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歸紫陽路,刻不容緩
劉曉波

● 沒有宗鳳鳴老人不顧政治風險的勇氣和執著,軟禁中的趙紫陽晚年也許是歷史空白,許多珍貴的史料和思想將消失在黑洞中。

儘管,中共現政權仍然竭力封鎖趙紫陽的亡靈,但國人決不會忘記這位中共總書記中的異類||良知與睿智兼備的政治家,不會忘記與趙紫陽的政治命運息息相關的六四悲劇,更不會忘記那些死於大屠殺的冤魂。

  真的要感謝已經八十七歲高齡的宗鳳鳴老先生,沒有他不顧政治風險的勇氣和執著,軟禁中的趙紫陽晚年也許是歷史空白,許多珍貴的史料和思想也將消失在黑洞中。就在趙紫陽仙逝二周年之際,宗老先生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以下簡稱《談話》),衝破中共當局的百般刁難而得以面世,為我們留下了趙紫陽執政時期的重大時刻,留下了他在軟禁中的喜怒哀樂和音容笑貌,留下了他的思想軌跡和人格光輝。

已完全認同自由民主的政治家

  趙紫陽,這位在關鍵時刻能夠為義捨利的中共前總理和前總書記,儘管身處軟禁至死的逆境之中,但他仍然毫無悔意、坦然面對自己的處境,特別是他對自己的歷史和中國當代史有著清醒透視,凸現了他的真誠、豁達、樂觀、情義和睿智;他對重大歷史問題的回顧和對眾多中共高層人物的評價,對老人政治的巨大危害的陳述,對一些傳言的澄清,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他對鄧小平跛足改革的棄絕和對中國轉型的思考,讓我們看到他的局限和思想轉變;他對後鄧時代中國轉型的方向和步驟的建言,對獨裁式的市場化私有化及特殊利益集團的警覺和厭惡,對江朱體制的批判和失望,對所謂「胡溫新政」的冷靜觀察,讓我們看到了一位已經完全站在自由民主立場的政治家。

  對中國式民主化之路,趙紫陽基於國情民意和從政經驗的考慮,堅決主張漸進改革。在具體道路的選擇上,他更傾向穩定前提下的「先人權後民主」,即,先走「有自由而無民主」的香港模式:「自由比民主重要,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批評港督。司法又是獨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然後再允許結社,這樣來啟發民智,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識。」也就是說,在中國搞政治改革,必須充分考慮到中國社會的承受力,一步一步地漸進。

  在國際關係中,趙紫陽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煽動,而致力於融入以美國為首的主流文明,主張用和平民主的方式達成兩岸統一;在國內改革上,經濟上致力於法治下的市場化私有化,充分發揮民間的經濟創造力,讓國企在市場競爭完成產權改革和優勝劣汰;政治上,他不贊成一步到位的多黨制和普選,而主張先搞好兩個方面改革:一是開放報禁、實行言論自由;二是加強法治建設,實行司法獨立。與此同時,致力於執政黨內的民主化改造和政治決策公開化,致力於公民權利意識和自治民間社會的培育;文化上,通過思想解放和觀念啟蒙,致力於消解中國傳統的獨裁文化和普及源於西方的自由文化,營造出自由、寬容、多元的社會氣氛。在此基礎上,再開啟西方式議會民主之路。

  在中共的歷任黨魁中,只有兩位在晚年完全放棄黨天下而轉變為自由主義者的總書記,一位是陳獨秀,一位是趙紫陽。而我以為,趙紫陽先生的轉變更為可貴。因為,陳獨秀的轉變是在中共沒有掌權前完成的,所以他還沒有經歷過手中掌握至高統治權的考驗;而趙紫陽的轉變是在中共掌權之後完成的,他經歷了手握至高統治權的考驗。特別是在八九運動的大是大非的抉擇中,只要他放棄道義立場而屈從於老人政治的淫威,他就可以保住總書記的高位以及相關的巨大既得利益。但紫陽先生寧願放棄黨魁高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而堅守為政之德和做人良知。

  難能可貴的是,大凡獨裁制度下的黨魁都是冷血動物,為了權位可以不擇手段和犧牲一切,不僅無視對國家和民眾的政治責任,而且不顧對家庭、親人、朋友的人倫。然而,作為中共黨魁的趙紫陽先生,不僅是一位對國家命運和百姓生命高度負責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顧及家庭責任和朋友情義的君子。在他決定放棄總書記位置的抉擇中,他知道這種放棄將為他的家庭帶來的風險和麻煩。所以,他鄭重地召開家庭會議,聽取親人們的意見。而他的家人毫不猶豫地站在他的一邊,一致支持他的選擇。在他自己也失去人身自由的處境中,他多次為身陷囹圄的鮑彤先生抱不平,顯示出這位領導和長者的無價情義。

