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為甚麼大轉彎?
曹長青

● 編者按:李登輝嚴厲發表言論否認主張台獨,並再攻擊陳水扁與民進黨,曾在本刊推崇李登輝的本文作者對此作出分析,並以政論家的責任感檢討過去對李的認識錯誤。

我曾在《開放雜誌》發表過長篇文章,讚譽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對推動台灣民主化的貢獻,其中尤其推崇他能夠交出最高權力的境界。但近一年多來,已經卸任多年的李登輝干預台灣政壇的勁頭越來越大,時有大動作出手,最近更放出令海峽兩岸和海外華人全都跌破眼鏡的言論:「我從未主張過台獨」、「我不是台獨領袖」,更批評「台獨是退步的、危險的」。這些舉動,令我不得不檢討以前對他的認識和評價。

李登輝倒沒有撒謊,他的確沒用過「台獨」字眼來推動台灣民主化運動,但民進黨執政後他提出「制憲」(揚棄國民黨在南京制定的憲法,制定一部台灣人的憲法)、「正名」(改中華民國為台灣)、「建國」。這毫無疑問完全是一條台灣獨立之路,因此台灣人民給了他巨大的榮譽,把他當「台獨教父」來歌頌讚美。國民黨和對岸的共產黨也把李登輝當作最大的台獨份子來批判。過去這些年來,李登輝對自己被當作「台獨教父」的推崇,和被當作「最大台獨份子」批判,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現在他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強調字面上他「從未主張過台獨,不是台獨領袖」云云,實足以讓任何精神沒有錯亂的人目瞪口呆。李登輝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表面原因是他和陳水扁的個人恩怨,究其深層原因,則和他做過威權人物所形成的心理有關。

被國民黨趕出來而非不要國民黨

李登輝和陳水扁的矛盾,其實早在二千年總統大選時,就已埋下;因為作為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當然是支持國民黨候選人連戰,而且認為他一定當選。後來李登輝說,在選舉揭曉的當晚,他無法到國民黨競選總部講話,因為他只準備了勝選致詞,沒有敗選感言。

由於國民黨敗選,連戰和李登輝反目,不僅逼迫李交出黨主席,還把他趕出國民黨。有人形容海外中國民運有兩種人﹕一種是不要共產黨的,另一種是共產黨不要的。對李登輝來說,他屬於被國民黨趕出來的,而不是主動不要國民黨的。而這一點,注定了他和民進黨的關係,和那些一直為台獨而奮鬥的人不一樣。

從前年出版的李登輝與蔣經國談話錄《見證歷史》可看出,蔣經國在晚年已認識到國民黨無法「反攻大陸」,不能再把台灣當跳板或臨時旅店,因而說出「我也是台灣人」,並啟用台籍精英。但這種啟用,不是要把權力交給台灣人,而是用忠於國民黨的台籍精英來「以台治台」。蔣經國所以選擇李登輝做副總統,並在去世時沒說把權力交給其他人,而是順理成章地由副總統接任,很可能就是因為李登輝符合他的這個期待與信任。

李執政十二年,逐步推動政治改革,尤其是總統直選,對台灣民主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但李也和蔣一樣,並沒有準備把權力交給作為台灣人代表的民進黨,而是想把中國國民黨本土化,繼續由國民黨執政。因而李執政時,確實沒有「主張台獨」,只是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最近李登輝還否認這是「兩國論」。而所謂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其實還是固守「兩岸一中」,堅持中華民國的正統性,只不過這個「中華民國」所轄不再是涵蓋中國大陸和外蒙的「大中國」,而只是台澎金馬。

盼民進黨內亂以便組織第三勢力

但李登輝被國民黨趕出來之後,台灣人熱烈地擁抱了他。於是他一個大轉彎,完全脫離國民黨軌道,強烈主張「制憲正名」。因而李登輝一下子從中國國民黨主席,變成了台獨運動精神領袖,台灣人民給了他近乎個人崇拜的歡呼和榮譽。

在民進黨第二次贏得了總統大選後,李登輝開始不斷批評陳水扁在「制憲正名」上軟弱,不敢採取行動。但「制憲」需要國會四分之三通過,而綠營在立法院還沒過半,當然完全沒有可能,因而陳水扁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結果引起綠營反彈,李登輝更是嚴厲批評。陳水扁在電視上又反駁並批評了李登輝。由此兩人關係更加惡化。但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在綠營的人氣持續升高,直到零五年底他訪問美國,其聲望達到任何台灣人都無法企及的高度。

