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河南提倡血漿經濟導致數十萬人感染數萬人死亡的艾滋病血災，本刊早已報導並出版高耀潔醫生的專著。事發十餘年，善後情況如何？本文揭露受害者仍在悲苦中，而主政者李長春涉嫌這樣嚴重的瀆職罪，被紀委等許多幹部控告三十餘次，中央置若罔聞，還官升高層。作者已經多次公開呼籲胡錦濤嚴肅處理不果，特再發此函，盼引起國人關注。

●河南省紀委及其他幹部曾33次向中央告狀，要求追查李長春（左）在河南艾滋血災中瀆職的責任，尉健行亦曾跟進，但被江澤民一手遮天，不予理會。李克強（右）也被問責。（網上圖片）

尊敬的溫家寶總理﹕

我關於「河南『血漿經濟』十宗罪」致胡錦濤總書記第三封公開信發出後，同前兩封公開信一樣，「泥牛入海」無消息。據我近日對河南「血漿經濟」中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的受害者和死者家屬的采訪中瞭解到，由於我國政府救助很不得力，他們目前依然處在十分悲苦的境遇中為謀求一線生機而苦苦掙扎。這種令人心碎的悲慘狀况讓人無法平靜和忍受。

在二○一二年春節這個年關將至之際，在給胡錦濤總書記公開信屢次無果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向百忙中的溫家寶總理發出公開信，這也是繼我二○一○年十月之後第二次向溫總理投訴，期盼我國政府能以高度為人民負責的態度，直面現實不再推諉，下決心解决因推行「血漿經濟」導致一、二十萬農民感染艾滋病毒和數萬感染者死亡這一震驚中外的河南污血案；熱切希望國務院能像近些年來解决河北「三鹿毒奶粉案」、隱瞞疫情導致嚴重後果的「SARS（即『非典』）」暴發流行案和山西礦難以及上海靜安居民樓失火案等案件那樣﹕

一由國務院立案調查，二對污血案主要責任人問責直至追究刑事責任，三對河南「血漿經濟」受害者出臺賠償和醫療救助方案，以此讓無辜感染艾滋病毒的受害者得到應有的賠償和醫療與生活救助而安居樂業；讓死者家屬得到應有的賠償以慰藉駕鶴西歸的在天之靈。通過這樣得人心的舉措，藉以重拾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失去的公信力並贏得國人對政府的信任。

田喜為賠償上訪八年﹕得到坐牢

請聽聽河南血漿經濟受害者的悲情訴說﹕

我在近日同艾滋病患者田喜媽媽交談中得知，一九九六年九月當時年僅九歲因外傷輸血治療在醫院感染艾滋病毒，同時還感染乙肝和丙肝病毒的河南新蔡縣田喜，他在多年上訪毫無結果再次要求醫院賠償時因遭到拒絕，一怒將醫院辦公桌上電話等物推到地上，法院竟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判他一年有期徒刑。已處於艾滋病二期的田喜出獄後健康狀態每况愈下，身體消瘦，食欲不佳，一點七五的身高體重不足百斤，滿臉疱疹和膿痂，盡顯重病面容和憔悴之態。由於他多年要求賠償與救助無望深受剌激，時而發脾氣總想絕食，曾幾次想放火跳火炕自殺。

據田喜媽媽講，最令田喜不快的是，就是當地對他媽媽的令人難以忍受的惡劣態度。自從田喜出獄後，田喜媽媽代田喜兩次到北京上訪，可是到了北京就被縣裡的截訪人員接回到派出所進行訊問，一再說，如果你再上訪就給「勞教」。

田喜至今還清楚記得，在他坐牢要出獄時，獄警任意給他停服兩天抗病毒藥，以這種停藥將導致前段治療效果前功盡棄非人道的殘忍手段進行威脅說，你出獄後什麼都不能說，就是害死你也不能說，說了沒你好。這種極為恐怖的陰影不時在他腦海中縈繞，聯想到出獄後在猶如人間地獄般的不能與外界接觸完全被隔離的破舊病房，令他寧肯租房在北京長住也不能再回老家重蹈覆轍。

九歲染病以極大毅力大學畢業後現已二十六歲又無分文收入的田喜，想談對象，也想就業或做生意，但現在這些都已成為泡影而遙不可及。在政府不肯出台賠償與救助措施的情况下，田喜可能會成為一位終生依賴家庭不能自食其力的一族。而他在感染艾滋病毒又同時感染乙肝和丙肝，當地規定除艾滋病外其它疾病的治療一律自費，這對於急需救助的田喜無異於雪上加霜。

