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四川文藝界反右往事
曉 楓

 

● 引言:「煙濃濃,霧濛濛,小樓一夜禍重重。人心自古誰能測?向燈向火各不同。」

● 編者按:四川作家曉楓,一九五七年在號召鳴放時,與幾位青年作家發洩不滿,批評中共政治,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受盡苦役折磨,本文記述他和茜子、邱原等人的悲慘遭遇,生動記錄四川文化界對毛澤東、共產黨暴政的憤恨。


● 四川一批自由派老作家對毛澤東暴政恨之入骨。 1958 年 3 月,毛參觀成都杜甫草堂。(本刊資料)

 

一九五六年是個暖冬,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使得沉悶多年的文學藝術界空前活躍起來,政治氣候顯得越來越寬鬆。《譯文》上所刊愛倫堡的《解凍》,成了我們談話的焦點,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又頻添了大家交流的內容。在這個「活躍」與「寬鬆」的氣氛裡,人們開始對歷次政治運動有過的積怨與不滿,不但可以私下發洩,還可以在適當場合予以表露。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李亞群先生,多次在省文聯大會議室主持召開「如何繁榮我省文學藝術創作」的座談會,與會者的發言甚為熱烈,矛頭都集中在反對「教條主義」上。不少人認為:解放以來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是「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東西,千篇一律,沒有個性,沒有新意,全是「政治的宣傳品」和「政策性的圖解」,根子在 於「黨管得過多、過緊、過死,違背了文學是人學這個規律,太多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忽視它的獨立個性。大家一致主張「打破框框」,走出「條條疑疑」,讓作家、藝術家自由自在地創作,不能再做政治的「僕從」,宣傳的「工具」。僅管這些言論極其溫和、柔順、平淡,當權者也難以接受,認為超出了「雙百」範疇,一些御用文人立即跳出來反擊,常常使座談會不歡而散。

雙百方針下的四川文化界

  當時我在成都日報社文藝組作編輯,距省文聯《草地》文藝月刊編輯茜子住家不遠(茜子本名黃獅威又名陳謙,四川內江人,出身於書香世家,父母均是當地有名的書法家。在讀書時代他就思想激進,常在報刊上公開寫文章嘲罵國民黨獨裁專橫,曾被官方視為︿危險人物﹀。解放後放棄學業,率先參加解放軍,後為西戎《呂梁英雄傳》作者發現其創作才華,調入川西區軍管會文藝處即四川文聯前身。他先後與西戎、流沙河合寫了較有影響的作品《秀女翻身記》、《牛角灣》等)是夜,我去拜望他,上樓未進門就聽得他莽聲莽氣地在說:「現在文藝界風氣很不正,不論寫什麼先得講黨性、講主題,再不就是擁護什麼?反對什麼?把藝術變成沒鹽沒味的說教東西,媽的,連國民黨時代都不如,哪裡還有點創作自由啊!」

  在場的邱原(四川文聯創作輔導部專業作家,一個很有創作才華的年輕人,他的電影文學劇本《青蛙少年》,深受大家好評)接過話頭道:「文學藝術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於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活》,如果不打破這個框框,中國永遠不會有創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學作品。文學根本沒有黨性不黨性的問題,文學就是文學,它只有人性。黨性強化教條,人性潤育藝術。《三國》《水滸》《紅樓夢》是靠黨性寫出來的嗎?是︿講話﹀能解釋得清楚的嗎?再有,文聯和作協本應是作家藝術家的群團組織,不是上下級關係,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現在的作協、文聯,是共產黨的衙門,是整人和強制人改造思想的地方。思想不能改造的,是越改造越壞。思想是人類與生據來的東西,就像天賦人權一樣。」

  在熱熱鬧鬧的爭論中我推門而入,彼此是老熟人老朋友用不著回迴,我找個凳子坐下,繼續聽他們瞎侃。茜子轉頭喜形於色地向我說:「曉楓,你今天的發言很精彩,我特別欣賞你那兩句話,﹃人有多重人格和思想決不是單一的心靈﹄,﹃胸前掛滿獎章的人不等於靈魂品質是高尚的﹄。」 說到這裡他突然轉個話題沖著我說「曉楓,聽說肅反你也被審查過是麼?我就想不通,我和邱原被審查是驕傲自滿,愛發牢騷,你可是個工人啊!道道地地的學徒。」我笑笑道:「可能是受方剛老師的牽連吧?」茜子說:「方剛是個好人,根本與胡風沒有關係,一個老實人,就這樣活活被他們整死了,丟下個六歲女兒好慘啊!」

