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推開民主的門縫
碧 水

 

● 中共黨內民主派創辦的政論刊物《炎黃春秋》最近不斷發出推行民主的呼聲。今年二月號謝韜文章更大膽倡言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 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在《炎黃春秋》著文推崇瑞典式民主社會主義。被認為挖了共產主義的祖墳。圖為瑞典社會一景。

在大陸各種政論雜誌中,「晚生兒」的《炎黃春秋》沒要政府一分錢,也沒有一個正式編制,完全屬於民間刊物。但該刊銳志進取,立意為民主呼號,主辦者與撰稿人又多為黨內民主派高幹。如初創者為朱德秘書廖蓋隆,當今掌門人為年逾八十的杜導正(三八老幹部、原中央新聞出版署長),積極支持者有李銳、胡績偉、杜潤生、于光遠、朱厚澤、閻明復、李普、李昌、曾彥修、甘惜芬、高尚全、蘇雙碧、楊繼繩、邵燕祥、戴煌等。因此,該刊很快成為大陸眾多民主翹望者的一面旌旗,自費訂閱者眾多,尤其是那些飽嘗政治風霜的「老傢伙」。春江水暖鴨先知,「老傢伙」們總是能從《炎黃春秋》的水溫中探測到節氣寒暖。

李銳和任仲夷呼籲政改

二○○六年夏以來,該刊讀者憑著多年煉就的「反革命嗅覺」(因無法直言,必須聽話聽音),從《炎黃春秋》中聞嗅出一股不平常的氣息,該刊正在為民主推開一條意味深長的門縫。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該刊舉辦創刊十五周年茶話會,出席者一百五十三位,涵蓋老青中三代。該刊連載十餘位發言者的講稿,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十期李銳的〈開放言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旗手李銳先生的聲音再次在大陸發出,本身就是一種信號,更不用說是這樣的「醒目標題」,裡面還有十分刺激的語句:「黨在國家之上,還是在國家之下?黨歸憲法管,還是憲法歸黨管? ...... 歷史教訓告訴我們:黨也要講民主和法治,不能搞專制,黨要歸憲法管 ...... 改革開放之後,最大的問題就是腐敗叢生,腐敗產生於什麼地方呢? ...... 是我們的黨政權力太大,沒有強有力的監督所致。」

接著十一期又發表了〈任仲夷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詳盡闡述了任仲夷(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政改思想:一、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必然要求;二、政改嚴重滯後是當今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所在,國家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三、目前這種體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對權力的有效制約,清官很容易成污吏,好人變壞人。「我們現在是自己監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來監督右手。同一身體、同一體制、同一利益,談何監督?」吳南生(原廣東省委書記)也說「這種體制,鬼都會腐敗」。四、政改宜早不宜遲,拖下去,後果不堪設想。穩定是動態的穩定,只能用改革來求穩定。穩定壓倒一切,最後就壓倒了穩定。任仲夷還認為:各國民主大同小異,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都是人類創造的文明;西方「三權分立」的本質和科學成分就是權力制衡,本身沒有階級性,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原則不能違背;我們不能像國民黨那樣搞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任仲夷還說了一些絕大多數大陸人民不敢說(甚至不敢想)的話:

  我不贊成老百姓造反,因為造反是沒秩序的,必然造成社會的混亂,生產力的大倒退,全民族的大災難,但如果故步自封、不思改革,積壓矛盾,就會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 共產黨應該在它還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時候,在軟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對強大的時候,與時俱進,主動地改,積極地改,果斷地及時地向社會讓步,才能掌握改革和社會發展的主導權。

  當然我們共產黨鬧革命就是為老百姓爭自由要民主 ...... 必須開放言論,公之於眾,讓全民參與討論,集思廣益,共同設計藍圖,上下溝通,共同推進 ...... 現在,往往是有一點出格的言論,就禁書、封報、攔網。這是解放思想還是禁錮思想?是啟蒙還是愚民? ...... 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統治的社會絕不是民主的社會,也不會長治久安的。


● 1949 年天安門舉行慶祝北平解放大會的照片。中共奪取政權的暴力論和階級專政論,早被恩格斯批判過了。

謝韜倡行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當讀者還在為《炎黃春秋》刊載「任論」嘖嘖感佩之時,又在二○○七年第二期上讀到更有衝擊力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作者為原人大副校長謝韜。該文說恩格斯生前就放棄了「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大目標,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年提出來晚年拋棄了的命題。」勃列日涅夫曾對其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

該文認為:不是伯恩斯坦而是列寧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一九一八年成立的第三國際,分裂了國際工運,「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邊修正了馬克思主義。」撿拾起被經典作家已經自我否定的「暴力論」與「專政論」。

