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回憶錄史話
金鐘

● 編者按:本文回顧蘇共與中共若干首要人物出版回憶錄的歷史軌跡,指出中共迄今沒有一本具真實性價值的個人回憶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錄,便成為一個罕見的突破。


● 北京出版的赫魯曉夫回憶錄。


● 蘇聯學者丘耶夫著莫洛托夫談話錄, 1992 年北京新華出版社中譯本。

《往事並不如煙》││章詒和的名著似乎顛覆了中國成語「往事如煙」。其實,在人類數千年文明史上,不如煙者,少之又少;如煙者,則是若大江之東去,不知道沖走了多少應該留存的往事。這是最近編輯《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時,常常令人揮之不去的感慨。難以忘懷的一個實例是:對五十年代反右的各種文字出版了多少!但是一個無比重要的「往事」,如果不是周海嬰戰戰兢兢地在他的回憶錄《我與魯迅七十年》的結尾寫出來,不就「如煙」了嗎││毛澤東在反右高潮的五七年夏天和上海文藝界座談,公然承認:魯迅今天也得閉嘴,否則只有坐牢。這不是笑話,而且是當著那麼多名士要員的面說的,而這些人並非鐵桿毛派。

這難道不是往事如煙的鐵證!因此,人類進步的重要手段之一:從自身的經歷中尋求經驗,就是要不屈不撓地和遺忘作鬥爭,和毀滅歷史、扭曲歷史、偽造歷史作鬥爭,讓往事並不如煙。能參與這一鬥爭者,十之八九是懷有使命感的人。其前赴後繼之狀不絕於史。他們留下的史證,迄今為止,仍以文字為重。

回憶錄有特定的史料價值

回憶錄是一種別具價值的史記,它和正史(無論是官修還是史家所修)的區別是,以個人名義撰寫,特別重視作者的親歷,可以有高度的內幕性與透明度。不必囿於正史的客觀、全面、體系式的規範,因而有特別的見證性質。在寫作上也就可以帶有明確的個人風格,講究敘述的可讀性乃至文學性(如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甚至拿到諾貝爾文學獎)。它屬於自傳性質,但可以突破自傳的通常格式。到了當代,回憶錄逐漸加重其商業性,和那種藏之名山束之高閣的個人傳記不同,尤其是西方出版界,回憶錄已成為有利可圖的熱門生意。有知名度的傳主之作可大加炒作,如二○○四年的克林頓回憶錄,初版印一百五十萬冊,仍供不應求,而預付版稅高達一千萬美元,其妻希拉莉二○○三年推出回憶錄,一周之內暢銷六十萬冊。

回憶錄的寫作方式也衍生出多種選擇,因倚重名人效應,而逐漸脫離作家自撰傳統,變成一種規模不一的文字製作。眾多的政界領袖、影星球星、企業家、將軍們,不善文事或無暇捉筆,他們只能口述或授意,請人代筆。一個叫影子作家、幽靈寫手( Ghost writer )的行業應運而生,他們為人作傳,收取報酬或收稿費或分版稅,多數在作品中不出名。據說在中國大陸也有「寫作事務所」開設,成為寫作者的一條財路。

在共產黨的極權制度下,限於言論出版自由的管制與傳統,出現有獨特價值的個人回憶錄,自然是難得一見的事,偶有所獲,都是在下台或被囚的條件下所撰,因而也就難以和在自由狀態下的寫作相提並論,但也有其特別價值:沒有商業炒作的成分,常有「不吐不快」的真實性。

本文以筆者比較熟悉的若干共產黨領袖的個人回憶錄這一範疇,作一些評介。

先談談蘇共的情況。

赫魯曉夫回憶錄的歷史性功績

蘇共老布爾什維克,近幾年曝光的兩份材料值得一提。一是普列漢諾夫遺囑(本刊上期許行先生有文介紹),這是一篇上萬字的遺言。普氏是俄國十九世紀理論家,見證由俄共成立到十月革命奪權成功,反映的一些根本性問題,而作出深刻理性反省,預言列寧模式共產專政必敗。因此,作者交代蘇共仍然掌權時,此文不得發表。故直到一九九八年,才在蘇共倒台七年後始公開。另一份是布哈林給後代的一封信。布氏也是蘇共的理論家,被斯大林一九三八年以間諜之名處死。他和當時一批著名的老革命一樣,在審判中承認罪狀,卻給年輕的妻子留下這份秘密的遺言。為安全計,要求妻子銘記在心,不得記錄。在蘇共一九八八年為布哈林平反時,遺言才由其妻發表出來。  

這兩份文件,是列寧斯大林時代嚴酷的作品,嚴格講,還不是今日成書形式的回憶錄,只是有一定回憶錄性質而已。蘇共領袖的個人回憶錄真正出現(如果不算流亡國外的托洛茨基的著作的話),是領導蘇聯自由化的赫魯曉夫下台後,一九七一年初在紐約與倫敦分別出版的回憶錄。該書自文革後期一九七三年至九十年代,由選譯到全譯,由內部發行到公開發行,已有幾種版本在中國出版。最近又據二百萬字的俄文版,出了新譯本(全譯尚未出)。