作家們直批體制,牢騷滿腹

  方剛是省文聯創作輔導部專業作家,是我步入文壇的引路人,一九五五年「機關肅反」疑為胡風集團分子,在「審查批鬥」中服毒自殺,故牽涉到我,使我不明不白被機關禁閉三月。

  一提起「肅反」邱原便火冒三丈,拉大聲音道:「共產黨做事從不講法,連憲法也沒用,毫無根據地懷疑人。一當你被懷疑,不須任何證據就可以關押你,批鬥你,而且還不許你申辯,簡直比法西斯還法西斯。我與茜子被搞了半年,流沙河還看管過我們。現在他覺悟了,向我們認了錯,所以又才和好。」

  據說茜子、邱原、流沙河三人,均是四川大學同學,先後參軍,後被識才的西戎發現一同調入川西區軍管會文藝處,後轉入省文聯,用四川話叫「毛根朋友」。可是在「肅反」政治鬥爭中,互為仇敵,結下難解恩怨。現雖和好,靈魂上卻留下拭不去的傷痕。

  「說人人到,說神神到」,流沙河與遙攀(《草地》文學月刊編輯)笑嘻嘻進來了。「好熱鬧,真是客走旺家門啊!」遙攀穿著一身土裡土氣近似農民的衣服,不停地吸著劣質品牌香煙,一坐下來便發表高論:「正好,我準備籌辦一本同仁刊物,名稱叫《笑》,想用笑來鞭撻社會上的醜惡,揭示生活中的黑暗。在位諸位都是發起人和撰稿人,不過暫沒有稿費。」

  流沙河不輕易表露觀點,對什麼事都要權衡一翻利弊得失。這時,他不冷不熱淡淡一笑道:「我估計省委宣傳部不會批准。」

  茜子陡然站起身關上門窗,提高嗓門道:「管他批不批准,辦起來再說。沙河,我們在川大讀書時,學校裡那麼多油印刊物,要誰批過?共產黨不是講民主自由嗎?今天我們也民主一下,大不了再來個﹃肅反﹄關老子三月半載!」

  邱原冷冷一笑說:「事情沒那麼容易了,胡風問題就已經搞錯,抓了那麼多人,現在放不是關不是,聽說有點難辦。胡風有什麼罪?不就是向中宣部公開寫了一封三十萬言的上書,〈我對文藝創作問題的意見〉。既然是公開意見,又怎能說別人是反革命的黑綱領?毛主席不講理,共產黨也不講理?」

  遙攀雖然土裡土氣,在大事面前卻不糊塗。他想了想,睜著雙小眼晴,審慎地插上一句:「聽說,公佈胡風那三批材料上的編者按,是毛主席親自寫的,我看這個案翻不了。」

  屋裡突然一遍沉默,大家心裡像壓了塊石頭,重重的沉沉的,不知如何回荅?稍停片刻,邱原十分有信心地說:「不管哪個寫的,事實就是事實,真理就是真理,我敢肯定,四十年後胡風反革命一案定會翻過來。這是新中國的一個冤案,一個徹頭徹尾的大冤案!是無產階級專政體製造成的冤案,也是毛主席帝皇作風所致。他老人家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

  茜子不僅附和邱原的觀點,還作了新的補充:「對,毛主席就是個帝皇,他自己寫的︿沁園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什麼﹃一代天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今朝,獨斷專橫,指鹿為馬,說高鐃是反黨集團就是反黨集團,說胡風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

  遙攀扔去手中煙頭,不知是受了邱、茜的啟示,還是觸到了他有過流血的傷口。聽說他家是農民,一九五四年的糧食統購統銷搞得全家沒有吃的,霍然一下來氣了說:「我認為黨報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陰暗面才是今天社會的真實。領導無論作什麼報告總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的關係﹄。一九五五年肅反整錯了那麼多好人,成績還是主要的。共產黨最大毛病是錯了不認錯,耍霸道。因為他們手中有黨權、軍權、文權,還有員警、監獄,誰敢說個不字?所以今天的作家、記者、編輯,全都是傀儡,全都是工具。」

