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刊物出版了二十年，向讀者作「工作報告」是編輯的責任。最近當我翻閱十年前，也就是本刊十週年的特輯時，才真正感到歲月的無情。那是面臨一九九七的前夕，雜誌度過了創業坎坷的階段，但是放眼未來，仍不敢有多少樂觀。記得那次酒會，光臨嘉賓有我們尊敬的前輩台北《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先生，他送一幅親筆書寫的條幅給我們：「成果豐碩十年的路走得很辛苦，迎接九七還有更多的十年要走」。我心頭一笑，還要辛苦十年嗎？那是多麼遙遠啊。不料，今天居然是又一個十年過去了。劉紹唐師傅已於二○○○年謝世，他辦雜誌三十八年，後來由世新大學接手。

關注中共第一代的影響力

過去二十年，我們有幸見證了許多難忘的大事件。前十年有中國八九民運和蘇共倒台，後十年也不平凡，首臨的香港「九七回歸」就如同稍後的美國九一一事件一樣，空前震撼。我們和香港新聞界一道，沉著應付，使「九七」與「九一一」一樣成為雜誌的一個新話題，光是我們的回歸特刊已經贏得口碑。

進入二千年，台灣民主發展到政黨輪替，而九一一恐怖襲擊引致的西方與伊斯蘭社會的連綿衝突，也是我們持續跟進、深入探討的議題，我們沒有交白卷。台灣民主與美伊戰爭，我們有不少高質量的文章發表。

但是，作為一本對專制體制持批判立場的政論雜誌，我們關注的重心在中國大陸││這一點，三十年來不曾有一刻的鬆懈。中國發生的任何重大變化，無論政治與經濟，社會與文化，都在我們雜誌上可以看到大陸看不到的深入報導與評論。海外這樣的獨立媒體，誠然不止一家，但開放編輯部及其筆陣中的各地作家，有一個格外鮮明的選擇，那就是高度重視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影響力及其消亡。

中國政治改革二十年停滯不前，甚至如阮銘先生所說是大倒退，原因何在？在於中共第一代太強勢。毛的獨裁統治史無前例，表面上似乎人亡政息，走資滾滾熱，但一黨專制的精髓在毛死後，由他的老戰友鄧小平非常頑強地保存下來，鄧的垂簾聽政竟長達二十年之久，換言之，從一九四九年建國到一九九七年鄧死，近半個世紀，中國人生活在中共第一代強力專政之下。第一代扼殺了最有希望的第二代胡耀邦、趙紫陽，然後把權力交給平庸保守每下愈況的第三代、第四代││基於這樣的政治解讀，我們二十年鍥而不捨的批毛、批鄧，出版《共產中國五十年》、《紅朝宰相》、《文革受難者》、《陽謀》、《文革大屠殺》、《追尋六四受難者》，直到去年出版有世界影響力的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那是其來有自。我們把這項使命視為雜誌和出版的生存價值所在。

一本時論雜誌迷於追蹤歷史，很不明智，也很艱難。有大陸學者對我說，你們登的東西有價值，但我們很難引用，因為不具學術刊物的嚴謹。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為我們要在市場上求生存，雜誌的定位只能是大眾傳媒，而媒體表述自然與學術論證有區別。早期有駐大陸的西方記者給我們一些他們難以發出的我們認為可信的消息，後來我們也有了一些可資信任的消息來源，但處理的方式仍然是新聞界通用的手法。因此，也建立了我們的公信力。例如，趙紫陽致中共十五大函，是我們首先獲得，再轉發其他媒體。又如，我們九一年八月獨家報導「中央黨校的批鄧黑會」，據悉是鄧南巡講話的動因之一。

資訊電腦化是十年中最大變化

和第一個十年相比，資訊的電腦化，是近十年我們感受最大的變化。我們開始學電腦是九十年代末期。一方面是雜誌製作工藝過程的電腦化，二方面是編輯程序的電腦化，三方面是資訊流通的電腦化。我們起步比許多大媒體晚，但也終於跟上來，學會了中文輸入和常用的電腦操作，這要感謝幾位朋友的耐心指教。尤其在啟蒙階段，他們不厭其煩、諄諄善誘，使我們逐步擺脫傳統的平面媒體作業方式，有了自己的網站和廣大的公關網絡。離岸編輯技術，提供了過去無法想像的效率與方便。

中國民主化還要多久？

我們甚至透過網絡，提供部份內容的英譯服務。在中國和海外，互聯網成為發表不同政見、爭取新聞自由的主要工具的時代，我們作為少數倖存的印刷媒體的電腦化，使我們和廣大的自由網站保持密切的互動關係，時刻把握瞬息萬變的資訊脈搏，加上和歐美幾家電台（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和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台灣中央廣播電台長期的交流，我們的聲音隨時傳播到渴望自由的大陸千家萬戶││這是前十年不可想像的進步。

　　政論雜誌的命運往往依附於政治形勢的演變，香港在毛死後的中國大變局中，曾有多本政論雜誌面世；八九年六四事件時，政論雜誌也曾暢銷一時。大陸以思想活躍的五四時代，政論雜誌最熱潮，台灣則當推蔣經國執政時的黨外時期。隨著黨禁報禁的開放，黨外雜誌多數不復存在，少數則轉型為新聞周刊。

在一個穩定的沒有激烈挑戰的社會，政論雜誌的生存條件如何？紐約作家董鼎山先生在本刊介紹過美國的幾本知名雜誌的興亡。給人印象良深。一九九九年，他介紹美國已故總統肯尼迪之子辦的一本極有特色的溶娛樂與政治於一爐的政治雜誌《喬治》 (George ) 。該刊發行量四十萬份，創刊基金達五千萬美元，現已停刊。這本軟性政治月刊，也許過於豪華。董先生去年三月介紹的政論雜誌《新領袖》（ The New Leader ）值得參考。那是一本靠基金會或社會團體支持的「小雜誌」，讀者少，廣告不多，銷路只有一萬份上下，一年虧損四十萬美元。但是，這是一本「最有影響力，也最少人知道的雜誌」。一九二四年創刊，去年停刊，出版了八十二年。董鼎山是該刊的撰稿人。這本雜誌的立場被視為反共的自由派。它攻擊斯大林，揭露古拉格勞改營，首先發表赫魯曉夫二十大秘密報告。蘇聯視它為反蘇刊物，給它寫稿的人可能要坐牢。但在自由社會卻有不少知名的知識份子為其撰稿。有時沒有稿費，有時發一百元一篇的酬報。該刊在蘇聯崩潰後失去了批判的靶子，一直找不準刊物的定位，在資金不足下終告停刊。

「開放」當然不愁沒有批判的題目，但是要撐幾十年，那是不可能的。在此二十周年之際，我請問多位政論作家的問題是，再一個二十年，中國會民主化嗎？因為那是我們這個刊物理論上的終點站。

我得到的一個回答是，不用二十年。謝天謝地，再一個二十年，是不是太遙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