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文革受難者》書（開放出版社二○○四年）中，甚至沒有寫出封面設計者的名字。設計者太謙虛，竟沒有覺得需要署上名字。但是留心到書封面的讀者，或者經我提醒注意到這個設計的讀者（因有的讀者眼力不濟沒有覺察深黑底色上的淺黑漢字），都一致讚賞這個封面。只是因為他們不是寫文章的人，所以未能發表他們的讚辭。值此祝賀《開放》開辦二十年之際，請讓我來特別感謝這個封面設計。

　　封面上的書名《文革受難者》是豎排的白色大方塊字。副標題《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為紅色豎排小方塊字，另加作者名字和作序者名字。這些也許都屬平常。最重要的是這些白字和紅字的背景。

背景是深黑色的。上面有淺黑色的密密層層的楷書漢字，三字或者兩字一組，都是中文人名，一排排，一列列，從左上角傾斜伸向右下角，上下左右，人名蓋滿了整個封面。雖然深黑淺黑反差不大，但每一個名字都清晰可讀。

這些名字，是書中的文革受難者的名字。這本書是六百五十九名文革受難者的列傳。其中絕大多數是普通人。正如副標題所指明的，這是關於他們的苦難遭遇的記錄，資料則主要來自我的調查尋訪。

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知道，一方面，六五九個名字只是千千萬萬文革受難者中極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們的個人慘劇實際上也代表了千千萬萬文革受難者的共同遭遇。他們死了，連名字都不准記載。他們的生命以至名字，都被文革毀滅了。他們被當作「牛鬼蛇神」迫害致死，死後還被罵作「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語）。在文革後，他們的名字先是因為級別不夠而不被媒體報導，後來又因為當局長期禁談文革而被遺忘。經過了漫長的歲月，終於，他們的名字被印在了封面上。這是多麼大又是多麼小的一步！

封面印刷精緻，加上紙質細膩光滑，無論是觀看還是觸摸，都給人一種以黑色大理石建造的受難者紀念碑的感覺。本來，如果可能，我們是希望造一座真的文革博物館的。現在雖然不能，我們也要把他們白紙黑字地寫到書裡（這本書有五十二萬字長）。儘管我們還看不到刻有受難者名字的堅硬光滑的大理石碑，我們先把他們印在有大理石效應的封面上。雖然在中國還從來沒有過這樣寫滿名字的為受難者立的紀念碑，但是我們應該有。在這方面，這種改變在價值理念和美學風格上都會是有很大意義的。

現在，有中國人發出疑問：把這些普通人的事情寫出來有什麼意義？將來的中國人會問：那時候他們怎麼能對受難者不聞不問？

把受難者的名字記錄下來，把受難者的名字印在封面上，除了視覺上的衝擊效應，還至少含有兩個抽象而重要的意義。第一，體現了對人道精神堅持。如果我們承認人是天地萬物中最尊貴的，我們當然記錄每一個受難者並且為他們伸張正義。第二，體現了面對歷史真相的勇氣。文革的主要場景就是對人的迫害，文革的主要罪惡就是殺害了這些受難者。誰也不能把這些普通的受難者的名字抹煞或塗白。

這個封面莊嚴肅穆，含義深刻。在美學上和理念上，這個封面都有高境界。

回憶起來，設計過程很花了心血，其間至少四易其稿。記得看過第二稿後我已經猶豫要不要再提否定性的意見，但是這時設計者又傳來第三稿，就是現在這個以深黑色上的淺黑色受難者名字作背景的基本構想。我一看到就被吸引住了，覺得簡直不可能再好了。後來又作了一些細節修改，包括標題字體等等，才成定稿。

這本書出版已經兩年多來，我一直沒有向設計者談過我的這一謝意和讀者們的交口稱讚。有時自我審察，感到自已和一些人一樣，由於文革的壓抑環境，也由於惰性，往往對應該稱讚和應該批評的事情都習慣性地保持沉默。封面的事情也可以算是一個例子。直到前幾天，聽說下一期《開放》將紀念創刊二十周年，我才提起封面事。設計者回信說：

我對美術有過業餘愛好，來香港後，則是邊做邊學，為了生存。我們這一代的青春都給理想騙走了。但真善美總沒有在心底消亡。你看過《齊瓦哥醫生》吧， ......

也許我們得感歎，當文革的迫害、監禁和殺戮是否罪惡還在被爭論時，這樣一個人類文明的基本法律都還沒能得到澄清時，我們是否還有能力和精力來探討《齊瓦哥醫生》中對精神和靈魂的探索？不過，讓人欣慰的是，真善美的願望還在，也還在被求索。

設計這個封面的人是開放雜誌的主編金鐘先生。

寫於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