在田喜父母收入微薄的情况下，為了養家糊口和籌措田喜的治療費，田喜父母又患有高血壓和心臟病，他們不得不將家中六間房中的五間出租，靠這一點收入做補貼以解燃眉之急。在困難看不到頭的今天，田喜一家就這樣無助地在生死綫上苦苦掙扎。

然而，心地善良又十分天真的田喜不止一次地對家人和關心他人說，你們不要因為我無辜染上艾滋病批評黨和政府，也不要批評在河南污血案應負責的上級領導人，你們這樣做他們會報復我，那樣就連現在的治療條件也保不住了，那不是等於讓我早死嗎！

可憐又膽小的田喜近日在北京的一次論壇會上又做出同上述一樣的表示，他一再說，我愛我們的黨，愛我們的政府，只希望黨和政府的領導能體現政治文明和人道關懷，體恤由於政府政策失誤導致的艾滋病群體。我不想得罪政府，只希望我活著的時候早日得到賠償，以此做為生我養我，為我承受壓力、擔驚受怕、備受傷害的父母向他們盡孝留下一點養老金。

田喜如此姿態，並沒換得政府一點憐憫心。就在一個多月前，新蔡縣警方在田喜家門口不足五十米的範圍內安裝了兩個攝像頭，田喜家裡的一舉一動無不進入警方視野。這種對待艾滋病家庭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歧視，而是騎在受害者脖頸上作威作福還不許你有絲毫反抗的惡霸行徑。

田喜媽媽說到最後留下一句話：田喜上訪八年，得到的就是牢獄之災。

李喜閣痛失大女，要求賠禮道歉

我在致胡總書記公開信中特別提到了艾滋病毒感染者李喜閣。她不僅因住醫院分娩輸血治療感染艾滋病毒，還因母嬰傳播導致大女兒和小女兒也感染艾滋病毒。更悲慘的是大女兒因治療無效而過早夭亡，小女兒又因是艾滋病毒携帶者將她拒之於幼兒園外。李喜閣一家四口、三口人無辜受害，而目前仍得不到賠償在苦難中掙扎。特別讓李喜閣每日以淚洗面的煎熬中不能忍受的，就是對大女兒的無限思念。她說我們家太苦了，得不到賠償暫且不論，讓我大女兒早早離開人世的罪責至今無人認帳和檢討，也無人對河南「血漿經濟」導致的嚴重後果負責。她說我們家最苦最苦的就是白髮人送黑髮人，也就是奶奶送孫女，父母送女兒，妹妹送姐姐。為了討回公道，李喜閣上訪多年無結果，有一次竟以「衝擊國家機關」罪被拘留長達二十一天。

李喜閣日前對我說，我甚麼都可以不要，就是想要我可愛的大女兒。我這個冤誰能為我伸啊！

李喜閣現在唯一的要求就是，國家對河南「血漿風暴」要立案，要追究刑責，要賠禮道歉，在這個前提下出台對受害者的賠償與醫療和生活救助方案。她說，沒有一個公平公正的處理，說什麼我都無法接受。她這一要求的實現，不知李喜閣和與她有著同樣命運的受害者在苦苦煎熬中還要等待多少天。

三位感染艾滋病弱女子有苦難言

日前我有機會與三位年齡都在三十歲上下，都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又都是艾滋病感染者的農村勞動婦女交談時對我說，我們希望有人能把我們的苦難和要求向上級反映，但千萬不要點出我們的真實姓名，因為那樣暴露身份就會受歧視，也會受到當地官員的打擊報負。這三位的共同點都是因為在醫院輸血治療感染艾滋病毒。

其中一位是一九九六年因流産輸血治療感染艾滋病毒，由於拖到二○○四年才確診，她和丈夫在這之前一無所知的情况下懷孕，結果在二○○四年前導致孩子因母嬰傳播成了艾滋病毒携帶者。當二○○四年五月確診後，丈夫同年十月就與她離婚。這給這位年紀尚輕的已患艾滋病的女子帶著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欲再嫁已不可能，又得不到任何賠償，這讓她們母子這個單親家庭從此陷入了毫無幸福可言的苦難深淵而無力自拔。