那是赫魯曉夫退休後以四年時間所作的口述錄音,長達一百八十小時,由其親友記錄成文,連錄音帶一起,帶往西方,在英美出版。英譯本有詳細的出版介紹,尤其說明由專家對赫氏錄音帶作「音圖鑑定」,最引人注目。英國編輯們確認回憶錄的真實性,出版後轟動一時。一九七四年又有回憶錄的第二卷出版。

赫魯曉夫這兩部著作的出版,無異於他的非斯大林化和一系列緩和國內國際矛盾決策的繼續。書中不僅有個人身世及黨國政情的內幕記述,而且有一位曾掌握寵大紅色帝國最高權力的統治者對體制的深刻反省。

筆者尤其佩服赫氏作為礦工出身的一位共產黨巨頭,到晚年還有那麼清晰的記憶、活躍的思維和幽默的文采。他在第一部卷尾質疑蘇聯的鎖國政策時說,我們建設了據稱是人類天堂的共產主義,但是卻用棍子把人民趕進天堂,然後用七道大鎖把邊界封鎖起來 ...... 他在談論資本主義時說革命勝利五十多年了,我們還沒有趕上西方,這些「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仍在不斷的生產著使我們驚訝得下巴都要掉下來的奇妙東西 ...... 令我想起鄧小平那句話「我們不做赫魯曉夫」,真要啐一句,呸!你那點本事做得了嗎?

赫魯曉夫回憶錄是在秘密狀態下口述寫作的,在西方出版後,蘇共當局曾追究他的責任,他亦發表聲明「純屬虛構」斥責「西方反蘇伎倆」,敷衍當局,但並未否有回憶錄存在。其後,也有米高揚回憶錄在蘇聯出版,勃列日涅夫也找人寫了他的「三部曲」,直到一九九五年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的出版,蘇共領導人的個人回憶錄才納入當代公認的回憶錄軌道。但戈氏回憶錄已在蘇共瓦解之後,這部回憶錄長達百餘萬字,中國已有節選本與全譯本出版。亦有多種文本在全球發行││其歷史性價值,仍不能與赫魯曉夫回憶錄相比。赫氏顯示共產體制內部的人格因素可以使體制異化甚至自我了斷。他的回憶錄是二十世紀共運興衰的一座空前的紀念碑。

莫洛托夫談話錄有其真實性

斯大林及其幕僚大都沒有留下回憶錄,雖然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都相當長壽,有充裕的條件寫作。這裡值得介紹的是一本近似回憶錄的書:《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

「莫洛托夫雞尾酒」是一種自制手榴彈之名,最近美國一宗廣告糾紛還涉及此稱號,可見莫洛托夫知名度之不低。他在斯大林時代,猶如中國毛時代之周恩來,出身富家,有教養,一表人才。做過長時間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總理),外交部長。代表蘇聯和納粹德國簽約(周亦是毛美外交主角)他是列寧、斯大林的親密戰友 ...... 莫洛托夫卻沒有如周死在毛前,他在斯大林死後,還活了很久,直到一九八六年才去世。終年九十六歲。那時已是蘇聯崩潰的前夜,戈爾巴喬夫正在推行改革新政。

莫洛托夫在斯大林死後,被貶為反黨集團成員,外放蒙古做大使,然後退休,他沒有寫回憶錄,不存在禁忌問題。但他確是一名「不可救藥的斯大林主義者」(張戎毛傳中提到毛對他的推崇,這也許是這本談話錄九一年在莫斯科一出版,北京當局就組織人手翻譯出版的原因)。他可能有難以下筆的隱衷。一位有心的作家丘耶夫卻選中了他,覺得有必要把他的經歷與見解記錄下來,於是有了這本一百四十次的談話錄。由於不是軟禁之下,成書的條件比較好,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六年,每次談話皆有詳細記錄,作者按題分類,把每次談話中有關內容集中於一個題目之內。丘耶夫熟悉蘇共歷史,問題不僅廣泛而且尖銳,莫洛托夫亦不迴避,一一回答,提出他的依據和觀點。保守、教條與僵化的言辭比比皆是。

例如斯大林濫殺無辜問題,莫洛托夫多次為之辯護。他認為,三十年代鎮壓,殺了很多人,有過火地方,但總的說是必要的。不殺那些人,就不會有二戰反法西斯的勝利,戰前戰後的穩定就不可能。他認為革命要有一個恐怖時期,不然站不住。確實調查敵人罪行是不可能的,他承認,鎮反的很多案子都是他經手批准的。他也看到斯大林晚年有「迫害狂」,連他這位第二號人物的妻子也被送去流放,甚至於斯大林若多活幾年,他也「難以倖免」 ...... 但是他仍對斯大林崇拜不疑,到八十年代還認為殺圖哈切夫斯基(元帥)、關押圖波列夫(飛機設計師) ...... 是正確的,為了蘇維埃政權的鞏固。

介紹這本談話錄,不僅說明這是一本共產革命正統意識的活標本,有史料價值,也說明在共產國家中的領袖人物寫回憶錄的種種情形。尤其是非官方的出版,值得留意。莫洛托夫談話錄和趙紫陽談話錄,內容完全不同,形式上卻有近似之處。

