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天樞:誰不願意妥協?
傅國湧

● 《大國崛起》總策劃麥天樞強調中國建立現代國家需要各方學會妥協。此話動聽,但在專制中國,民間弱勢,妥協的主動權從來都在居於強勢的權貴當局。


●《大國崛起》總策劃麥天樞。


● 引發辛亥革命的四川成都保路運動血案圖。 1911 年 9 月四川總督趙爾豐逮捕領導保路運動的地方土紳,成都市民在總督府前請願要求放人。督府開槍鎮壓,四川人遂揭竿而起。 10 月武昌起義爆發。

從二○○六年冬天炒得沸沸揚揚的電視記錄片《大國崛起》說起吧,該片總策劃麥天樞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反復強調這個片子的「妥協」含義:「我非常渴望讓公眾理解『妥協』這兩個字的社會價值和理性價值。西方這些現代國家的建立,其標誌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協合作的方式,來探尋一種新制度,探尋社會利益分配的一種新形式。」

  在新一輪社會轉型當中需要大力倡導理性和妥協意識,這一點,我完全贊成。也希望能以協商的、和平的、漸進的方式順利實現社會的轉型,避免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社會震盪。「妥協」不是「投降」,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承認對方的要求、願望和利益。妥協也不是無原則的和稀泥,不是私下裡的分贓交易。妥協是一種陽光下的搏弈,它意味著公開、平等、直接的對話機制,意味著每個人、每個社會階層無條件地享有社會資源的權利,如同享有陽光、空氣和水一樣,妥協和理性密不可分。這樣的妥協,正是人權意識的重要基石,也是現代文明賴以形成的原因之一。

麥天樞訪談很中聽但非現實
麥天樞在這篇訪談中說:「要建立中國式的政治民主,無論這種政治民主是怎樣的,它都不可能脫離社會的矛盾與衝突。解決這些社會矛盾與衝突,我們的目標也好,西方的經驗也好,都意味著,不同利益群體的合作和妥協,是成本最低,代價最小的,效果最好的。有了這種妥協意識,才能尋求和成全一種妥協的制度,民主制度其實就是一種妥協的制度。沒有這種普遍的社會意識,就不能支撐,不能養育,也不能維護一個試圖妥協的制度。」

  這番話很中聽,然而,「一個試圖妥協的制度」畢竟只是一個畫餅,迄今為止,這個制度壓根還沒有在我們生存的這塊土地上誕生,所謂「試圖妥協」不知從何說起?現在的問題,是誰「試圖妥協」?是朝廷?是權貴?是掌握絕對資源優勢的強勢集團嗎?從歷史到現實,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往往是高高在上的強勢集團不願意與芸芸眾生妥協,是朝廷不具備妥協的誠意,是習慣於贏家通吃的權貴們骨子裡缺乏妥協意識。要學會妥協,逐步培養妥協意識,習慣妥協的思維方式,首先只有說服他們,讓他們認識到,要想最終避免玉石俱焚的結局,實現雙贏、多贏,就只能承認妥協。一般情況下,只有等到他們具備了妥協的誠意,妥協才有可能在現實中出現。至少到今天,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朝廷和它代表的強勢集團「試圖」和我們這個廣土眾民的社會妥協了,相反的信號倒是很多。

  那麼,普通知識份子、毫無權利保障的弱勢群體、億萬為生存發愁的普通大眾||居於弱勢一方的民間社會不願妥協嗎?即便他們「試圖」和朝廷妥協,朝廷會予以理會嗎?千千萬萬上訪者的命運不就是最好的提示嗎?弱者往往沒有妥協主動權,主動權是在強勢一方。麥天樞批評中國知識份子「向來尋求最高的目標,無法達成合作」,也就是說他們沒有學會「只追求有限的、相比較而言次好的目標」。這裡面實際上隱含著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無法」與誰「達成合作」?是朝廷嗎?是他所希望的「強有力的中央權力」嗎?老實說,在與朝廷的「合作」上,沒有那個國家比得上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了,如果他們也配這個名稱的話。那麼,我不知《大國崛起》策劃者的這番話矛頭所向,到底是什麼?

