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七」五十七年後，在林昭被殺四十六年後，右派老人陸續離世，「五一九」那一代正在凋零，隱入歷史的深處。但他們書寫的那段歷史不會過去。

●沈澤宜在胡杰紀錄片《尋找林
昭的靈魂》中的鏡頭。（金鐘攝）

是時候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年輕的北大學生沈澤宜先生在餐廳前貼出的這首詩，曾激動過那個時代，激動過萬千莘莘學子。提起他的名字，許多人，無論識與不識，幾乎都會想到這首詩。雖然，在他自選的詩集中只是放在附錄的第一首。正如他的同時代人、一九五七年進入北大中文系、一九八四年創立《南方週末》的老報人左方(1934 ~ )先生說的：「當我讀到譚天榮寫的『 大毒草』，沈澤宜、張元勳寫的《是時候了》的詩，簡直是熱血沸騰，這不是理智判斷，是一種本能的共鳴，我覺得只要是一個有熱血的人讀到這些都會激動的。」

《是時候了》：一個時代的音符

毫無疑問，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夏之交，「是時候了」引發了無數年輕人內心的共鳴，成為一個時代的音符，影響越過了北大校園。當他離別這個世界時，許多生前故交、學生也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是時候了」，在與沈先生遺體告別時，我至少看到三、四副挽聯和挽幛中都含有「是時候了」。我送上的挽聯中也有「是時候了」：

五七北大，一詩罹禍二十年，是時候了，詩人吶喊早成空

八九廣場，數言繫獄十七月，哀先生兮，書生孤獨終其身

昨天中午，湖州當地的朋友替我送的花圈，因為寫了這副挽聯，晚上就被移走了。幸好托另一朋友寫的一幅，早上帶過來了。「是時候了」，相距五十七年的時光，遙望一九五七，「時候」似乎還沒有到，什麼時候才是「時候」？我不知道，整個民族都不知道，而詩人已為此付出整整一生，直到生命的終點，乃至他的身後，仍然要為此付出代價。他孤身一人度過了此生，如同他在二○○八年十二月寫的那首詩《堂吉訶德在一群牧人中間》所言：

從十八歲到七十八歲

活在黑鐵時代的我

偏偏是這個夢

有意無意地

讓我記住了這麼多年

九死一生仍然相信過去有過，

將來肯定還會有

那樣一個

關於黃金時代的

虛妄而真實的夢

一九五七年，二十四歲的他寫下「是時候了」，是因為相信這個夢。一九八九年，他登上北行的列車，到天安門廣場與學弟學妹站在一起，也是因為相信這個夢。他守護這個夢，從十八歲到七十八歲直到八十二歲，最後他哼著《鴻雁》離開這個他愛的人世。「江水長/秋草黃/草原上琴聲憂傷/鴻雁向南方/飛過蘆葦蕩⋯⋯」《鴻雁》的歌詞蒼涼而遼闊，他在一九五八年定為極右分子後流放陝北黃土高坡，如同失群的孤雁，熬過了那些孤苦無告的歲月。即使回到故鄉湖州，也是從事下水道等繁重工作。

純真的詩人個性一輩子沒變

今年八月四日，我和家人、朋友到湖州看他，他特別跟我們提起一九七六年前後的那段艱辛日子，並主動朗誦了兩首寫於那個時候的詩，一首是《動物園又到了批珍禽異獸》，他說自己那時就如一只被人牽來遷去的猴子。但命運給予他的重壓與苦難，並沒有壓垮他，他用詩記錄了苦難，並超越了苦難。他終生獨身，一些不瞭解他的人對他有諸多不解，也曾有過對他感情經歷的某種非議，而他卻坦然面對。他是一個詩人，純真的個性一輩子沒變，清澈的目光也一輩子沒變。即使這個世界早已變得面目全非，他依然是湖州好人家那個「打彈珠的少年」。

那次見面大約兩個小時，他背誦了《是時候了》，以及一九七九年獻給林昭的《雪地之燈》，還朗誦了《鐘聲》、《傾訴：獻給我兩重世界的家園》等，他自己偏愛的詩多為一九七○年代所寫，是走出反右劫難前留下的見證。那天，他心情大好，身體也還硬朗，與我們講了不少往事，包括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廣場與柴玲、封從德的故事，講了在北大老同學資助下南歸直到被捕⋯⋯

我們怕他累著，起身告別，他依依不捨。臨行前，他走到書房，搬出沉甸甸的《夢縈未名湖》兩冊精裝本大書，送給我，裡面有他的兩篇文字《一首詩的誕生》、《不可剝奪的林昭》。

