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絜與司徒雷登
◎周啟博
● 在美國庚子賠款出資興辦的燕京大學，歷史系學生陳絜和校長司徒雷登對中共掌權都出過力，但他們被中共利用完後即棄之如敝屣。
● 1946年司徒雷登與燕京校友聚會。前排坐者左起：孟昭英（時任教麻省理工），王安琳（燕京校董女兒），司徒雷登，譚斌斌（一九三六年燕京畢業生第一名），馮秉銓。站立者：馮秉銓太太高兆蘭（二排左三），王伊同（三排右三），周一良（四排右三）。
二○○六年底，我去匹茲堡探望父執輩的王伊同教授。 王伯伯是江南才子，幼時就讀江陰南箐書院，一九三三年考入燕京歷史系，一九四一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後留學美國哈佛。在燕京、哈佛，王和我父親周一良同學，結為好友。王畢業後曾任教數所北美大學，在匹茲堡大學東亞系獲終身教職並從該校退休。
我拜訪王伯伯，常聽他講父輩學人趣事。 他年逾九二，雖不良於行，但思維記憶尚好，能把六、七十年前的逸聞娓娓道來。他提到的燕京人林林總總，例如與他年級相近的各系學生葛庭燧、孟昭英、侯仁之、王鍾翰、趙理海等人，後來都是大陸知名教授，哲學系學生孫以亮，後更名孫道臨，馳名大陸電影界，歷史系學生龔維航，後更名龔澎，官至中共外交部司長，等等。
這些人當中引起我較大興趣的是王伯伯在燕京歷史系的同學陳絜，和燕京大學主持人司徒雷登。中共從一個弱小的武裝派別發展到以暴力取代合法中國政府，這兩位燕京人，一中一西，都為中共出了力，而中共用完他們以後又都棄之如敝屣，他們可算是被中共愚弄了一生的燕京人。
陳絜出身望族、主持燕京地下黨
陳絜，又名陳矩孫，生於一九一三年，是滿清遜帝宣統的老師陳寶琛之孫。陳絜出身福建望族，卻服膺中共宣傳，考入燕京後就成為中共「職業學生」，主持燕京地下黨。中共福建官方出版物介紹陳的生平說「他在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和北平學生聯合會中都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他又發動了「一二九」的學生運動，取得很大的成功。姚依林把陳矩孫介紹給周小舟，並介紹他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二年燕京大學中共地下黨支部成立，陳矩孫擔任黨支部書記，繼而擔任中共北平西區區委書記、北平學聯黨團書記、中共北平市委秘書，同時參加了第三國際的工作，在領導北平市抗日救亡鬥爭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陳矩孫被排斥在抗日統一戰線之外，認為他的「愛國」和「抗日」都是「越軌」行為，因此被有關組織開除了中共黨籍。
一九三八年陳矩孫到延安向劉少奇匯報工作和北平市委的錯誤傾向。劉少奇安慰和鼓勵他，並親自為他恢復了黨的組織關係，安排他在中共中央編譯部擔任編譯工作，還安排他到馬列學院學習，不久隨同劉少奇到河南籌建中原局，並任劉少奇的秘書。一九四○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返回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攻讀研究生，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家庭出身，積極爭取愛國教授，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推動北平的學生運動。
