不准講普世價值、不准講新聞自由、不准講公民社會、不准講公民權利、不准講黨的歷史錯誤、不准講權貴資產階級、不准講司法獨立。有網友評論說，概括起來其實就是一句話：不准講文明，不准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要從制度上清除腐敗，唯一的辦法就是學習蔣經國先生，開報禁、開黨禁，啟動民主憲政的政治改革。

其實，開不開報禁，已經由不得你們了。在互聯網時代，微博、面書、微信、翻牆，信息的傳播可以說是鋪天蓋地，綠壩早已是潰不成堤。再說開黨禁，沒有真正的、足夠強大的反對派力量的監督制衡，沒有反對派力量不斷指出和抵制執政黨的錯誤，執政黨就只能越來越腐敗，腐爛。

國民黨和共產黨，曾經是師出同門。都是在鮑羅亭顧問下按照列寧黨的模式組建或改組的。國民黨在蔣經國領導下開啟了成為現代民主政黨的轉型。習近平領導的共產黨，也有這樣的可能嗎？可能比較難。因為共產黨，畢竟不同於國民黨。就是在那次聊天的時候，江鵬堅最後對我說「你們比我們要困難。」

我問「為什麼？」

他說「因為國民黨是偽君子，而共產黨是真小人。」

面對我的疑問，他解釋說，國民黨其實心裡想一直獨裁下去，但口頭上要說，最終我們還要搞民主憲政的，只是在動員戡亂期，有戒嚴令，所以施行報禁和黨禁。國民黨心口不一，所以是偽君子。但我們就可以追問，戒嚴戒了三十八年了，動員戡亂期甚麼時候結束啊？這就給了我們抗爭的機會。

他說：「你們就不一樣，共產黨說，我這就是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比資產階級的民主更民主！封殺了你們任何抗爭的空間，所以說它是真小人。」

這七個不准講，就是典型的小人口吻，而且很愚蠢。現在，無論是選擇堅持這一態度，還是選擇放棄這一態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笑話和荒誕。用習總的話來說，這叫一蠢、再蠢。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