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謝韜文章〈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引起中國思想界很大反響和爭論。本文分析該文產生背景、積極意義及理論上的錯誤，指出放棄馬列，實行憲政民主，才能救中國。

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在今年二月號的《炎黃春秋》上發表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一文（改題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像在氣壓低沉的大地上突然刮起一陣旋風，引起各方面關注。有人稱這篇文章引起的震動超過當年真理標準的討論。毛派原教旨主義者對他進行猛烈攻抨擊，希望中國出現變局的人則同情他，支持他，但並不完全同意他的立論，因此文而引起中國理論界的熱烈反響，卻是多數人所喜見樂聞的。

謝韜主張效法瑞典的主要論點
謝文提出許多新的論點，主要的中心在於論證歐美，特別是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引導資本主義和平走向社會主義的好處。他甚至說，恩格斯晚年修正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放棄了共產主義目標，同意經由議會，和平地改造資本主義為民主社會主義，所以民主社會主義是恩格斯晚年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正統，希望中國同樣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因此主張：「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謝文的新論可以概括為以下數點：
（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三種社會制度在競賽：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競賽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它既演變了資本主義，也演變了共產主義。於是二十世紀末，社會民主黨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執政，使歐洲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繼承和發展關係，不是推翻和消滅關係。
（２）中國沒有在蘇東巨變中垮台，要歸功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行多種所有制，把資本家請回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系列新政策屬於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了避免被批為「修正主義」，故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３）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理論上失誤，就是沒有分清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避開爭論，逼得執政者「打左燈，向右拐」，失去自己的答辯權。謝韜有個新發現，說：自馬克思逝世之後，恩格斯憑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的經驗，提出設想，只要在人民代議機關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使舊社會和平地進入新社會。後來，恩格斯更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作出反思，承認《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暴力革命已經陳舊，且放棄了「共產主義」的大目標。這是七十三歲的恩格斯否定自己二十七歲時寫《共產主義原理》所勾劃的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這是恩格斯的最後遺言。所以「修正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而列寧和毛澤東搞暴力革命，背離正統，搞出許多亂局。
（４）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中國走上改革開放，是「左」傾主義的失敗，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社會民主黨人以瑞典模式為代表的實驗影響整個西方工業國家，改變人類歷史方向，使我們更加尊重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
（５）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憲政框架內，正確處理勞資關係，實現勞資雙贏，有效防止特權階層出現，杜絕官員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為我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成功範例。而構成民主社會主義的因素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其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其他三項都會變質。所以他呼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企圖保留毛澤東模式的政治體制，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會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時搞官僚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道路。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的貪污腐敗問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社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兩回事
馬克思主義是共產主義，不是一般的社會主義。謝韜這套理論，如果說是為了給執政者提供改轅易轍的下臺階，那也未嘗不可，因為在中共黨內還有許多人雖不同意毛澤東式的革命，卻始終不敢或不願拋棄馬克思主義，現在謝韜拿恩格斯去修正馬克思，便利這些人過渡，也是一個辦法，但若從嚴格的理論角度去看，他的立論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我們必須廓清，第二國際或現行各國社會民主黨、工黨、社會黨等民主社會主義者，同馬克思主義根本是兩碼子事。這些政黨不僅從未標榜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明顯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將他們在世界上若干國家執政成功的例子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未免黑白混淆、是非倒置。
社會主義是歐洲十五、六世紀興起的一種反封建、反專制、反資本主義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它的思想根源來自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和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民主主義。它提倡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主張人類不分種族、不論財產多寡、不區分階級，人人享有以不損害他人同等權利的個人自由，人人在社會和國家事務中享有平等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權利；人與人之間重視互利互助，重視關懷弱者的人道精神。但在社會主義思潮中又興起一股共產主義思潮，其中有英國的莫爾、溫斯坦箂和歐文，義大利的康帕尼拉，法國的摩萊里、巴貝夫和布朗基等，到了馬克思出現在歷史舞台時，他以唯物史觀學說和《資本論》巨著奠定了共產主義的「科學」理論基礎，而《共產黨宣言》則是他蜚聲世界的戰鬥綱領。為了劃清同社會主義的界線，馬克思特別在《宣言》中將自己稱為共產主義，批判其他的社會主義者都是反動的社會主義和空想的社會主義。
嚴格說來，馬克思主義是共產主義，不該再稱為社會主義。不過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中論到資產階級法權的時候，提到共產主義社會有「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之分，列寧又在他的《國家與革命》裡將「第一階段」說成是通常所講的社會主義，於是後來斯大林的學者們索性將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稱為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稱為共產主義，給社會主義定性為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過渡階段。從此，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便同社會黨的社會主義混淆起來，而中共之中一些善意的有心人，又往往將資本主義的福利社會附會為社會主義，終於產生了謝韜先生的幻覺，居然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改良的成績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

福利制度為英國自由主義者首創
社會福利制度是資本主義自我演變的成果，不單只由社會民主黨造成。其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良，不單單是社會民主黨等的功勞，它是資本主義自我演變的一個過程，原因錯綜複雜，有宗教因素，有人道和平等觀念因素，有社會文明進步因素，還有主動降低窮富懸殊和社會矛盾以求社會安定因素，等等。演變最大的就是推行社會福利政策，因而出現福利社會。
眾所周知，現代福利制度起源於英國的《貝弗里奇報告》。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 1879-1963）是現代福利社會的理論構建者，他的報告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原名是《社會保險報告書》，在這個報告書裡他提出社會保險概念，包括對失業和無生活能力者的救助、退休金計劃、公費教育和公費保健計劃等等。他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自由主義者。一九四五年，英國率先宣佈實行一系列包括社會保險、家庭補助、醫療保健等法案。一九四八年正式宣佈建立福利國家。當時是工黨阿特里執政，但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四年連續是保守黨的邱吉爾、艾登、麥克米倫和荷姆執政，一樣實施福利制度。可見福利制度並非民主社會主義者專有，保守黨也同樣實行福利社會。