  在我看來,在直接關係到權力之爭、社會公益和個人及家庭得失的重大政治抉擇中,趙紫陽先生既能夠做到三者兼顧又堅持政治操守,這在中共掌權史上是唯一的。

有關趙放棄政治責任的爭論

  六四後,海內外都有人援引「責任倫理」,對趙紫陽不肯向鄧小平低頭做出負面評價。他們認為,趙紫陽作為手握重權的總書記,不應該僅僅為了個人道義形象而放棄政治責任,他在戒嚴問題上的堅持己見,起碼是一種政治不成熟的表現。這種評價的主觀假設是:如果趙向鄧妥協、保住總書記的官位,即使他無法避免戒嚴,也許可以避免血案;即使無法避免血案,但起碼可以減弱六四後的鎮壓、逮捕和清洗,中國的政治改革也不至於停滯十八年。

  說趙紫陽在戒嚴問題上堅持己見是政治幼稚的表現,是為個人形象而放棄政治責任,我是無論如何不能苟同的。因為,是否同意軍事戒嚴,絕非如何應對社會危機的策略之爭,而是事關政治善惡的大是大非之爭。如果在這樣的大是大非、大善大惡的問題上還要韜晦,趙紫陽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異數了,而與獨裁制度中的其他機會主義政客一樣||為了保住權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放棄原則、不擇手段。

  如此,趙紫陽也就變成老人政治的可憐附庸,變成在黨政軍大會上宣佈戒嚴令的李鵬,變成針對平民進行大屠殺的前台劊子手之一。而一個唯老人意志是從且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機會主義政客,六四後怎麼可能具有改變鄧小平的跛足改革模式的勇氣?

  如此,在機會主義政客多如牛毛的中共官場上,不過是再多一根牛毛而已。當我們回顧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時,在那份長長的中國政治人物的譜系中,我們就會缺少了一位罕見的具有高貴政治人格的政治家,而增添了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平庸政客。

中共錯過三次機會避免流血

  從政治人物的責任倫理的角度講,八九期間的趙紫陽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和平息學潮,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開明也是中共歷任黨魁中的極限了。據《談話》中趙紫陽的 x 述,八九期間,中共決策層起碼錯過了三次和平平息學潮的機會。

  第一次機會,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學潮已經開始緩和,趙紫陽提出三條建議:1,追悼活動已經結束,應該勸學生複課;2,組織協商對話,解決學生提出的種種要求,力求緩和矛盾,不可擴大矛盾;3,必須避免流血,只要不發生打砸搶燒,就不應該採取強制手段。如果按照趙紫陽去朝鮮前確定的三點應對方針,學潮就會在短時間內平息。而李鵬等人乘趙紫陽訪朝而背後搗鬼,故意誇大學潮並向鄧小平謊報軍情,導致將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的「四二六社論」的出台,刺激學生發動「四二七大遊行」。

  第二次機會,趙紫陽訪朝歸來,先後發表「五四講話」和「亞銀會議講話」,提出官民雙方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有些學校已經複課。但在各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何東昌等人故意散佈「趙紫陽的講話與四二六社論精神不一致」,加上學生方面在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採取激進的集體絕食,致使運動進一步升級。

  第三次機會,學生絕食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有鑒於此,戈爾巴喬夫走後,趙紫陽在五月十六日的常委會上提出,官方在「四二六社論」的立場上退一步,給學生個台階,學潮即可平息。他還承諾退一步的責任由他來承擔。然而,李鵬等人堅持「四二六社論」的定性,堅決反對向學生讓步,致使最後一次和平解決問題的機會再次喪失。

  如果抓住三次機會的任何一次,都不至於導致軍管及大屠殺。沒有軍管及大屠殺,也就沒有十八年來政治改革的停滯和深層社會危機的持續積累。而每一次錯過都與李鵬的故意誇大學潮、謊報軍情和激化事態高度有關。可以說,李鵬在八九時期的「關鍵」作用在於:他既是把鄧小平一步步引向軍管決策的第一推手,也是激化矛盾、執行軍管、下令屠殺的前台劊子手。而趙紫陽之所以敗下陣來,關鍵在於鄧小平的頑固的獨裁意識和保權心態。

  如果按照趙紫陽的和平對話和民主法治的思路應對民間訴求,中國非但不會陷入鄧小平害怕的「動亂」,反而會從此逐漸走上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因為,當時中國的內外環境,非常有利於進行「可控制的大規模社會變革」,八九運動的發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證明發生了「動亂」,反而證明了民意對腐敗的強烈不滿和對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

  首先,改革的巨大感召力和民眾的普遍受益,使政府仍然具有很高的權威和很強的控制力,特別是體制內有身居要職的開明派,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官民衝突的新模式,不但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識界及工商人士,而且有自發動員起來的巨大民意支持。其次,八九運動要求政治改革和反腐敗等口號與官方的改革訴求基本相同,學潮本身也是遵守「理性、和平、有序」的原則,即使群體大絕食以後,北京城仍然秩序井然,並沒有出現所謂「暴力動亂」。再次,當時的國際環境極為友善,西方主流國家全力支持中國的改革。在戒嚴令發佈之前,西方輿論不但支持學生們的和平訴求,也對中共高層開啟官民對話的方式給予正面評價,稱之為「官權對民意的忍讓和寬容」。