  如果是在朝廷能夠掌握局面、秩序相對穩定時,往往容易成功,民間社會的要價不至於太高,雙方達成有限的共識可能性更大,等到局面開始失控,朝廷再來尋求妥協,民間很有可能不再買帳,這時,他們的期望值已不是朝廷所能接受的範圍,雙方之間已無法形成共識。這一點,中國近代以來歷史已多次證明,清廷也好,國民黨政權也好,他們先是不願妥協,最後,到了大勢已去、大廈將傾時,欲求妥協已不可得。由於民眾所處的地位、處境,要他們接受妥協實際上並不困難。換言之,在每一輪歷史劇變和時代轉型中,他們都不是達成社會妥協的障礙。

清末到戰後幾次妥協的歷史教訓
「妥協」,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稀缺的因素,專制是不需要妥協的,因為皇位、至高無上的權力是唯一的、獨佔的、排他的,絕不容許他人染指和覬覦的,為了爭奪皇位,父子反目、兄弟殘殺都不是什麼稀罕的故事。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當然無妥協可言。以晚清為例,改革的機會曾一次次出現,都是朝廷放棄的。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維新本來是清朝走向自我革新的一次空前契機,不幸以流血告終。一九零一年以後的晚清新政到一九零六年開始「預備立憲」,如果立憲是真心的、有誠意的,而不是轉移社會社會矛盾、自欺欺人的一種把戲,朝廷方面光明正大,真正讓出部分權力,與新興的工商業階層和社會精英分享,這樣做的話,完全有可能確立起近代的君主立憲體制,避開共和革命的衝擊。然而,當時腐化墮落、貪得無厭的王公貴族都無意選擇這條路徑。於是,新政也罷、立憲也罷,都不過是權宜之計,妥協也就無從談起。

  辛亥革命以後情況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南北和議,以清廷讓位、孫中山辭職、袁世凱勝出而告終,這難道不是一幕妥協嗎?

抗日戰爭勝利後,通過重慶談判走向政協會議,達成五項各方基本接受的協定,難道不是一種妥協嗎?

中國有否可能不流血轉型?
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六年,相隔三十四年間,先後兩次曇花一現的妥協曙光,都有可能把我們帶入新的政治文明時代,然而,兩次脆弱的妥協都以破裂收場,暴力和流血再次主導了歷史進程,這是歷史的傷痛。

  我們完全可以從這些歷史的教訓中尋找妥協失敗的根由,汲取政治智慧,避免在未來可能出現的變局中重蹈覆轍。從妥協走向兵戎相見,根本上還是社會的強勢集團缺乏妥協的誠意,總是想獨佔果實,不願與他人、與其他社會力量分享。可以說,孫中山主張的「二次革命」斷送了辛亥革命後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給袁世凱這個梟雄找到動用武力的藉口,歷史學家袁偉時對此至為痛心,認為孫中山的戰略失誤給歷史造成了重大挫折。但是,我們不能因此放過對袁世凱以及他代表的軍閥勢力的批判,正是他們將孫中山們逼上了不妥協的暴力反抗之路。

  一九四六年春天,據說共產黨決策層一度準備把總部遷到蘇北,要走和平爭取政權的道路了。接下來的事我們都知道,政協達成的五個協定全部成了廢紙,國民黨和共產黨要在戰場上分高低,聯合政府的夢做到了盡頭。其中,毛澤東代表的共產黨寸土不捨地爭天下,這毋庸置疑。但是,如果蔣介石代表的國民黨政權真心誠意走和平之路,願意與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派政治勢力妥協的話,共產黨也未必能扭轉這個局面,畢竟主動權在他們手裡。

  文明的進步,不同制度的轉換,能不能以流血以外的辦法來解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年輕的林昭在上海殘酷的黑獄裡,曾經思考過這樣的問題。在她之前,包括胡適、儲安平在內的幾代新型知識份子也都深入地思考過這些問題,並盡可能地付諸了行動。當然,他們的努力不可能扭轉暴力角逐決定社會轉型的古老模式。今天,麥天樞和《大國崛起》倡導妥協的理念本身沒有錯,我們不僅要大力提倡妥協,而且要將妥協意識轉化到實踐層面,但我們必須正視現實,弄清楚,今天,到底是「誰」不願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