社會福利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英國開始，普遍被歐洲和北美的先進國家以及澳紐採納。每個國家的福利程度各不相同，北歐諸國在財政上社會福利支出最高，這些國家的稅收也最高，因而成了福利社會的典型。雖然北歐諸國多數時候由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但它們推行社會福利制度時，從來不認為是實行社會主義。況且，北歐社會民主黨或工黨也曾幾度在大選中落敗，由其他中間的或保守的政黨上台，福利政策照樣保持。這種情形在歐洲其他國家以及美、加、澳、紐都是如此。

鄧小平改革絕不是民主社會主義
不過就中國目前政治僵化的局面而論，有謝韜先生這般春雷式的輿論投射，是件大好事；謝韜先生希望中共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更是好事。
回想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江澤民將鄧式改革推進一步，主張資本家入黨的時候，就有人提議中國共產黨應該改名為中國社會民主黨，因為中共事實上己放棄了走向共產主義的一切
政策，回歸資本主義。

但僅憑中共回歸資本主義這一點說它已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是很不妥當的。民主社會主義的重要原則是民主和社會福利，中共在這兩點上全不及格。論社會福利，鄧式的改革連毛澤東時期那一點點可憐的「均貧平均主義」的措施都不見了，變成教育超高收費，醫療私營化，以致一般百姓讀不起書，看不起病，甚至醫院和醫生見死不救，慘無人道。論民主，中共仍是強化一黨專政，人民絲毫沒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在這種情形下，謝先生說鄧小平的改革已是民主社會主義，未免太給鄧小平面上貼金了。

鄧小平的開放改革，給中國經濟帶來高速度發展是眾所公認的，但他保持一黨專政，貽害無窮。一黨專政使得黨權無限擴張，侵入各個經濟領域，以致權力與所有經濟活動相結合，不僅產生官商勾結，貪污腐化嚴重，而且官就是商，商就是官，官甚至不用商的方式，直接用權力佔有企業，撈取企業財富，甚或捲鉅款潛逃，花樣百出。同時，亦官亦商的權力像百爪魚一樣到處向民間伸張，不斷造成逼遷、礦難、環境污染。近期股市的狂熱，正在醞釀一場足以使千百萬平民家庭突然陷於絕境的大崩盤悲劇，而權力者將會得風氣之先，仍能從中撈得盤滿砵滿。不受制衡的權力，當它與金錢勾結在一起的時候，其禍害的可怕程度，連首創「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艾克頓勛爵當年都想像不到的。

絕對權力不止是絕對腐化，而且直接害及千百萬蒼生，引致社會矛盾緊張到近乎火山爆發的程度。在這種情形下，中共黨內有識之士早已看透，只有民主，只有實行民主憲政，將黨置於憲法之下，將人大還歸人民，執政官由民選產生，實行三權分立的制衡，才能真正解決問題。這樣的憲政法治途徑，道理非常淺顯易明，唯一的障礙就在於整個權力集團不願放權。他們將權力視為江山，不准江山在自己手裡易色。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就是權力壓倒一切。

打著社會主義旗幟推動政改
老一輩的黨內政改促進派久已遭到封口，最近卻出了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論和謝韜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論。在中國目前形勢下，任何政治改革，不打著社會主義和馬克思旗子，便難於出台。謝韜先生在《炎黃春秋》上的這篇文章就是適應這個形勢的。

我不知道謝先生內心如何想法，或許用心良苦，總之他拿恩格斯去修正馬克思，拿和平的漸進的民主社會主義去替代暴力的集權的社會主義，都是好事。他有一句話非常值得欣賞。他說：「我常常想，德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馬克思，俄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列寧，就像我們比外國人更懂得孔子一樣。為什麼德國人揚棄了馬克思主義不適合現實生活的部分，為什麼俄國人拋棄了列寧主義，我們要當作神物供奉著？當作旗幟高舉著？」

問得好！德國人已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俄國人已拋棄了列寧主義，中國官方實質上也已脫離馬列主義，但卻不敢正面拋棄馬列主義這面旗幟，正如他們不敢拋棄毛澤東旗子一樣，總覺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他們執掌政權的意識形態基礎，失去這個基礎，便會失去權力的源頭。鄧小平當年「打左燈，向右拐」，禁止爭論，就是這個道理。謝先生拿恩格斯將馬克思化妝成社會民主主義，客觀上也是另類「打左燈，向右拐」。差別只是，鄧的右拐僅止於經濟，對權貴們有利，事實上先富起來的都是他們；謝先生的右拐是拐到政治的骨節眼上，要權貴們放棄權力，這就難了。但老百姓是支持的。無論用什麼理論或理由，只要是提倡民主，提倡權力制衡，提倡憲政法治，都是值得歡迎。凡事總得有個開頭，只要謝先生的文章不被扼殺，縱使毛派興師動眾來圍攻也是好事，起碼可以引起爭論，勝過死水一潭，真理是越辯越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