根據大陸官方出版物，一九四一年陳離燕京去老家福建，任中共閩浙贛地下省委社會部部長。他繼續以自己的顯赫家世為掩護，取得福建省政府參議職務，暗中搜集軍政情報，鼓動福建省長抵制重慶，制造反蔣輿論，以打擊領導抗日的國民政府。日本投降後，內戰又起，陳繼續他的「白區工作」，曾以中共省委軍事部長身份參與策反國民黨軍政要員陳儀和湯恩伯。一九四八年， 福建中共地下黨內鬥激化釀成福州「城工部事件」，陳的地下黨同志百餘人被中共閩浙贛地下省委誣為「國特」而處死。陳避走香港，雖然保住人頭卻丟了「政治生命」，第二次被開除黨籍。一九四九年中共進佔福州，陳以被開除之身返回福州。一九五四年起陳，在福建師院歷史系任講師為生。一九五七年作為無黨派人士獲省政協委員頭銜。一九六六年文革禍起，毛決意剪除劉少奇。以陳與劉的歷史淵源，能活下來已屬幸運。一九八三年陳獲得平反，但中共黨籍不從一九三五年而從一九四六年算起。四年後陳病逝福州。
長袖善舞玩弄司徒雷登於股掌間
陳絜生平的中共版本是千人一面的官式悼詞，王伯伯的回憶補充了人性化的細節。 陳家學淵源，中英文根底都好，燕京對新生照例要考英文中文，陳都獲免試。陳先進中文系，後轉入歷史系。在燕京自由寬容的環境裡，這個中共職業學生如魚得水。他經常缺課，教授佈置的參考書不看，卻對其他讀物手不釋卷。 王想看看陳著迷甚麼讀物而陳不准。陳對王不諱言自己熱衷中共反國民政府活動， 而且向王炫耀中共地下黨的實力。那時燕京東校門外有賣烤白薯的小販，還有西服革履的商人每周來校給打網球的有錢學生送新球拍並修理舊球拍，陳說他們都是「自己人」。陳對中共地下黨掌握燕京學生的能力頗為自得。每次燕京學生大會，儘管左中右派學生都有，中共都預先佈置了得力人員佔據會場四角和中心的重要位置，對辯論國事可能發生的所有情況都有應對的腹案，能以各種方式把不同意中共觀點的發言壓下去。每屆新生進校，陳說中共地下黨都對新生的家庭背景，政治傾向和本人性格調查分類，對可能加入中共的就拉攏，對傾向國民政府的就打擊。王問陳「你們看我如何呢？」陳說「你這種死讀書中間派我們不考慮」，所以王得以埋首問學。對於燕京教授，陳也有同樣措施。中共地下黨因故不滿心理系教授陸志韋，散佈流言要伺機毆打陸先生。陸懼，托人找到陳疏通，陳對王說，「我們只是嚇唬他一下，沒想真打」， 儼然稱霸燕園的黑社會老大。
燕京大學主持人司徒雷登對陳絜極為賞識。一九三八年陳因自己被整肅清洗，去延安向劉少奇匯報申訴。司徒雷登贈二百塊錢旅費。陳後來告王自己在延安窯洞裏「讀鄧之誠（當時燕京歷史系教授）的中華兩千年史」。一九四○年中共派陳回燕京再做職業學生。 燕京對陳是來去自由，休學復學悉隨陳便。但陳缺課甚多又無論文，礙難頒發本科學位。燕京准許陳的歷史系同學王伊同、王鍾翰替陳捉刀，使陳得以本科畢業，就讀研究院，還進一步受任司徒雷登的秘書。燕京學生眾多，司徒雷登對陳情有獨鍾，多方關照，是因為愛才還是親共？恐怕兼而有之。陳本人長袖善舞，玩弄司徒雷登於股掌之間，後來官至中共外長的另一個燕京職業學生黃華說陳「經驗豐富、注意政策和策略，水平高人一籌」， 信非虛言。
陳絜與王伯伯沒有政治衝突，私交甚篤。王曾造訪陳寶琛在北平城內的老宅，印象是院落很大，但極破舊髒亂。陳在祖父的客廳與王閒聊，內急時就到客廳門口，當著王就地方便，的確不把王當作外人。一九四○年王畢業離校，陳花錢為王送行，節目是帶王去八大胡同看妓女，每見一位姑娘一塊錢， 再去北海仿膳餐館吃飯，然後兩個朋友就分道揚鑣了。
兩次被整肅，仍為中共效勞不倦
