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歷程的記錄
范梓

二○○六年走近尾聲,時光正跨入新一年的門檻,而《開放雜誌》也將開始他的第三個十年。回顧剛剛過去這二十年的中國社會和政治演變歷程,可謂跌宕起伏,波譎雲詭,風雲變幻。而《開放》的胎動期,即一九八六年底到一九八七年初,正是中國社會政治發生重大轉折的時段。

  在此之前的七八年裡,大陸改革和開放,基本上處在「撈浮財」或曰「撿便宜」的階段。正因為毛澤東生前種種政策的荒誕悖理,搞到天怒人怨,國將不國,以致於幾乎只要以一個普通農民所具備的智力和常識,便足以揭穿時弊,撥亂反正了。被吹得天花亂墜的農業政策,還不就是讓一群不懂甚麼高深理論的安徽農民,一鋤頭打破了荒謬的原型?

八十年代已暴露政經體制的矛盾

  毛的經濟社會政策,實際上是跟普遍的基本人性對著幹,而恰恰是這點,給了後繼的改革者以極大的操作便利和迅速的收益回報。當時的執政者只需按照普通人性乃至本能順勢而行,千瘡百孔的亂局就可很快扭轉。回首歷史,如果不是執政集團生怕失去或影響既得利益而多所阻遏,八十年代的改革成效本應該大得多,快得多。不過總體上說,那幾年的改革,一方面使城鄉特別是農村民眾生活得以改善,同時執政集團的利益不僅未受損,甚至也大有得益。這段改革的「蜜月期」差不多是朝野上下「咸與改革」的時期,以致在文革中也吃了些苦頭,也想一定範圍內走出毛的陰影的鄧小平,於一九八六年年中一次聽取經濟情況的匯報時,主動提到了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他說:「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

  鄧在七十年代末剛復出時,發出些暗批毛魁的言論,八○年還在內部發表關於改革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問題的講話。也許是經濟形勢的看好,他到八六年年中重提舊話,稱「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不然的話,機構龐大,人浮於事,官僚主義,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必然會阻礙經濟體制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後腿。」 顯然,鄧所謂「政治體制的改革」只不過是行政體制層面的改革,他想要解決的是個效率的問題,而不是權力的來源及監督和制衡的問題,但無論如何這已多少涉及經濟以外的上層建築的領域,黨內一些更保守的集團和官員甚至連這一點也不願看到。

  然而當時現實生活中,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所需求所爭取的,已超出了所有共產黨執政者所劃定的禁區。人們對黨文化的虛偽陳腐越來越不屑一顧,對政治弊病的批評日益公開和尖銳。所謂「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在那時的媒體上頻頻出現,似被諷為「忘本,不知足」:「肉是黨給你吃上的,你竟還要罵?」其實,正因為經濟生活中某種程度的「鬆綁」,才使得政治上思想上的仍受束縛,顯得更加不協調,變得更加不可忍受。

不斷擰緊螺絲釘,直到六四爆發

  到一九八六年底,不滿,終於從言論再次轉為行動。十二月中下旬,多個城市,包括合肥、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大學生先後走上街頭遊行,喊出了從改善學校管理到反對腐敗以至政治改革的多項口號。這些實際是廣大民眾的共同呼聲,更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結果執政者以它慣常的鎮壓手段,動用國家機器,將一次和平理性溫和的請願運動,消滅在「萌芽狀態」。

  鄧小平於是迅速收起了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言論,轉而重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老調,

並在黨內外著手清洗和批判。一九八七年新年伊始,《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獻詞,又開始強調「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

  兩星期後,一月十三日(編按:本刊創刊號於一月十日出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出《關於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章》的通知。據此,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先後被開除黨籍;差不多同時,胡耀邦向政治局提出辭去中共總書記的要求;而在思想文化學術各界,「擰緊螺絲釘」的政治風暴火速地展開 ...... 就這樣,一場原本可將中國引向深層次改革,接軌國際,走向文明世界成為其中一員的和平請願,被一批把黨(其實是自身)的利益放在國族命運之上的執政者扼殺了。如果這些人具有後來蘇聯東歐領導人一半的文明和開放,就至少能夠避免兩年半後天安門屠殺的曠世慘劇,也不致被釘在世界文明恥辱柱上示眾至今。結果是,中國再次與百年難遇的機會擦身而過,走向國際主流價值的對立面,站到歷史的錯誤一邊。

二十年政治變動的全記錄

  儘管近年來,大陸官方在犧牲生態環境和勞工利益的情況下,利用外來資本和技術,刺

激了經濟尤其是GDP的增長,但他們自己都明白,那是不「可持續的」。至於貪污腐敗,貧富懸殊,庶民抗爭,地區差距,道德淪喪,盜賊蜂起,更呈不斷加劇之勢。在此背景下的所謂「盛世」之說,越益能品出反諷的況味。當然,對特權階層而言,大概真的感覺躬逢「盛世」因為歷史上很少有人曾像他們那樣的無所顧忌,為所欲為。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卻又普遍地預留後路,狡兔三窟,暗渡陳倉,敲定沉船時的預案,留足崩盤後的細軟。

  列寧當然說過無數的瘋話,但至少有一句看來是對的,大意就是,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覺得現狀維持不下去時,革命也就來臨了。

這二十年來,從中國經濟改革的「蜜月後期」到政治大變動的「前兆期」,《開放》幾乎作了全紀錄。讀者當然希望她更好地記下去。何況,真正的好戲也就在後頭。

(作者係中國旅港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