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雜誌創刊二十年，我是中途加入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發生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我和許多採訪過六四事件的香港新聞工作者一樣，從此有了揮之不去，深不能自拔的六四情結。六四學運讓我們看到共產中國有了民主的希望，而後六四鎮壓又讓我們為中國政治的倒退感到挫折和失落，覺得必須做些甚麼事，於是在該年十月開始為開放雜誌寫稿，後來更將自己的事業生涯與這本以關注中國民主前途為宗旨的期刊結合在一起。

　　初寫的稿都與中國民運有關，寫過巴黎民陣成立大會，民主女神號廣播船抵台灣、成都六四大起義、萬潤南專訪等等。寫了兩年多，金鐘邀請我加入開放雜誌。一九九二年五月開放雜誌被大地產商劉鑾雄收購後，從大王東街一個老舊的住家公寓搬到告士打道三十八號的甲級寫字樓海軍大廈，我開始到開放雜誌做兼職編輯，每天下午到海軍大廈上班，晚上從海軍大廈走到告士打道六十六號的華夏大廈香港時報上夜班。在這打兩份工的時候，曾於一九九二年十月被香港時報派到北京採訪中共十四大、亦順便做開放雜誌的特約記者。這是我最後一次到中國大陸正式採訪，因為幾個月後一九九三年二月國民黨辦的香港時報停刊，三月我在開放雜誌由兼職轉為全職編輯。

度過開放的艱難時刻

　　但不過數月，我面臨人生一大抉擇。當時開放的老闆劉鑾雄突然決定停刊，外界紛紛猜測是前兩個月我為開放雜誌寫的一組專題文章「中國十大家族」惹的禍，因為文章中羅列的中共十大權貴家族其一是王震，而大老闆又正在與王震家族合夥做生意，但是否如此，至今不知。

　　停刊後，金鐘面臨在無任何資金支持下是否獨立繼續辦下去的艱難選擇，而我內心也有很大掙扎。我是兩個女兒的母親，大女兒讀中學，小女兒尚年幼，僅只五歲，養家的擔子非常沉重。我曾猶豫是否需要去找另一份較有保障的工作？最後金鐘決定咬著牙重新注冊再辦《開放》，我也留了下來幫手。一九九三年底雜誌社從寬敞豪華的海軍大廈搬到軒尼詩道德興大廈一間狹小的辦公室。那段日子大概是我經歷過的開放雜誌最困難的時候。

　　轉眼之間，十四年過去。最近我路過告士打道六十六號，曾是國民黨黨產的華廈大廈幾度易手，已改名為筆克大廈，聽說還是中共資金的產業。歲月滄桑，香港和中國大陸都有了很大變化。

　　一九八○年我由四川老家移民到英國殖民地香港，是為了逃避共產黨的統治。那時不知共產極權制度會持續多久，也從未想到它會短命夭折，想到的只是要離這種令人窒息的制度越遠越好。

和大陸交流逐漸暢通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想逃避的又來到眼前，但是六四和蘇東波已讓我們知道，這個制度已走到盡頭。我們與那個制度下仍在掙扎的同胞已命運相聯，我們不想再逃避，現實也不允許我們再逃避。紅朝來臨，港人普遍悲觀，開放雜誌大概是最坦然面對者之一。不是我們比較勇敢，而是比較清醒而已，知道中共後極權政權已是強弩之末。而後的歲月也確乎如此，每年的六四之夜維園依然是萬點燭光，五十萬人回歸日大遊行迫使北京收回二十三條 ...... 香港人頑強地防守著自己的法治和言論自由。

　　中共依然是專制的中共，但中國民間社會已不是過去的民間。我初到開放雜誌時，願與我們這樣的所謂「反動雜誌」打交道寫稿的多是已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國內人顧慮很多，私下交往可以，公開很難，寫稿例必是筆名。但後來許多作家和知識份子已無所顧慮，公開與我們來往，包括中共體制內的民主派人士。尤其是互聯網的出現數碼科技的日新月異，使得我們的雜誌與國內朋友的交流已近暢通無阻，甚至不分彼此，很多朋友根本就將《開放》當作他們自己的雜誌，有時一開口即是「咱們開放」，一點也不見外。

　　開放雜誌堅持二十年，朋友們對我們有許多讚美之詞，其實真是過譽了，我們是在很安全的環境中享受香港的言論自由，與國內的朋友相比絕非勇者。利用我們這個小小的窗口，為國內的同胞發一點聲音，實在是我們的榮幸。走筆至此，傳來陸建華因涉程翔案判二十年重刑的消息，內心震撼不已，覺得一國兩制對大陸的同胞真是太殘酷、太不公平了！變一國兩制為一國一制，使大陸的朋友也和我們港人一樣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有表達的自由，這應該就是開放雜誌創辦的初衷，及苦苦堅持下去的動力吧！希望這一天早日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