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已享盛名的中國哲學史家馮友蘭，在中共治下竟然一再主動自賤自辱，到文革後已經無能自拔自新，為馬列纏身而終，實乃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悲哀的典型。

●1956 年冬天，任家第二代、第三代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4 號馮友蘭住宅前合影。後排三位男性，右一、右二分別是馮友蘭和演員金山（孫維世丈夫）；中排五位女性，左一左二分別是孫維世和女兒宗璞，右一右二分別是任均和夫人任載坤；前排五位少男少女是任家的馮姓和王姓外孫。

「文人無行」，《成語詞典》的解釋是：「喜歡玩弄文字的人，品行常常不端正。」

上世紀六十年代，馮友蘭曾被列為大陸「四大不要臉」次席，僅次於首席郭沫若。

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馮友蘭是大名鼎鼎的。民國時期，他曾被稱為「最先具備哲學史家資格的學者」、新理學的創始人、新儒家的開拓者。可是到了下半生，他卻拜倒在毛澤東腳下，曲學阿世，自我否定，成為儒門的罪人！

出身書香門第家境殷富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縣人，出生書香門第，家境殷富，極重教育。他的父親馮台異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殿試位居三甲榜尾，賜同進士出身，曾任湖北崇陽縣知縣。馮友蘭夫人任載坤，二姨媽任緯坤（後改名任銳）是周恩來乾女兒孫維世的媽媽。孫維世曾是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先被毛強姦，後於文革時被江青害死，時年四十八歲，沒有任何家人見到過她的遺體。

馮友蘭岳父任芝銘，一八六九年生於河南開封，清末舉人、老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志士。他曾做過湯恩伯的高級參議，抗戰初期親自把小女兒任均送到延安。毛澤東專門為他舉辦宴會歡迎。任芝銘說：那邊的空氣太汙濁了，我來延安透透新鮮空氣。那年代，大家都以為延安是「革命聖地」。

一九四九年後，任芝銘是民主人士，曾任河南省政協副主席。「土改」時，他主張和平分田，溫情對待地主；三年饑餓時期，他以九十高齡寫信給周恩來，如實報告農村饑饉遍野之情景。他在北京顫巍巍地對女兒任均說：「這樣搞不中，餓死人太多了！」

任芝銘活了整整一百歲。到晚年，經紅衛兵批鬥後，他已經看不懂時代的遊戲或革命的變異了。他向周圍的人發出疑問：「是不是政變？」

留學美國哲學成就受蔣介石敬重

一九一八年，馮友蘭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1919年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1923年得博士學位後自美返國。他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等。

有評論說，馮友蘭雖然讀書善於動腦，但個性缺乏耿介高潔，喜結交權勢。他「有一種世俗的聰明，處世靈活，與時俯仰」，「奔湊掌權政治人物、掌權勢力」，喜歡出頭露面。他一生甘當風派，進行政治投機，阿諛權力，沒有知識份子的風骨。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文人無行」吧！他最後身敗名裂，正是這種世俗性格的結果。

馮友蘭是見風使舵的高手。早在抗戰前夕，在清華就已為人所知。一九三四年馮友蘭獲邀出訪捷克及蘇聯，回國後分別就蘇聯見聞及歷史唯物主義作兩次演講，觸怒了國民黨當局，遭逮捕審訊，不久獲釋。事後馮迅速向國民黨靠攏，不久即加入國民黨，並當選國民黨五全大會代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馮隨清華大學遷往長沙，旋即再遷昆明，任職於西南聯大。因遷徙期間國民黨籍關係中斷，一九三九年馮再次加入國民黨。

任教西南聯大期間，馮與國民黨高層往來密切，數次前往重慶為國民黨幹部授課。一九四三年他以西南聯大黨部名義致函蔣介石，望其「收拾人心」，蔣閱信「為之動容，為之淚下」。四五年國民黨六全大會，馮被選為主席團成員。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冊分別完成於三十年代初，給他帶來聲譽，是第一套以西方哲學概念完成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其中許多概念已成為定論，為後世學者所共同接受，堪稱中國哲學史的奠基之作。史學家陳寅恪曾為之撰寫過兩篇學術報告（即學術評語），給予肯定。一九四八年秋，南京中央研究院推選他為院士。蔣介石曾請他吃過幾次飯，他有請必赴，樂陶陶接受。