記得去年也是八月初，他癌症復發，病情不樂觀，我到湖州一家醫院去探望他。他躺在病床上，與我聊了很多關於林昭，關於北大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的舊事。我怕他太累，不敢多聊，他卻留我多坐一會。他淡然地說：「也許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只是說：「您一生雖歷盡苦難，卻也有幸遇到了兩次歷史大事件，兩次您都有幸參與，並且為此蒙難。此生已無遺憾。沒有白活。」他點頭稱是。

他生於一九三三年，一九五三年考上北大，一九五四年轉入中文系，遇見了蘇州少女林昭，受到林昭的青睞，他卻沒有接受。《是時候了》攪動北大風雲之後，林昭曾在未名湖畔的一個夜晚為他們辯護。大難臨頭之際，他在北大的萬人大會上公開檢討，不料未能免於沉溺，既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同伴，他們都成了右派分子，或入獄或流放，面對此後漫長的苦難。他也為此背上沉重的負擔，那一天的檢討成為他一生的心結。就是那天晚上，他還叮囑我幫他尋找《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的小冊子，其中收入了他在北大的檢討《我向人民請罪》。

從那次見面以後，他又堅強地活了一年多。直到前天（9月21日）下午大約三點，我正在旅途當中，傳來了噩耗。我想起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我在天安門廣場偶然為他拍下的照片（當時我筆誤寫成了1989年4月27日，特別更正），想起十年來與他的零星交往，想起他、林昭和那個時代的故事。

孤獨一生，留下三本回憶錄

二○○五年春天，我曾寫過一篇小文《「山那邊的一盞燈」》，記述對他最初的認識。從那以後，我們又有過數次見面，他寫的文章也總傳給我看。二○一○年冬天，林希翎的骨灰運回故鄉浙江溫嶺，他不顧年事已高，從湖州到杭州，再從杭州到溫嶺，我們有過一次難得的相聚機會。他在林希翎追思會上的發言，深情、清晰而有力，他引述了一句難友的話「右派是人類的傲骨」，在他身上確實一輩子都保持著「五一九」一代特有的精神氣質。種種非議都將隨著時間被風吹去，他的詩將留下來，他的兩本詩集《西塞娜十四行》、《沈澤宜詩選》就是這個不幸時代的歌吟。

這個世界歸根到底是柔弱的詩歌與不可一世的強權之間的戰爭，真正的詩人會永遠站在強權的對面。他只是一個手無寸鐵的詩人，當他離別世界之時，我尤其感到，柔弱的詩歌卻有著穿透時間的力量。毛澤東的屍體還停放在天安門廣場，卻早已注定遺臭萬年，而沈澤宜詩歌的生命才剛剛開始。

「是時候了」，什麼時候才是「時候」？哪一刻是「時候」？此刻就是「時候」，這一切取決於每個人自己的選擇，其實無論時代有多麼黑暗，每個人都可以點亮自己的那盞燈。沈澤宜《雪地之燈》——

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懷念山那邊的一盞燈

在冷霧淒迷的夜晚

在白茫茫雪地中央

美麗地，孤獨地，凜然不可侵犯地亮著

今天，那盞燈依然亮著，而他也成了一盞燈。

在他生命的黃昏，他以衰病之身完成了三本回憶錄，第一本講述他出生到一九五七年五一九前的往事，湖州一戶好人家，陳英士、陳立夫、陳果夫這些長輩，有才能、有修養的父母，少年的好時光，以及他早年所受的民國教育。第二本講述 「是時候了」點燃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之後他的遭遇。第三本講述他後半生，包括八九年天安門運動中，他與大學生在北大和廣場的日夜，他逃亡、被捕、被囚禁的歲月。

只有第二本以《北大，五月十九日》為名在香港出版過，也是印量很少，早已買不到了。其他兩本則成了他留下的遺稿，他生前未能看到出版。他的回憶錄和他的詩集一樣，都是一個時代風雨蒼黃的見證，他不幸遇見了這樣的時代，終生獨身，無子無女，當他離世時，身邊只有保姆一家和一個遠道趕來的外甥。

他又是有幸的，他存世的八十多年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他都一一經歷了，他的真實人生要比詩更豐富、更深厚、更有內容，他的人生就是一首詩的長卷。

在距離「五七」五十七年後，在林昭被殺四十六年後，他和同時代老人的陸續離世，一次次地提醒我們，「五一九」那一代正在凋零，漸漸隱入歷史的深處。但他們書寫的那段歷史不會過去。今天早上，我從杭州到湖州，一路有颱風帶來的雨，雨中送別沈澤宜先生，送不走的是一個時代，青銅般的記憶，將迴響在未來的世代，我相信。

2014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