另一位女子一九九五年因車禍輸血治療，一九九八年經檢測發現被感染艾滋病毒，也是二○○四年才最後確診。但由於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於二○○一年生下了因母嬰傳播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悲劇發生後，丈夫與她離婚。離婚後該女子因服抗病毒藥出現嚴重的副作用，導致對肝、腎和心臟等內臟造成了嚴重的不可逆轉的損害，孩子也發育不良。現在母子二人過著每月只有二百九十元的低保生活。這位女子深情地說，我內心的痛苦不是三言兩語能說盡，有的又無法對外人說，可是又有誰能伸出援手讓我擺脫苦境呢！

再一位女子與上面所述情况一樣，她染上艾滋病毒後，丈夫沒有同她離婚只是分居，最要命的就是不和她說話。後來她丈夫外出打工常年不歸，偶爾回來只是和孩子交往但就是不搭理她讓她守活寡。這位女子說，我身子已經不行了，不能下地幹活完全成了廢人，我輸血感染艾滋病毒又得不到賠償，天降之災始終得不到丈夫的諒解與同情。她說最讓她不能忍受的就是連在家裡都得不到溫暖，這樣度日如年的非人生活，我可以不要國家賠償，但不能失去親情成為孤苦伶仃的人，這不是等於讓我在這人世間白來一遭，還有什麼活頭呢！

這三位悲苦女子和田喜與李喜閣以及所有「血漿經濟」受害者一樣，他們多麼渴求政府的善待與關愛，又多麼期盼與健康人一樣享有愛的天空。

感染者治療中急待解決的問題

這是我在采訪中聽到河南「血漿經濟」受害者呼聲最為強烈的一個問題。受害者反映最多的主要圍繞「生存」與「治療」這兩個方面。

一是低保太低。現在很多地方只能領到一百五十元甚至六十或七十元；有的地區連一分錢也拿不到。他們認為，無辜感染艾滋病的受害者已經失去勞動能力，收入又低，給我們的低保起碼應當與城市低保水準持平。

二是免費醫療卡內注入經費嚴重不足。按要求這種卡每月最少應注入三百元，可是有的地方只是一百五十元。有地方還沒有給受害者辦理免費醫療卡，這讓感染者難以維繼。

三是國家規定每半年或每一季度的病人體檢，會有五十元的交通補助，一年也就是一百至二百元。 這一點錢有些地方也沒有落實。

四是據民政部規定，對每一個病人每個月應付給二十元的生活補助，一年也就是二百四十元，可是有些地區則遲遲沒有發放。

五是免費治療不免費。因為免費治療只能在定點醫院，而定點醫院一般就設在傳染科。但艾滋病人平時生病不一定是傳染性疾病。由於傳染科醫療技術水平和衛生條件差，病人如在定點醫院用少數幾種免費藥，根本治不好病；想要治好病，就必須到別的醫院自己花錢，所謂的免費治療，只不過是畫餅充饑。

六是定點病房環境差。別的醫院有空調，免費病房則沒有，就是有也不開；有的甚至連被子都沒有。聽起來艾滋病人似乎比普通病人得到的關愛多，但從醫療條件上看，這就是一個被丟弃的群體。

七是有相當一部分艾滋病患者沒有接受過政府相關的醫療培訓。服用抗病毒藥物是需要醫生指導，尤為需要藥物依從性方面的指導及陽性護理的培訓。但由於缺少這一培訓，有些感染者領到藥物拿回家吃了有副作用就自已停藥；也有一些人覺得吃藥沒有反應也任意停藥，嚴重影響了治療效果。

八是雙患家庭生活負擔沉重，有些地方沒有得到民政部對感染艾滋病毒的兒童所規定的福利，也得不到教育支持。

九是做為檢測艾滋病患者的疾病狀况和免疫力水平的CD4測試，有些地方不告知患者，這妨礙了患者自我保護積極性的發揮。

十、在感染艾滋病毒的同時有相當一部分受害者感染了丙肝，有的還同時感染了乙肝。國家將這些同時感染另外兩種病毒的人推出門外棄之不給免費治療，這種極不得人心的做法有待糾正。