寫信向毛效忠反被毛教訓

在共產黨掌權前夕，馮友蘭從美國訪問回到北平。留還是走，他至少有三個選擇：一是去美國，一是去台灣，一是留下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派一架飛機到北平，願意走的人，可以上飛機。他和妻子商議後決定，哪裡也不去，在北平等待共產黨到來。

他說：「當時我的態度是，無論什麼黨派當權，只要它能把中國治理好，我都擁護。這個話我在昆明就已經說過。當時在知識份子中間，對於走不走的問題，議論紛紛。我的主意拿定以後，心裡倒覺得很平靜，靜等著事態的發展。有一次景蘭（其兄）問我說：『走不走？』我說：『何必走呢，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份子還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學的，那就更沒有問題了。』當時我心裡想的，還是社會主義『尚賢』那一套。」（《馮友蘭自述》第126頁）至於後來是不是如他想的那樣，他沒有說；共產黨如不能把中國治理好，他敢不敢不擁護，敢不敢反對，他也未講。不是不說不講，而是不敢說不敢講！

那時的去留，可是政治眼光和文化素養的生死抉擇啊。胡適、傅斯年、梅貽琦等人毫不猶豫，上飛機走了，因而免受長達幾十年非人的煎熬、折磨和殺戮。

而馮友蘭，對共產黨的本質顯然沒有深刻認識，儘管他是個出色的哲學史學者，且不乏處世的機敏。他可能太自恃聰明和地位，以為任何政權下都會被敬為上賓。

事態的發展，完全和他所想像的相反。知識份子沒有成為上賓，反成為被宰殺的頭羊。一九五七年，「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陳伯達對他進行批判。他訴苦說，陳的「思想相當混亂，叫人不知道他所問的究竟是什麼。」他難道不知道，共產黨的理論家的流氓文化本質？馮友蘭不只沒有去理解研究共產黨，還奴顏媚骨地去迎合，以期獲得一點生存空間和政治信任。中共建國才五天，他就給毛澤東寫效忠信，大意說：

我「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　　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他大概以為毛也會和蔣一樣，敬他為上賓，請他吃飯。豈料毛澤東給他的回信說：

「友蘭先生：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覆。　毛澤東　十月十三日。」

●一位中國哲學史大家，竟然被一個山大王
玩弄數十年，扭曲自我終身，這是世上奇聞，1963 年毛接見馮友蘭。右為周揚。

徹底自我否定倒向馬列主義

他的效忠，毛並不領情；重寫一部哲學史，毛也不感興趣。你是「犯過錯誤」的人，「不必急於求效」，「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好好改造思想吧！

當時馮氏對毛的回信心中有反感。他想，「什麼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麼不老實？」毛一向認為知識份子不老實，你敢反對麼？但後來馮友蘭當梁效顧問，批孔丘，胡說八道，譁眾取寵，這就是不老實了！

在毛澤東治下，馮多次檢討自己的歷史問題，在國內外數次公開表示新理學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敵」，「反人民」，是「要人一心一意擁護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和國民黨政權」，給自己扣了一頂又一頂的「帽子」。他和郭沫若一樣，說「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並「對四十年代所寫的幾本書懺悔」。他經常配合政治形勢，「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相繼寫出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參加批判胡適和梁漱溟的政治活動；大饑荒後政協開會向毛澤東獻詩（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眾芳）⋯⋯

一九六五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科學部開會，閉會時毛澤東接見和拍照。毛和馮友蘭握手，照片中還有劉大杰、周予同等人。馮友蘭就此作了一副對聯：「執手感關懷，三人並列文史哲；集會明任務，一筆齊掃帝反修。」馮氏因毛的「關懷」沾沾自喜，一副獲得寵信和準備效勞的奴態躍然紙上。殊不知毛並不需要他效勞，他已是橫掃的對象了。