陳謙等被打成「裴多菲俱樂部」

我靜靜地聽著他們一針見血的對話,感到又新鮮又驚奇。新鮮,從來沒有聽說過;驚奇,似乎有點過頭。當時我對毛澤東還很迷信,認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全是下面執行政策人發生的偏差所致,也是俗話說的「經是好的,只是念經的和尚念歪了」。我雖不完全贊同,卻又不好出面阻止,聽得邱原繼續說:「聽說共產黨明年要開展整風運動,主要整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我認為官僚主義產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教條主義來源於以俄為師的馬列,宗派主義是黨內利益的共同表現,都不是作風問題,是權力結構的不合理,比如領袖的終身制度,從地方到中央的一無化領導。終身制的領袖必然造成個人崇拜,一元化的領導必然專橫。西方國家為什麼沒有個人崇拜?因為總統不但是民選,還有任期,除此還有議會監督。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一黨專政的領袖終身制,自然會造成許許多多悲劇,匈牙利的悲劇就是個例子。那些上街的人,都是受歷次政治運動迫害的人。我們解放後不斷搞政治運動,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風,僅反胡風一案全國就有幾百萬人挨鬥爭、受審查,誰心裡不是一肚皮氣?布達佩斯的知識份子上裴多菲俱樂部是出於不得已,因為在拉科西統治下的知識界一片荒涼,又不准自由討論任何問題,逼得他們去那裡,因為只有那裡還有一小塊民主自由。」

在一側旁聽的茜子夫人陳秉先不知道這些天下大事,便仰面好奇地問他老公:「什麼是裴多菲俱樂部?」

茜子毫不思量脫口而出道:「我們家就是裴多菲俱樂部,如果中國也發生匈牙利事件,我第一個舉著旗子上街!」他的話有點語驚四座,大家愣住了。

流沙河即忙岔開話題問我:「曉楓,聽說你寫了《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兩個續篇?」我點頭承認。遙攀道:「我建議你把「肅反」如何整人的事情也寫進去,這會更有代表性。寫好後立即給我,爭取發在第三期《草地》月刊上。」我道:「別急,潤潤色再說。」

流沙河雖然年齡小於茜子、邱原,在言談舉止上不那麼衝動,此時他極為平靜地說:「曉楓,你說得對,一篇好文章總是千改萬改,我倒同意文藝不過問政治的觀點,一個作家寫什麼黨不要去多管,文學就是文學,政治就是政治,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我認為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我們國家當前最根本的問題。巴金、茅盾,解放前寫了那麼多好作品,現在什麼也寫不出來了。如果共產黨再繼續管文學藝術,領導文學藝術,到時中國只有口號,書架上沒有作家的書了。」邱原立刻表態道:「我同意沙河觀點,文人應該自己管自己,全國作協、四川作協的領導,應實行民主選舉,把黨棍、打手趕出文壇。」

  中國不少民謠深含哲理:「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夜之談竟釀成人生巨大災難,後經「覺悟者」的告發,一年後竟成為茜子為首組織「裴多菲俱樂」反革命的鐵證,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被成都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第二法庭,以「陳謙參加文藝界反革命集團,組織「裴多菲俱樂部」為由,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送到天迴鎮大灣勞改動力機械廠勞改,一九六二年末刑滿仍不許回家,留廠就業繼續強制改造思想,致使家庭破裂難以忍受漫長折磨。一九六七年趁「文革」動亂之機,逃到成都市找到早已開除公職送勞教未果,現以刻蠟板和畫像為生的邱原聲淚俱下說:「我們這一生何曾反對過共產黨,只不過發發牢騷而已,共產黨卻往死裡整,老子現在簡直活不出來了,決心跑到國外去反對它,你得幫助幫助我。」

邱原寧死不屈,在獄中自殺慘死

邱原是個性情中人,現聽朋友這麼一說,立即拍著胸口表示一定幫忙。恰好半年前有位他在任編輯時,改發過稿件的一位老相識,在「文革」中舉旗造反,一下成了新疆某造反兵團頭頭,發跡後從新疆回成都探親,得知邱不幸的遭遇,邀邱去新疆工作,被挽拒,於是留下一張空白介紹信說:「只要你願意來新疆,我任何時候都歡迎。」現在茜子想逃亡,出於友誼和同情,邱原便將其中一張空白介紹信給了他,另送一百多斤糧票和幾百元人民幣的路費。茜子企圖到新疆後出境未果,又轉到上海想泅渡到公海再爬上外國商輪,當然更是癡心妄想,最後潛入山西一個縣城近郊,在一個煤窯裡挖煤度日。不料全國對茜子發出紅色通緝令,很快將他抓捕歸案,邱原作為支持「叛國集團」的幫兇也瑯璫入獄。公安部門立即對他採取刑訊逼供和誘供,邱拒理抗辯死不認賬,最後只好將其單囚一室,並經常侮辱其人格。邱原是個天生的漢子,個性極強,有「勿自由寧死」的風範。獄吏曾脅迫他說「只要你交代出同夥,我們可以立即釋放你,如抗拒不交代只有死路一條。」。在生與死的兩條路面前,在保護朋友和出賣朋友的人格考量下,邱原選擇了拒絕招認的絕路。