  這一切有利條件,可謂中國百年現代化歷史上的前所未見,使大規模的民間自發運動不會造成權威真空的無政府式混亂,反而能夠保證在可控制的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進行官民良性互動的政治條件。

  的確,趙紫陽是現實權力鬥爭中的失敗者,但從中國社會轉型和長程歷史的角度看,趙紫陽的現實失敗卻是永遠的勝利,他以放棄權力和人身自由的代價贏得了長遠的政治榮譽和道義資源,不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中國自由事業的紀念碑上,也為那些「身在曹營心在漢」高官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從政典範。而鄧小平、李鵬等人的現實勝利卻是永遠的失敗,他們保住了手中的權力及其既得利益,卻讓政權失去了道義合法性,他們本人也失去了政治信譽和道義權威。君不見,鄧小平和李鵬的名字,已經作為六四大屠殺的主要劊子手而被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啟動政改應採紫陽雙足模式

  六四後十八年的歷史越來越清晰的顯示出:中共現政權能否善待這位前總書記的亡靈,能否公正評價這位對中國改革作出巨大貢獻的老共產黨員,能否把這位傑出政治家那種「為義捨利」的高尚政治人格作為從政的楷模,也就是能否繼承趙紫陽留下的政治遺產,不僅直接關係到趙紫陽本身和六四問題的重新評價,更直接關係到中國改革的方向性問題||是繼續固守「鄧小平跛足模式」還是儘快開啟「趙紫陽雙足模式」。而能否解決中國改革的方向性問題,直接關係到中國的未來||是在獨裁崛起的道路一意孤行,還是通過政治民主化融入主流文明?

  關於現在是否進行政治改革的問題,海內外都有所謂的「穩定派」。表面上看,他們的觀點並不僵化或保守,起碼不像新老左派那樣堅持中共正統。他們也承認民主的價值,卻採取抽象肯定而具體否定的策略,把中國民主化推給無限遙遠的未來;他們也主張進行政治改革,但仍然奉行「黨主一切」,把政治改革的內容圈定為「黨內民主」。他們認為:六四已過去十八年,中國社會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趙紫陽的影響也日漸式微。現在的中國,經濟高速、政治穩定和國際地位提高,人心思定是民意主流。所以,為六四和趙紫陽正名、啟動政治改革,極可能導致經濟倒退和社會失序,甚至引發大動盪。

  然而,事實上,當年的八九運動也好,危機四伏的眼前現實也罷,主要是由於大陸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後造成的。

  首先,獨裁官權主導的跛足改革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危機,使開啟漸進的政治改革變得刻不容緩。在穩定第一和效率優先的決策下,政治停滯和經濟發展的跛足改革,導致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惡劣後果:官場的腐敗橫行和權貴利益集團的形成,官員的職業道德崩潰和執政效率遞減;社會的兩極分化、公正奇缺、民怨沸騰、誠信荒蕪、文化墮落和環境破壞 ...... 不要說政權合法性的危機難以緩解,改革在民意中的支持度也在遞減。

  其次,民主化已經成為民心所向和大勢所趨,為政治改革提供廣泛的民意的和國際的支持。六四造成政權合法性的急劇流失和經濟市場化帶來私人財富的快速增加,民間力量的持續擴張和社會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價值分化;個人生存空間拓展,民間人權意識的普遍覺醒,知識界追求言論自由的努力,草根維權運動和知識界的網絡維權的此起彼伏,加上國際主流國家的人權壓力 ...... 所有這一切全部指向僵硬的一黨獨裁體制。

  再次,在經濟還能維持高增長和政府還具有基本控制力之時,政改非但不會帶來社會動亂,反而是凝聚民心和克服危機的不法二門。而繼續無限期地拖延政治改革的結果,很可能由偶發事件引發出玉石俱焚的大動盪。近些年,自發的民間維權,即便屢遭官權的鎮壓和封鎖,仍然此起彼伏、難以壓服。大規模官民衝突事件的頻繁發生,預示著遍地烈火乾柴之蓄勢待發。

  政治改革的呼聲貫穿了將近三十年的中國改革,不僅是民間的迫切要求,也是黨內開明派的一貫主張。早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趙紫陽先生就已經走出「政治體制的改革」的第一步;「六四」十周年的一九九九年,李慎之先生指出啟動政治改革的條件已經「爛熟」;二○○二年中共十六大,李銳先生向中央提出平反六四和啟動政改的建議;就在前不久,中共喉舌競相轉發中央編譯局局長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引發海內外對胡溫啟動政治改革的期待。

  由此可見,各類社會危機造成的反面壓力也罷,體制內外呼喚民主的正面動力也好,全部聚焦於制約中國改革走上健康之路的瓶頸:政改的嚴重滯後。正如趙紫陽所言,經改政停的鄧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唯有啟動漸進的政治改革才能超越鄧模式。

  故而,中國改革的重歸紫陽路,實乃刻不容緩。套用魯迅名言:拖得越久,欠債越多,罪孽越重,克服危機的希望越渺茫。

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於北京家中

(劉曉波:獨立中文筆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