陳絜是燕京學子中的佼佼者，如專心學術應有相當成就，但是他在一九三五年選擇了中共。一九三五年的中國處境險惡，軍閥割據和中共叛亂削弱了國力，中國迫切需要時間整飭軍備和尋求外援，中日開戰越早對日本越有利。日本因此步步進逼。國民政府則忍辱負重努力推遲抗戰爆發。避居陝北的中共此時全力動員民眾逼迫政府立即在華北華東對日開戰，「救中國」為名，「救中共」為實。陳絜以「抗日」「救國」口號煽動民眾向國民政府施壓，為軍事失利敗走延安的中共爭得了喘息時間。然而中共仍然惡其不直接攻擊政府而開除之。陳去延安申訴，被劉少奇賞識，應有機會目睹中共黨內統治方式的真相。可惜的是，陳絜繼續為中共做「白區工作」， 按中共官方介紹的履歷職務，他還「允文允武」， 筆桿子槍桿子都拿得起。
十幾年出生入死之後，他年屆三十五歲，擔任中共福建省地下組織職務時，又在黨內清洗殺戮中被開除而避走香港。他沒有選擇定居香港安度後半生，而是在一九四九年以被開除分子身份返回大陸，繼續給中共幫閒。兩次被整肅居然還沒令他看清中共。他從一九四九年起的後半生經歷了毛澤東當政以後所有的倒行逆施和數千萬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如果他精神正常，應該反思這是不是自己在燕京大學加入中共地下黨時的初衷。九十年代以來，李銳、李普、沈容、馮蘭銳等一九三○年代為「抗日」「救國」而投身中共的知識青年站出來重新評價自己一生追隨中共的得失，回顧自己因幼稚而被中共愚弄的教訓。這些耄耋老者的真誠贏得了中青年文化人的尊敬。 如果天假以年，陳絜是否會加入這個行列？ 我因沒有看到陳的晚年回憶文字而無法判斷。
司徒是中國通，受中共蒙蔽
司徒雷登創辦並長期主持燕京大學。他雖是美國人但生於中國杭州，第一語言是中文，自稱「是中國人多於是美國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日軍侵佔北平，國民政府所屬的北平各大學悉數關閉，師生撤退南下，因此無法南下師生的生計學業立成問題。由於美國當時還是中立國，美國教會所屬的燕京大學得以在日據北平城繼續開辦。司徒雷登向這些外校師生伸出援手，教授可以來燕京代課，學生可以轉學或借讀入燕京，燕京學生宿舍從單層床換為上下鋪以接納更多學生。在日本佔領軍的刺刀之下，燕京大學為延續中國民族教育和北平高等學府的血脈作了貢獻。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後，美日正式交戰，司徒雷登被日軍關押，在集中營中度過四年。
司徒雷登熟悉炎黃文化，同中國人民共赴國難，與中國合法政府和反對派中共都有良好關係，因而被美國朝野認為是一個「中國通」。但是，他未能認清中共專制政黨和武裝叛亂集團的真面目，其實只能算半個「中國通」。抗日勝利，外侮解除，國情重心轉為合法的國民政府與中共擁兵自重的矛盾，他的弱點立即顯現。中國當時飽經戰禍，需要各派勢力服從和參加合法的國民政府，開始和平建設。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共產黨都把國家元氣民眾福祉置於本黨權利之上，交出軍隊，參加議會，司徒雷登一廂情願地以為中共也能從善如流，他錯了。中共和培植中共的俄共都信奉他們的黨要凌駕國家和民眾之上，他們的黨魁要獨裁全黨，可是歐美和中國許多學人對此視而不見，在不完善的資本主義民主和長於宣傳蠱惑的共產主義專制之間選擇後者，司徒雷登也受了蒙蔽。在世界範圍的知識份子左傾狂熱浪潮中，胡適是保持冷靜的一個。胡適和司徒雷登有相似的社會地位和獲取資訊的管道，都能看到蘇共如何統治俄國和調教中共。胡適據此預見到中共將對中國的危害，司徒雷登則無此眼光。
毛征服大陸。別了，司徒雷登
由於多數國人的素質尚不足以識破中共專制真面目，和美國利用軍援掣肘國民政府，中共政治軍事攻勢迅速得手，國民政府從首都南京敗退廣州，包括中共後台蘇聯在內的各國駐南京使館都按國際慣例隨國府南撤。司徒雷登眼看中共將以武力征服大陸，卻仍然對中共抱有幻想。他以自己聲譽為抵押，留在駐南京的使館等待「解放」，希望能保持中共和美國的關係。毛澤東在取得對國民政府軍事優勢之前，一貫聲稱嚮往美國式民主，著力拉攏司徒雷登。一九四○年司徒雷登在重慶墜馬受傷，毛從延安馳電慰問。一九四五年毛在重慶國民政府慶祝抗戰勝利晚會上首次見到他，連說「久仰」，並讚揚中共方面的燕京畢業生。 後來毛又在重慶邀宴，對他頻頻敬酒讚譽。
