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彭文應是文革後鄧小平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之一。關心反右問題的人請讀讀此文。彭文應的個案，相當典型地反映反右運動的罪惡本質，而鄧小平拒為彭平反，不僅說明鄧在政治上和毛一樣專制殘忍，而且暴露中共這個黨在道義上已不可救藥。

● 彭文應1953年與妻子鄧世瑢合影。（彭文應先生百年誕辰）

一九八○年六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右派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從已劃為右派的九十六名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中挑出最有影響的二十七名右派復查後，「擬予改正的二十二人」，「擬維持反動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五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名單中的第三位彭文應教授當時是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章羅聯盟」在上海的主將。「不予改正」的理由是「頑固不化，死不認錯」。

安福三才子均成極右份子
彭文應， 別名爵緣、菊園。一九零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生於江西省安福縣南鄉西邊村的一個家境清貧的小學教員家庭。一九一七年夏， 用庚子賠款建立的北京清華學校在江西招生， 彭文應與同鄉好友王造時在全省二千多人的會考中，分別名列第一第二名。他們二人與另一位同鄉羅隆基後來被國人稱為「安福三傑」或安福三才子」。三人均學業優秀， 思想進步， 先後赴美留學，羅、王獲博士、彭獲碩士學位。回國後，三人積極投入各項愛國政治活動，活躍在中國政壇。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時，三人均被打成「極右分子」。

彭文應在一九三二年回國後，先後在上海法學院、光華大學等擔任教授，同時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和愛國民主運動。一九三六年發生「七君子」事件，彭文應挺身而出，隨同宋慶齡等組織營救，同宋慶齡一起赴蘇州監獄，主動要求陪同七君子坐牢。

一九四七年十月，民盟被國府當局宣佈為非法組織後，彭文應臨危不懼，毅然擔任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員，四九年易幟前夕， 地下市支部幾位領導人被列入暗殺名單，湯恩伯下令捕殺史良和彭文應。他在申江醫院被追捕，躲至屋頂後化妝逃脫，死裡逃生。但被抄了家，財物搜掠一空，家中老小被趕出家門。

自三十年代起，彭文應積極跟隨中共，反對進攻「蘇區」，主張民主社會主義。一九三九年在南昌因抨擊政府「消極抗戰，積極反共」而險遭不測。後來周恩來專程前往彭文應擔任總主筆、王造時任社長的「前方日報社」慰問， 緊握著彭文應的手說：「彭先生，我代表黨向你表示感謝」，「說時語音咽嗚。」

曾救通緝犯周恩來脫險
三十年代初某日，彭文應在滬去探望一位朋友。正言談間，忽有一位儀表非凡的不速之客來訪。見室內有人，不肯進入。只在走道同友人交談。友人匆忙走入臥室翻箱倒櫃尋找什麼。彭同走道上的客人交換眼色，但未經友人介紹不敢招呼。過了幾分鐘，友人急步走入房間，對彭說，這位朋友有燃眉之急，自已的錢和鑰匙都被太太帶上街去了，問彭身上有錢嗎？彭文應立即傾其所有交給朋友，二人都未點數便交給了走道上的客人。友人送走客人後才告之，來人正是通緝要犯周恩來。當天有位地下工作者被捕，須行賄可免送警備司令部。據彭回憶，錢並不多，相當人民幣百多元，此事早巳淡忘。

上海易幟不久，周恩來到上海視察工作，軍管會主任陳毅召開一次座談會，彭應邀參加。周一眼看出了他。及至散會，周急步走到彭面前，口稱「彭先生」。彭正驚愕，周向他回憶了三十年代初的這件往事。這時陳毅走來，周對陳說，這位彭先生曾經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囑咐陳毅「要記住這個朋友」。 陳毅調京後，彭去北京開會，曾被邀請至陳毅家便飯，歡談甚久。

彭文應並未把這段往事當作政治資本，加以利用。他作為民盟中央委員、上海負責人、上海市政協常委和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積極參政議政，是中共不可多得的諍友和幫手。他正是以這種磊落的心態參加「助黨整風」 運動，不料中了毛澤東的「陽謀」圈套。
上海的反右運動由毛澤東的「好學生」柯慶施領導，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澤東親自在上海黨政幹部會上煽風點火：「在你們上海，就是什麼王造時，陸詒、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麼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

反右中始終不認錯被惡攻
文痞張春橋化名「常孰」，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質問彭文應〉的文章，組織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等圍攻彭文應。同時在上海市人代會，民盟市委和其他地方也受到惡毒攻擊。把他善意的意見歪曲為有綱領、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集團活動。 彭文應秉性耿直，心直口快。在上海市人代會批判右派份子大會上，他作了二個半小時的發言，一方面聲明自己擁護黨、 擁護社會主義； 另一方面繼續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民主黨的領導，民主黨派作用和幹部政策等十一個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會上有人把他喻為「披著羊皮的狼」，「右派中的死硬派頑固派」。在勒令他所作的種種「檢查」中，他始終不認一個「錯」。 有人奉上面的指示向他暗示， 哪怕只要低一下頭，認一個錯，就可「從輕發落」。彭文應不領這份情，繼續堅持自已的主張，「負隅頑抗」。發誓說，「五次圍剿時我就開始擁護共產黨了......幾十年沒有做過一件反黨的事情。相反，我在為黨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兒女擔保，我不是右派份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當年在五十五萬右派份子中， 很少有彭文應這樣的頑固份子。在上層愛國人士中更加少有。他「拒不低頭認罪」的態度，激怒了毛澤東柯慶施之輩。這便是他被定為極右份子的原因。也是以後被鄧小平定為最後五個不予改正的右派之一的原因。

受到嚴懲斷絕生活來源家破人亡
彭文應受到最嚴歷的懲罰，撤銷盟內外一切職務，保留盟籍，取消工資，斷絕生活來源，監督勞動，逐出南昌路五十五號花園洋房，八口之家遷入一戶十五平方米的斗室，二兒子只能在六平方米的廁所搭床睡覺。妻子鄧世瑢曾是劉海粟美專的學生，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張春橋發表〈質問彭文應〉一文時，猝死於醫院，時年僅四十四歲。屆時彭正被批鬥，不讓見最後一面。次子彭志平被迫自殺，才十九歲。

在如此兇險的處境中，中共統戰部的官員和民盟代表乘機上門「勸降」。見到他和家庭的悲慘處境後，有一位統戰部官員規勸說，你只要寫上幾十個字的檢查，認個錯，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王造時摘帽後也來勸過他。二女兒薇薇曾跪在彭文應面前求他：「為了兒女，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認一下吧。」在原則問題上，彭文應的信念異常堅定，堅持「......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把我當敵人，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我沒有錯！」

他背負著極右份子的沉重的枷鎖， 在家破人亡的絕境中，仍不放棄言責。於一九六二年初向毛澤東和周恩來秉書直言上萬字，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所有右派份子帽子。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

就在同一個一九六二年的十二月十五日， 彭文應貧病交迫，心力交瘁，因心包炎、敗血症，搶救無效逝世於上海廣慈醫院，時年五十八歲。

像彭文應那樣錚錚鐵骨堅持信念的上層愛國民主人士在中國並不多見，因為他們根本不容於專制獨裁的中共政權。中共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極端排斥這種肝膽相照堅貞不屈的諍友和「要記住的這個朋友」，而需要唯唯諾諾阿諛奉承的花瓶和順民。

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