中共領袖回憶錄首推瞿秋白

回到中共方面的情況。領袖級的回憶錄,極為罕見。陳獨秀(一八八○││一九四二),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至五大均任中央書記、總書記,而且是北大教授,著名學者,一生著述甚豐,涉及面廣,影響亦大。但都是單篇文章,達一千六百餘篇之多,卻沒有自傳、回憶錄之類傳世。中共第二代領導人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二五),主持中央領導約四年,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化人。中共長征後,留在蘇區,被捕。遭處決前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文字雖只有一萬餘字,但已不同於「絕命詩」之類的臨終留言,足以當作中共領袖人物的個人回憶錄之始,而長留史冊。

從其自擬的幾個內文標題,可以窺測到作者的內心自省:「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與立三路線」、「文人」、「告別」。這是一篇有中國傳統讀書人氣質的知識份子誤入共產革命的悲劇自白。秋白以洗煉而富於情感的筆調,記敘他三十六年一生的經歷,充滿沉痛的浪漫,理想主義,不堪回首,而並無怨恨,不時流露自嘲的幽默。涉及中共內幕,字裡行間,頗有分寸 ...... 可以想像,如果假以時日,那是完全可以鋪陳開來,成為一本數十萬言的回憶錄。作者的經驗富戲劇性、隱秘性,而他又是當時中國一流的文字高手(秋白曾是魯迅摯友,魯迅某些文章的代筆者)。

秋白坦承,他從事政治乃是歷史的誤會,一旦上路,形格勢禁,不能自己,只有在此「解除武裝」的「絕滅的前夜」說說內心的話,「未必有出版價值」。實則在他死後兩年,上海逸經雜誌便予發表,一九五七年香港展望雜誌加以刊載,司馬璐先生一九六二年在港出版的《瞿秋白傳》再予附錄。中國大陸在一九六七年文革高潮中,作為「叛徒瞿秋白」的罪證,才在紅衛兵刊物中刊出,筆者首見,亦於此時。文革後瞿秋白恢復名譽,《多餘的話》及其研究,才再被肯定。

從張國燾到楊尚昆:故步自封

張國燾曾是中共一大的主席、紅四方面軍的統領、延安邊區政府主席,當是中共首要人物。張國燾一九三八年逃離延安,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在美國堪薩斯大學資助下,完成《我的回憶》共三冊近百萬字,一九六五年在港出版。可視為中共領導人的一本正式回憶錄。不過,此時的張氏已遠離共產黨二十餘年,一九六八年張國燾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一九七九年去世。張國燾回憶錄親自撰寫,歷時四年,是中共建黨到延安時期的重要見證,關於長征中與毛相爭的描述,尤屬珍貴。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毛澤東治下,高層重量級人物,自保猶不及,絕無自撰生平之可能。毛之後迄今四十年,也無一本領袖級的回憶錄問世。第一代元老,從毛到鄧,甚至正式的遺書,也未見一字,可見,其文化專制之嚴酷,已滲入特權階層的意識之中。幾年前承楊尚昆身邊工作人員趙先生贈楊尚昆回憶錄與日記共三冊。出版後記明載其書之撰寫與出版「經中央批准」且有中央文獻室若干人主持參與編整。貴為國家主席之著作,有多少回憶錄的真實價值?可想而知。其實,楊尚昆回憶錄僅述至一九四九年止,日記則至一九六五年文革前止。可見,重要而敏感的部份至今仍是交白卷。即使已寫就,何時付梓?亦不敢想像。

毛後、鄧後,包括八十年代兩位重要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都沒有留下親撰的文字。迄今,中國的權力層仍然是既沒有赫魯曉夫回憶錄,也沒有戈爾巴喬夫回憶錄。僅此,我們可以看出,無論中國怎樣崛起,怎樣財大氣粗,在文化上,只有一堆外界不屑一顧的「革命回憶錄」和請外商撰寫的江澤民傳記另加中央批准出版的李鵬日記之類。紅色政權的大量內幕真相,仍在「雲遮霧罩之中」。

因此,《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的出版,如前述以莫洛托夫談話錄方式出版一樣,從另一方面提供了罕見的歷史見證。歷史學家到新聞記者都會為一件史料的發現,一次難得的採訪而沾沾自喜,而喜出望外,那麼,由一位忠厚的長者在長達十三年間,孜孜不倦所作的對一位被罷黜的前領袖的上百次談話記錄,又是何等的驚人,何等的奇跡!正如李銳先生在「序」中所言,「不是偶爾地記下了紫陽的某幾次談話,而是持續十多年地記下了紫陽的上百次談話」。而這些談話又是那樣勇敢地「離經叛道」,直言不諱。

有心的讀者不難發現,趙紫陽談話錄雖無奧斯卡影劇般刺激和精心炒作的架勢,但是,它內涵的豐富,涉及當代中國問題的要害之多,對曾是中共體制的當權者而言,對今天匍匐在權錢色中醉生夢死的各級官僚而言,是無與倫比的一次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