文革爆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專家、教授、學術權威統統在被打倒，連中學教師都備受逼迫和殺害。北京大學首當其衝，馮友蘭身在的哲學系，更是在劫難逃，成為漩渦的中心。毛開始一場對知識份子瘋狂的大迫害大屠殺。

馮友蘭被抄家後關入牛棚，可是他運氣好，不足三年，毛突然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唯物主義，不懂唯心主義，如果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馮教授因此得以離開牛棚，恢復自由。

一九七一年，文革中期，馮友蘭不甘寂寞，寫詩託謝靜宜轉呈毛：「普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賴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這是向毛伏拜，他這棵「朽株」願效犬馬之勞。可見從一九四九年起，馮友蘭一個鬚髮蒼蒼的哲學大家，內心裝著的卻是一顆卑渺而低賤的靈魂。

批林批孔不惜大捧江青

「批林批孔」開始，江青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以「梁效」作筆名，諧音「兩校」。哲學家馮友蘭、歷史學家周一良、文學史家林庚、語言學家魏建功等都曾是梁效的成員或顧問，都為後人所不齒。梁效文章被視為反映中央高層意圖，每有發表，全國轉載，「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梁效批林彪，批孔孟，批鄧小平。而吹捧《女政治家武則天》——為江青上台鳴鑼開道。

這時，馮友蘭相繼發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等文章，登在《光明日報》上。他又寫了《論孔丘》一書，為江青集團效力。他說他是「從舊營壘裡衝殺出來，給了孔丘一個回馬槍」。在這些書文中，他稱自己解放前的尊孔思想是「為大地主大資產家，特別是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服務的」，解放後則是「為劉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服務的」，認為自己能參加批孔運動是一種「更大的幸福」。——作賤自己，不留餘地。

投靠江青的時候，馮友蘭寫了二十五首《詠史》詩，發表在《光明日報》上。其中有「爭說高祖功業大，端賴呂後智謀多」；「則天敢於做皇帝，亙古中華一女雄」——出賣靈魂，無以復加。

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準女皇江青來看他，感激涕零之餘，頌詩奉主。其中一首說：「無數英雄戰地天，紅旗高舉到前沿。主席關懷如旭日，萬眾歡呼勝夜寒。」

文革後還不能自拔為老友不齒

馮友蘭晚年反思他的行為：「如果自己沒有真實的見解或有而把它隱蔽起來，只是附和暫時流行的意見，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這就是偽，這就叫譁眾取寵 ⋯⋯

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三松堂自序》第189頁）這種文皺皺的反思，對於一個大學者而言，也不過是唾面自乾而已。

一九八五年馮友蘭九十歲生日，設家宴請任繼愈、張岱年、李澤厚等名人參加，也請了曾經是好友的梁漱溟。梁不僅不赴宴，還給馮寫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舊人惟我二人存矣，應當會晤，只因足下曾諂媚江青，故不願來參加壽宴。而且信上竟無上款，按馮友蘭的理解，「窺其意，蓋不欲有所稱謂也」。也就是說，梁漱溟不願意稱馮為「老同學」或者「老朋友」，恥與為友，故不題上款。也真是一點面子也不給了。

文革後，馮通過口述方式開始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自稱是寫「自己在現有馬克思主義水準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準上對於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至一九八九年完成。據說全書從始到終貫穿著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觀念，令人不忍卒讀。一位哲學家竟然被洗腦到如此地步，實在嘆為觀止。

古人曰：近朱者赤。馮友蘭在染缸裡浸泡久了，已失去本來的面目。他臨終前給自己蓋棺論定，是一個無行的文人！擲筆浩歎，馮友蘭在共產黨治下的所作所為誠然出自他人格上的嚴重缺陷，但作為一位著名學者，其前半生並未卑躬屈膝至此，也不能不令人感到「苛政猛於虎」的嚴酷！

2014年8月10日於香港東西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