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已武力征服大陸，決定「一邊倒」向蘇聯，認為他已不再有使用價值，這同一個毛澤東寫出「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措辭尖酸刻薄，極盡挖苦奚落，是他積鬱成疾的原因之一。一九五二年，中共解散所有曾為中國培養人才的教會大學，罪名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燕京校園為北大佔用。我父親為此在和國外燕京校友的私人書信中曾自稱「亡校之人」。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病逝，遺願是骨灰埋葬燕園，那是他為「故國」教育灑下數十年心血的地方，可是中共不准，又一次羞辱了他。美國記者斯諾一九三○年代在燕京任教時經司徒雷登協助去延安，撰寫了《中國的紅星》。大批中國知識青年讀過中譯本之後投共。一九七二年斯諾逝世，中共接受了斯諾一半骨灰，葬於燕園，作為四十年前協助愚弄世人的酬勞。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斯諾遺孀憎惡屠殺，揚言遷走骨灰。如果連斯諾都後悔所葬非地，若司徒雷登泉下有知，這時應該領悟到「故國」專制未除，埋骨不去也罷。
司徒雷登後半生的悲劇，就是因為他沒有胡適的眼光而被中共愚弄。
燕京師生被蒙蔽，不只此二人。王伯伯的老相片記錄了他參加司徒雷登在波士頓與燕京校友的聚會，按王記憶是一九四六年的事。史載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四月自美國返華，聚會應是在此之前。當時在哈佛和麻省理工的燕京校友，假波士頓中餐館餐聚以向老校長致敬。照片中王伯伯記得的人有：
前排坐者左起：孟昭英（時任教麻省理工），王安琳（燕京校董女兒），司徒雷登，譚斌斌（一九三六年燕京畢業生第一名），馮秉銓。站立者：馮秉銓太太高兆蘭（二排左三），王伊同（三排右三），周一良（四排右三）。
由於美國坐視蘇軍阻撓國際承認的南京國民政府接收東北，中共得以獲取日本遺留東北軍事經濟資源的大部。中共還利用美國發起的「軍調處」休整擴編和部署軍隊，做好了開始全面內戰的準備。這時中國上空戰雲密布，司徒雷登卻相信中共有和平誠意，看好中國前景。留美學生回國與否舉棋不定，王伯伯聚會時就此向他請益，他回答「你們的前途在中國」。王沒有謹遵師命，而是選擇留下，後半生在美安心教書做學問，有中英文專著和論文集出版。
照片中選擇回國服務的孟昭英、馮秉詮、周一良等，命運與王迥異。孟回國在清華任教，為創建大陸無線電電子學居功厥偉。一九五七年孟獲右派罪名，被逐出專精的學術領域並監督勞動。文革中孟自己被整肅致傷，長子被迫害自殺，次子被逼瘋。馮秉詮回國在華南工學院任教，享譽大陸無線電通訊科研教學領域。他與我父親保持友情，數次造訪我家。文革中馮自然難逃迫害，但馮不能自保而害人。當「周一良專案組」因周曾留學美國而迫馮證實周是「美國特務」時，馮斷然說「如果周一良是美國特務，那我們大家（留美歸國學生）都是美國特務」。我父親晚年對此事稱道不已。
王伯伯這一輩的學人多已凋零，他們被專制政黨愚弄的教訓值得後人記取，因為專制政治還遠沒有退出歷史舞台。
（周啟博：留美學人，大陸名學者周一良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