除了我上述提到的對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視外，最為突出也可以說最嚴重的要屬前幾天二○一一年艾滋病日活動期間，也就是溫總理向世界做出關於艾滋病零新發感染、零歧視和零死亡的全面承諾之時，來自河南省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到北京上訪過程中，先是遭到來自河南當地的打壓，大部分人以當地「維穩」之名被地方政府派來的人抓了回去，餘下的上百名上訪者公安對他們形影不離。為了對付這些上訪者，北京警方竟下令任何旅館和酒店一律不得讓他們入住。這些上訪者那幾天只能在火車站、醫院或地下通道栖身。有的上訪者到民政部上訪還被警察打傷。這些發生在首都而且是艾滋病日實現「三個零」承諾的活動中。這種情况接二連三地出現是對我國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視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敲響了警鐘。

為主要負責高官開脫罪責

「無過錯補償」方案的研討是妄圖為河南污血案主要責任人免受追究的怪論。

令全球極為關注的發生於一九九○年代因主政河南省的李長春推行「血漿經濟」，提倡「賣血致富」而導致一二十萬農民無辜感染艾滋病毒和數萬感染者死亡的河南污血案，國家至今既沒有立案，也沒有對主要責任人問責，更沒有對受害者進行賠償。我在致胡錦濤總書記第三封公開信中將其稱之為對有嚴重罪責的二位高官實行了「網開一面」的「三不政策」。

然而有的人對這樣「免立案」「免問責」還嫌不够，近個時期以來，某些官員在上層授意下竟公然唱出對河南污血案可以實施謂之為不追究過錯的「無過錯補償」論調。也就是將有嚴重罪過改為不追究的「無過錯」，將對受害者的「賠償」改為「補償」。他們把給予受害者的賠償當成施捨和恩賜與受害者討價還價。不難看出，這種由上層示意出籠的論調，其用意明白無誤地表明，就是公開而且極力為河南污血案負有主要責任的二高官開脫罪責，而其中隨幫唱影的又不乏與河南污血案有著某種牽連的政府官員。這種想假借論壇名義改變河南污血案的罪惡性質，其司馬昭之心已昭然若揭。

「賣血致富」的河南污血案的罪惡性質事實俱在，不管施展什麼招數其性質都是無法改變的。那種企圖將有嚴重過錯改為「無過錯」，把「賠償」改變為 「補償」這樣戲劇性地一改，從而輕而易舉地將河南污血這案一下子由「犯罪」變成了不必追究的不過是小事一樁的一般問題。這種「偷梁換柱」的一招，是對法制明目張膽地踐踏，亦是對受害者能獲得合理賠償的權益侵犯。這種由高層示意和由政府官員出面定調的圖謀，也就是在國務院沒有立案調查就越位拿出所謂「無過錯」的「補償」方案，當然是人們無法接受的騙局。假若讓上述與河南污血案有某種牽連的官員也參加到國務院調查組當中，這樣的官員無疑會左右調查結論而令這種調查失去公正性。因此這是不可小視的不光彩行為。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如果按照上述邏輯來辦，河南污血案性質的改變真的成為事實的話，那麼國務院近期對七點二三溫州動車相撞導致重大傷亡事故確定給每位死者九十三萬元的賠償只給一二十萬也就足矣。同樣前幾年由國務院定性處理的河北「三鹿毒奶粉案」等案件都可以任意改變案件性質，已定罪判為無期徒刑的就應無罪釋放，已被撤職的高級官員也可以官復原職了，這樣下去將成何體統。河南污血案比上述任何案件都要嚴重好多倍，可是河南污血液案由於有「後台」和官官相護這個護身符，其主要責任人遲遲不被問責就已够腐敗了，現在又上演這樣一出鬧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豈不是空談。

河南艾滋病雙延誤必須問責

對艾滋病毒感染者檢測和確診太晚和早期治療太遲付出高昂代價不可寬恕。

我在與河南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接觸中，相當一部分受害者就是在這種情况下深受其害的。據瞭解，北京屬於本市戶口艾滋病死亡率僅為百分之五左右，上海也大致如此，而河南要比這個比例不知要高出多少倍。這不僅因為感染者在不知情時懷孕生育，導致新生兒母嬰傳播病例多發，又由於檢測和確診太晚導致感染者失去早期最佳治療時機加重了病情而過早死亡。正是由於這種延誤確診和延誤治療的「雙延誤」，河南艾滋病患者死亡率高是「雙延誤」結出的難咽苦果。

