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廬只是一棟二層小樓，並非堂皇的宮殿，但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周德偉的自由主義流風遺韻，便足以讓人在此憑弔緬懷。

●位於台北新生南路三段16 巷的紫藤廬。

第一次到紫藤廬，是二○○九年在「曠野」雜誌主編蘇南洲陪同下匆匆一瞥。寬敞的大廳、風格各異的幾個包間——紫青房、佑廳、紫蘇房、紫緣廳、紫雲閣等，其精緻與優雅，卻又有返璞歸真之感，絕非中國任何一個過度奢華的茶館可比擬。而由花廳演變而來的日光畫廊，更讓我駐足良久。心想，哪位藝術家的作品能在此展覽，該是何等的福分！

蘇南洲從八十年代初便介入「二二八」難屬的救助工作，以「二二八」平安禮拜和音樂會的形式，打破了「二二八」在台灣公共空間中的言說禁忌，為「二二八」之去汙名化功不可沒。他告訴我，在白色恐怖的時代裡，「二二八」難屬要想找一個場所聚會議事，偌大的台北，居然處處被拒，唯有紫藤廬敞開懷抱，為這群「賤民」提供了一處暫時的棲身之所。可見，紫藤廬「廬主」有何等膽識，也難怪林濁水在回憶裡將紫藤廬形容為「落魄江湖者的棲身所」。可惜，我們去的那天，「廬主」周渝恰好不在，我們點了一份便餐，吃罷便離開了。

日式官舍中式茶館與茶藝沙龍

紫藤廬是一棟越看越有味道的老房子，以門口小院子中的三棵老紫藤蔓生屋簷而得名。它的歷史是台灣當代史的一個縮影。

日治時代，紫藤廬老宅為台灣總督府的高等官舍。一九五○年代後，為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周德偉教授的公家宿舍。周德偉為知名經濟學者，早年留學英倫與德國，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的門生。一九七五年，周德偉退休赴美後，由其么子周渝接管老宅。一九八一年，改闢為茶館，提出「自然精神的再發現，人文精神的再創造」之理念，是台灣第一所具有藝文沙龍色彩的人文茶館。

愛好藝文的周渝同時開放空間支持一些剛在起步摸索的弱勢藝術家，紫藤廬散發出一種波西米亞式的浪漫氣息：林麗珍的第一支舞「不要忘記妳的雨傘」、陳建華帶領的「青韻合唱團」都在此排練、尉天驄、白先勇、施叔青、李昂、辛意雲、奚淞、王津平等作家和藝術家經常在此出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在此創辦，至今二十餘年每月聚會未曾中斷。李安的電影「飲食男女」也在此拍攝不少雅致的鏡頭。紫藤廬是台北文化能量匯聚的中心，是許多文化人記憶裡溫暖的「家」。

二○一三年年初，再來紫藤廬，是在我逃離中國、旅居美國一年之後。此時的心境與四年前已大不相同。這一次，我不僅是匆匆走過的茶客，而且有幸與台灣文學史家和評論家陳芳明教授一起紫緣廳作了一場名為「天空與大地：流亡者與流亡文學」的對談，周渝先生則是對談的主持人。

那夜，紫緣廳座無虛席。那是一個最具日式宿舍原貌的、鋪著榻榻米的房間，聽眾均席地而坐。在聽眾中，有大學生和中學生，也有在台灣唸書的陸生，甚至有到台灣自由行的陸客看到活動的海報專程趕來。大家的提問很熱烈，再也不用擔心「隔牆有耳」。窗外，紫藤尚未開花，在早春的暖意中已發出點點嫩芽。

改日，周渝又請我到紫藤廬品茶。他鬚髮花白，著對襟短衫，為我泡的茶，是他特意從家中帶來的老茶。其中居然還有產自我的家鄉四川的茶——來自二○○八年四川地震災區，上面還特別註明，在客人的消費金額中，將有一部分將回饋災區的種茶人。這行小小的文字，讓我備受感動。

昔日不自由卻有自由的紫藤廬

除了茶道和藝文，紫藤廬最大的魅力，在於它是不自由的時代台灣自由主義的一處堅固堡壘。這是一座不需要士兵駐守的堡壘，聚集在這裡的，是一群「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的良心和思想照亮那段幽暗的歲月。

一切源於紫藤廬的老主人周德偉先生。周德偉一生治學嚴謹，時時以愛民治國為念，一心為台灣引介西方自由主義思潮。雖然曾在政府擔任高官，卻從未停止批評時政，抨擊蔣氏獨裁作風，關心著國家的興廢存亡以及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

在杯弓蛇影的五十年代，張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等台灣知識分子的脊樑，常在周德偉家中集會清談、聲氣相投、相濡以沫。尚是周府的紫藤廬，是專制高壓統治下一個小小的自由空間。門外的巷子裡，常常出沒身穿便衣的情治人員。周渝回憶說，小時候他們家的電話一直有雜音，大家都知道電話線的另一頭一定有人在竊聽，不過父親仍然毫不忌諱地痛罵老蔣。