謝韜先生用砸地有聲的資料說明「階級鬥爭」可以壽終正寢:

二十一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只佔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六。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平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工人階級用不著起來革命,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這是一段從根本上否定「階級鬥爭」的闡述,而且是發表在言論管制的大陸。既然工人階級只佔少數,階級基礎都快不存在了,「階級鬥爭」之說還站得住腳嗎?而且,「水深火熱」中的資本主義工人,生活水平已在社會主義羅馬尼亞總統之上,他們還需要「革命」嗎?還會要求「解放」嗎?李銳先生也在同期採訪中說:「社會主義不是強制推行的產物,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自然演進的結果 ...... 所以發達國家最有資格搞社會主義,現在看來也是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元素最充分。我看過一個材料,瑞典沒有明顯的貧富分化,個人收入差異本來高達三百多倍,但經過國家稅收的平衡,下降到四比一,基本實現共同富裕。也沒有腐敗,三十多年沒有貪官。不止瑞典如此,北歐其他國家也是類似情況。」

謝韜先生的觀點是中國必須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即走北歐國家的道路。聽說該文原名就是「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可能編輯怕太刺激,才改成現名。民主社會主義的具體內涵為四:政治上民主憲政;經濟上市場經濟,所有制上混合私有制;公共事務上建立福利保障制度。簡括之:政治民主+市場經濟 +混合私有制+社會福利。謝韜強調:「沒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

謝先生最後說: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黨我國如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而不使政治體制改革緊緊跟上去,說重點的話,我們真可能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污腐敗問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謝文一出,朝野大驚南北皆嘩。各家報刊老總無不驚佩《炎黃春秋》的烈魄獨膽。這種對傳統共產理論具有顛覆性的「叛言逆論」,誰都明白它所含帶的份量。這可是從共產理論的地心深處發出的地震,完全否定了共產理論的價值與意義。不僅經典作家本人已然拋棄,現實基礎亦不存在矣!

《炎黃春秋》的聲音使海內外關心中國事務的人,聽到了「歷史的腳步聲」,民主的門縫在慢慢開戶。事實上,去年夏天以來,「民主」之聲再次響起,原本十分忌諱的「民主」漸漸公然行走街市,包括出了一本《民主是個好東西》。迭經文革與「六四」之痛,歷史已將中國運行到民主廣場的入口,廣大中共黨員對民主的認識確實有所深化,黨內有識之士不斷在「拱」民主,高層也不好意思再提什麼「一元化領導」,鄧、江、胡也不可能像毛那樣索要「最後決定之權」。

女法學家薛剛凌的歪理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另一側面的聲音。大陸民主不僅政治上舉步艱難,學術上還不斷出現ABC級的低層錯誤。如剛剛評出的第五屆十大傑出中青年法學家薛剛凌(中國政法大學女教授),居然以國情落後認定程式法治不適用當今中國。她在頒獎大會上稱:「純粹的程式法治不符合中國的國情,程式法所要具備的條件在中國很不健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因為中國向有「輕程式、重實體」的傳統。連「傑出法學家」都在為專制尋找合理性,都在最基礎的理念上兜兜轉。法治程式的必要性與合理性難道還需要再行論證嗎?程式正義既是約束公權的必要手段,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法治化程式的當然標準,目的正確並不能構成權力行使的全部合法依據,程式公正是保證公權合法行使的當然伴侶。難道中國因為有「輕程式、重實體」的傳統,就可永遠摒棄民主程序,只要自稱「目的正確」就可永享專制?如此荒唐的「民主邏輯」,竟然公開行走,還得了什麼獎,實在令人寒心,也不難看出中國法治土壤是如何貧瘠!

正因為聽慣了薛剛凌這樣的歪理,《炎黃春秋》的正義之聲才顯得特別珍貴,猶如劃空之電,使飽受各種箝制的國人感到「民主有望」。海內外還注意到:溫家寶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最重要的結尾部分,未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似乎確實在傳遞「理論突破」的資訊。

絕大多數關心祖國前途的「民主人士」都希望中共能夠順應潮流,自行解禁,先開言禁再開報禁,循序漸進走向民主,以免矛盾積壓爆發不測。中共領導應該有能力認識到:民主不僅僅是對公權的監督,更重要的是調動每一國民的社會事務意識,每一國民都有為國家服務的機會,變弱民眾強民,真正強化每一社會細胞,政府也因此可採集到每一公民的智慧,同時真正得到公民的認可。此外,民主政制從根本上杜絕政治暴力,乃為和諧社會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