現在我無法掌握河南艾滋病的死亡率的確切數據，但根據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給我反映的情况看和他們拿出的數據，死亡率高得令人驚愕，也就是有不少本該有機會活下來的受害者却過早離世，這是民族一大悲劇。但是處在國家層面上的我國職能部門即國家衛生部和國家安監總局，至今也沒有從河南推行「血漿經濟」中找出應吸取的教訓，就連包括「雙延誤」和由此導致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雙高」這樣一條教訓也沒有總結出來，我國由於河南省對艾滋病毒感染者檢測和確診太晚和早期治療太遲為此付出的巨額學費，就這樣白白地付之東流了。因此無論怎麼說，河南污血案出現的由賣血和治療中輸血這兩個環節造成的艾滋病高感染率與高死亡率，僅就其中一條就可以對河南污血案的主要責任人問罪，而對其問罪的又何止這一條。

實名舉報李長春者屢遭打壓

我在致胡錦濤總書記的第二封公開信就提到，原河南省委紀委有四位委員自二○○四年九月以來，一直堅持對高官李長春在擔任河南省省長和省委書記期間，嚴重瀆職造成疫情蔓延，人民生命財産遭受巨大災難的嚴重過失向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會、中央紀委和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控告；二○○六年又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訴這位高官嚴重瀆職，造成數十萬人不幸感染艾滋病毒，一萬多人因艾滋病得不到治療而死亡的驚天大案。但由於中國高層出於對有嚴重過失高官全力保護的態度，曾先後委派兩位政治局委員與控告那位高官的原河南省委四位前紀委官員施壓，妄圖將河南省嚴重的污血案事件虛無化。

另據披露，河南省黨政幹部、紀委、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於多年以前，總共有三十三起因「血漿經濟」造成河南省二十二個地區近二十五萬人感染艾滋病毒向高級法院控告李長春嚴重瀆職罪問題。這些控告都被上層一個個給壓了下去。這種用紙包火、掩蓋李長春罪行的伎倆居然在一時間成為可能。

一九九八年接替李長春在河南省執政的另一位高官李克強，他上任後極力掩蓋李長春推行「血漿經濟」導致艾滋病在河南大規模泛濫的劣跡，並繼承前任打壓舉報者和上訪者的衣鉢，拘捕和拘留舉報和上訪者的事件多發生在李克強在河南執政期間。這實際上正像有關人士所說，李克強前去河南是為撲滅前任領導因艾滋病泛濫導致民怨民憤引發的那把火。就是在他但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並主管全國艾滋病防治工作期間發生的田喜被無辜判處一年徒刑的事件上，做為主管的他，竟不出面對踐踏法制的惡劣行為進行干預而默不作聲。做為政治家對他最不可原諒的就是他和李長春多年以來一直把長期隱瞞河南暴發流行的艾滋病嚴重疫情做為他們的共同目標，直至當今也沒有就此向國人道歉。他們二人就這樣共同書寫了長期隱瞞河南艾滋病暴發流行的醜聞和共同鑄造了「河南艾滋門」。這樣的政治品德不被追究還要力薦擔任更重要職務，豈不令人匪夷所思。

我至今算這次已是第六次實名舉報，前不久中國高層曾令北京警方對我傳訊，這顯然同對河南多起舉報者打壓一樣對我施壓，妄圖達到上述同樣的「用紙包火」的目的。上述冷酷無情的現實讓我感受到，要求對二位高官立案和問責真是太難太難了。我現在不得不這樣說，如果再發生警方對我施壓的惡劣做法，就等同於在乾柴堆上玩火必將導致星火燎原。就是發生「出師未捷身先死」的不測事件，我也在所不惜。

鑒於解决已經拖了近二十年，現在已到了不能再施下去的河南污血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殷切期望溫家寶總理在其任內，像解决上述提到的那幾個案件一樣，果斷出手，不留後遺症地將河南污血案解决在2012年的「龍年」。讓在河南「血漿經濟」中的受害者家庭在龍年春節都能吃上舒心的餃子，也讓這些家庭中的女孩子都扎上紅頭繩，在歡度這樣美好的節日中期待著龍年國務院對河南污血案一立案、二問責、三出台對受害者的賠償與醫療救助方案，從而結束受害者無休止地上訪和喊冤這樣不堪回首的苦難生涯，讓眾多受害者翻開新的一頁，開始夢寐以求的新生活。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讓我們期待那美好一天的早日到來。

此致敬禮！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

原中國健康教育協會副會長  陳秉中

原北京醫科大學  兼職教授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