周德偉在五四時代，他是北大學生，當時所謂的進步青年都在讀共產主義的書籍，偏偏只有他對那些左派的玩意棄之如敝屣。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他並沒有因「反共」而「擁蔣 」。與殷海光一樣，他對毛蔣兩個獨裁者左右開弓，嚴詞譴責。在其晚年完成的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一書中，言詞之鋒銳仍不減當年：「至於誤國誤民之獨夫，則有豢養之文奴歌功頌德，尊之如堯舜文周孔孟，且集政教大權於一生，強姦民意，敗壞世風，為前史所無。嘉言語錄到處流傳，掩盡天下如之耳目，自上尊號曰民族救星也，世界唯一之偉人也，萬口雷同從而利之，不復知人間羞恥。」

有其父必有其子。周德偉赴美安度晚年之後，周渝成為紫藤廬之「廬主」。當時正值台灣民主運動的萌芽期，由於周渝曾參與「美麗島運動」，一些初嘗挫敗感的失意黨外人士紛紛在此落腳聚集。外面的街頭抗爭充滿血與火，進了紫藤廬，則是茶與水撫慰心靈。在老舍筆下的北京的茶館中，高高懸掛著「莫談國事」的告示；但在紫藤廬，則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一度，情治單位成為這裡最大宗的消費者，幾名便衣更是每日必到的座上客。

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以後，紫藤廬漸漸成為普通人的精神家園。在台灣，茶館與咖啡館各領風騷，相得益彰。我是四川人，來自一城居民半茶客的成都。外曾祖父本是小鎮上的名醫，卻因被劃為地主階級而備受凌辱。被剝奪行醫的資格後，他不得不開了家簡陋的茶館維生。所以，我從小就是在茶館裡長大的，當然對茶館情有獨鍾。鄉愁人人都會有。旅美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在「紫藤廬的故事」一文中寫道：「人們聚集在紫藤廬不僅是品茗，更是尋找一塊滿足精神與自我的精神棲息之地。對於我這位有國難回的異議者，紫藤廬幾日的停留，極大地撫慰了我那多少有點疲憊的遊子之心。」對何清漣這樣的遊子來說，紫藤廬是一處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謂的「詩意的棲居地」。對我來說，何嘗不是如此呢？若我能長居台北，一定會將紫藤廬當作半個家來看待。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紫藤廬的房舍已成為台北的文化遺產，但比房舍更重要的是曾居住和往來於其中的人。紫藤廬只是一棟二層小樓，並非堂皇的宮殿，但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周德偉的流風遺韻，便足以讓人在此憑弔緬懷。

一九四九年之後，自由主義在中國熄滅，其火種在台灣燃起。在台灣的自由主義群體中，周德偉具有獨特地位的和重要貢獻。一九五三年，在周德偉的建議下，殷海光將「通往奴役之路」譯出，在「自由中國」雜誌上連載。該書無疑對台灣尋求自由社會秩序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周德偉尤其是為自由經濟「正名」。近代以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敗局，原因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缺乏自由市場經濟這一關鍵部分。均貧富和輕視商業的中國傳統文化，阻攔了自由市場經濟在中國生根發芽。劉曉波對此有過深刻論述。而周德偉作為海耶克的弟子，在上個世紀中葉便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作出了與中國和台灣的現狀相契合的闡發，可謂華人世界第一人。

在紫藤廬中流連忘返的中國經濟學家、自我放逐於海外的朱嘉明，曾指出，周德偉最早試圖運用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影響台灣的國民經濟運行。周德偉認識到，建立出口導向型經濟，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而出口導向型經濟必須依賴經濟自由化，核心問題是如何實現新台幣匯率和利率的市場化。一九五八年，周德偉關於匯率和利率市場化的政策建議被政府採用。之後，台灣經濟自由化開始啟動。當年「自由中國」對台灣管制經濟的批判，其實是台灣經濟自由化運動的組成部分。周德偉是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有卓越貢獻的教父級人物，今天的台灣人理應「吃水不忘挖井人」。

在濃濃對茶香中，周渝告訴我，周德偉老先生不喜歡「自由主義」這個詞語。周德偉認為，「自由」不能被「主義」所束縛，「主義」是一種僵化的、獨斷的意識形態。他別出心裁地將英文Liberalism翻譯為「自由在茲」。於是，這個中文詞彙有了一種動態之美，有了一種相容並包的氣勢。

紫藤廬中，便懸掛有周渝手書的「自由在茲」四個大字。我也請他書寫一幅，讓我帶回美國。

我們對紫藤廬的喜愛，不正因為「自由在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