在小監裡你想死也死不了,沒有毒藥,沒有利器,沒有繩索,連褲帶也被獄吏收去,除此防範極嚴,每隔兩三個小時就有人巡示。為了保護朋友,他立意翻新,將吃飯用的一隻竹筷在地上磨尖,然後在一個風雨如磐的夜晚,他蓋著被子躺在床用手摸著股動脈,咬牙對準跳動的血管舉起磨尖的竹筷用力插去,插進去後再用力不停攪動,直到鮮血汨汨外流時才蒙頭睡去。第二天早晨待獄吏發現時,他仰睡血泊中已悄然長逝。後監獄通知他妻子張天秀來領取遺物,那床血跡浸透的被蓋重達幾十斤。張天秀拿著血被去錦江河沖洗(因家裡沒有自來水),使半河水都染成了紅色。這樣的死需要多大的決心和勇氣,一個意志怯懦的人決難以做到,不禁使人想起宋.李清照的詩:「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他死於毛澤東的暴政,用鮮血寫下人生光輝一頁!

其他三人,根據共產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的政策,曉楓開除公職強制勞教養,後又因不認罪,抗拒改造,加判為二十年有期徒刑;遙攀開除公職送回老家監督勞動,慘死於「十年文革」,只有流沙河先生有幸地留在機關繼續「為人民服務」。為了印證歷史,看一看茜子一九八○年的兩張「平反」判決書:

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 80 )刑申字第 165 號

陳謙。原名黃獅威,男,四十九歲,四川省內江市人。原任四川省文聯《草地》編輯部編輯。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成都市西城區第二人民法庭 1957 年度法庭刑二字第 011 號刑事判決書以反革命罪判處陳 謙徒刑五年。宣判後本人不服。提出上訴,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經本院 1958 年度刑上字第 11 號刑事判決書判決:心維持原判,駁回上訴。

現經審理查明:原判認定陳謙參加文藝界反革命集團,組織「裴多菲俱樂部」。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行不能成立。據此,本院依法判決如下:

一、撤銷成都市西城區第二人民法庭 1957 年度法庭刑二字第 011 號刑事判決書和本院 1958 年度刑上字第 11 號刑事判決書;

二、對陳謙宣告無罪。

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年六月十四日

成都市金牛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 80 )刑申字第 055 號

陳謙,原名黃獅威,男,四十九歲,四川省內江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十號,原系四川省磨床廠就業人員,現在阿壩監獄勞改。

劉漢鼎,男,三十六歲,陝西省漢中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八號,原系成都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臨時工,現在芙蓉煤礦就業。

繆文裕,男,三十六歲,四川省灌縣人,家住本市小南街一百七十五號,原系成都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臨時工,現已刑滿釋放。

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市金牛區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小組、成都市金牛區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以( 72 )成金人保刑字第 4 號刑事判決書,認定邱漾(已自殺死亡)、陳謙等人犯叛國投敵罪,分別判處首犯陳謙徒刑十五年;劉漢鼎、繆文裕各徒刑八年,此外還認定張天秀、陳秉先、白翼、張雯、繆文華、肖維剛等人參與犯罪活動,但因罪行輕微,分別予以訓斥和批評教育。判處後,陳謙、劉漢鼎、繆文裕等人不服,曾先後提出申訴。

現經我院復查審理,原判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均屬不當。據此,本院依法判決如下。

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市金牛區公安機關軍事管管制小組,成都市金牛區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 72 )成金人保刑字第 4 號刑事判決書;

二、對陳謙、邱漾、劉漢鼎、繆文裕及張天秀、陳秉先、白翼、張雯、繆文華、肖維剛宣告無罪。

成都市金牛區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年六月五日

摯友茜子「平反」後心情一直不抒,在二○○六年五月病逝前我曾兩次去看望他,一見面總是向我發洩內心積鬱說:「曉楓,我們這一生活得太窩囊,才華被埋沒,自由被剝奪,青春被葬送,愛情被撕裂,媽的,太慘!太慘!共產黨、毛澤東欠下我們太多太多的債啊!」

他悄悄走了,留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長詩集、詩集、戲劇集,等逾二百萬字,大型組詩《大地篇》之《風》,蜚聲海外華人詩壇。現借用他《風》中幾句作為本文結尾:

  挺直你的脊骨高揚,請迎住我的無形,我是一脈透明的波,我無聲,我是一支恆古的歌,我無重量,我就是我,冥冥中,一縷浩然遊蕩的魂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