陳水扁和民進黨也多次表示了要和李登輝修復關係的願望,但用李登輝自己的話說,他都「不買帳」。在紅衫軍「倒扁」時,李登輝的言行更明顯是希望陳水扁下台。他不僅從未公開批判施明德,甚至還一度讓台聯附合藍營在立法院提罷免總統案。後來還支持台聯在台北、高雄市長選舉時推出自己的候選人,不惜分民進黨的票,使藍營勝選。在涉及陳總統的國務機要費出來後,李登輝在自己家裡宴請來取證的檢察官,顯然是支持國務機要費案起訴,其目的也是促使陳水扁下台。因陳水扁下台,民進黨就可能內亂,他就有組「第三勢力」,再左右政壇的機會。

做過威權總統不甘寂寞

李登輝和民進黨及綠營切割、分道揚鑣的做法,表面上是他和陳水扁的個人恩怨,但究其深層原因,則是對權力光環的爭奪。李登輝幾十年來一直在國民黨內做官,並做過八年的威權總統。他有過虛榮的輝煌,現在忍受不了實在的平靜。因為威權人物被前呼後擁,任何一個想法,下面都有人立刻去執行,那個感覺大概實在太好。李登輝那麼多年已經習慣那種生活了,現在忽然沒有當年那麼可以指點江山了,感覺一定很難受。

李登輝在做國民黨主席、中華民國總統時,周圍沒人敢頂撞他,隨便說話慣了。而失去黨主席、總統這個大權威之後,他不甘寂寞,自己又成立了群策會、台聯和李登輝學校;這個小圈子的人仍然捧著他,寵著他,於是他在這個小圈子裡繼續做權威。這些都增加了他的盲目自信、傲慢和霸道。他所以現在敢隨便亂放話,都和做大權威、小權威做慣了有直接關係,習慣由「我」來指點江山。不把民眾、民意看在眼裡。

正因為他不習慣寂寞,想繼續指點江山,所以他要跟陳水扁爭光環。他被光環纏繞慣了,所以對別人把這個光環搶過去很不高興。他當年是真心支持連戰的,因為連戰當了總統,他就有可能繼續影響政局。

民進黨雖然尊敬李登輝,但畢竟不能和國民黨執政那樣,讓李登輝干預國家政策和權力分配等。而做慣了國民黨的大家長的李登輝,認為民進黨也應該像台聯一樣拜他,一樣聽他的指教。民進黨不那麼拜他,沒有一切都聽他的,他就感覺對政壇的影響力不夠,於是生氣、煩躁,把一切怨氣都發泄在陳水扁身上。

除了習慣權威人物的指點江山以外,李登輝還表現出一種貴族式的傲慢。他雖然是台灣人,但無論是日治時代還是國民黨時代,他一輩子都是在精英階層,所以最後還是沒有擺脫日本人式的和國民黨人式的統治者的感覺和習慣。李登輝雖然說過「做台灣人的悲哀」,但他的感覺只是政治上的,是抽象的,他本人並沒有多少具體的生活體會。所以他今天可以隨口訓斥民選總統「沒教養、沒品味」,仍是一派國民黨貴族的居高臨下感。

給「權力慾」戴上「使命感」光環

對於李登輝卸任後仍積極參政、關注國務,我曾經認為他是出於一種基督徒的使命感和一個曾居高位的台灣人的責任感,但回頭來看,我的認知是有很大誤差的。對此,台灣綠營評論家金恆煒的分析更準確。他認為,李登輝之所以一直想繼續左右政壇,實際上是把「權力慾」和「使命感」混到了一起;或者說,是給「權力慾」戴上了「使命感」這個美麗的光環。說到底,盡管李登輝推動了台灣民主化,但他終究沒能夠真正放下對權力的貪戀。

在國民黨時代,李登輝使用權謀,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不管他出於什麼動機,其效果是推動了台灣的民主,所以歷史仍將肯定他那一段的貢獻。但今天,李登輝使用權謀,試圖強化自己對台灣政壇的影響力,同樣,無論他出於什麼動機和目的,其效果是阻礙台灣的民主政治,因此無論今天的台灣人民,還是歷史都會否定他今天的舉動。

在獨裁時代,權謀可以成功,因為在「人治」的權力鬥爭中,政客是「跟人」。但在民主時代,權謀只有失敗這一條路,因為在法治和民主的架構中,選票使政治透明化,民意決定一切。但李登輝好像對這點還沒有反應過來。 另外,民主國家還有另一個明顯的通則:無論有過什麼光環的人物,只要違背民意,人們就會立刻淘汰他。李登輝先生在生命走向顛峰的尾聲之際,卻選擇跳入谷底的政治和人格自殺,這恐怕在任何國家的政壇上都是罕見的。

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