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回歸十年的香港
劉曉波

● 作為生活在獨裁大陸的我,為每年六四祭日閃亮在香江畔的燭光而感動,更為七一大遊行而振奮。保衛香港的自由制度,推動大陸的政治改革,是兩地中國人的共同責任。

香港回歸十周年,對北京政權是榮耀,對港人卻是悲哀。

  十周年回歸之日,胡錦濤將以主人的姿態親赴香港,接受那些親北京港人的膜拜,向世界炫耀獨裁政權的力量;而十年如一日地追求民主的港人,會以要求「雙普選」的七一大遊行接待胡錦濤,再次向中南海的主人表達港人的政治訴求。

  眾所周知,香港的繁榮來自港英政府留下的自由和法治,而回歸後的香港,雖然「一國兩制」的架構依然運行,但北京政權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蠶食著香港的自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香港的新聞自由。在金錢收買和政治威懾的雙重壓力下,香港媒體的自律已經相當普遍。雖然近幾年開放了「自由行」,但獨裁政權允許的自由行,既是旅遊觀光購物的「半吊子」自由,也是區別對待的政治歧視,人為地隔開了一國的兩地:親北京的港人可以自由出入大陸,而民主派人士和堅持批判立場的媒體人卻不得入內。一些中共黑名單上的港人甚至被吊銷了回鄉證,司徒華、李柱銘等民主派人士,香港著名政論雜誌的主持人,無法進入大陸 ...... 獨裁中共冷血由此可見一斑。

經濟籠絡未能壓住七一大遊行

  我不否認,六四以來十八年,持續的經濟高增長維持了中共政權的穩定,從跛足改革中嚐到了甜頭的中共政權,自然也把經濟收買如法炮製到香港。為了平息港人的政治不滿,北京在力促香港經濟復甦上,的確下了一番功夫。比如自由行,雖然充滿了政治歧視,但其客觀效應基本是正面的,既為大陸人的出入境自由開了一個口子,也能為香港經濟帶來一定的實惠,更為兩地的民間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機會。特別是在言論管制下生活的大陸人,可以利用香港的言論自由,瞭解到更多更真實的資訊。一方面,那些被特准可以自由行的大陸人,前往香港旅遊的瘋狂勁兒,致使香港的旅館供不應求;大陸富豪們在香港購物時,一擲十萬金、百萬金、千萬金,讓香港的商家喜不自禁。另一方面,自由行開放以來,禁書禁刊也成為大陸遊客所愛,特別是那些揭露中共黑幕的書刊尤為大陸人青睞;港人的遊行、示威、集會也成為大陸人觀光的風景,一些大陸人還特意在六四期間或七一期間前往香港,為的是能夠親身感受維園的六四燭光晚會或參加七一遊行,體驗一下香港的自由和港人的民意。這些對閉塞的大陸民智而言,其突破禁錮的啟蒙作用,甚至遠遠超過經濟利益。

  其實,北京政權不是不想打碎「一國兩制」的構架,從它接受香港的第一天起,就利用經濟收買和政治施壓的雙管齊下,不斷嘗試將自己的權力意志強加於香港。欽定唯北京馬首是瞻的特首是第一步,逼迫前特首董建華強行通過二十三條立法是第二步。但北京政權對港人的瞭解實在有限,也偏聽偏信那些抱北京粗腿的香港名流,以為香港僅僅是經濟城市,港人也大都是經濟動物,只要給香港不斷地送上「金錢大禮」,就可以在政治上擺平港人。二○○三年七一前夕,中共總理溫家寶在六月二十九日親訪香港,不但送上CEPA經濟大禮,而且做足了親民功夫。意在用恩人式的軟權力收買港人來貫徹獨裁權力意志,降低即將開始的七一遊行的強度和廣度。

  然而,北京政權再次打錯了算盤,根本想不到港人捍衛自由港的政治意志如此堅定,敢於抗上的政治勇氣如此高昂。所以,當反對二十三條的七一大遊行迸發出五十萬港人的磅礡氣勢,讓溫家寶看到了普通港人超越銅臭的高貴道義心,讓全世界再次看到東方明珠的真正閃光。與那些向北京強權出賣良心的香港大亨相比,普通港人才是政治智慧和道義精神的富有者,而那些大亨們則早已淪為精神乞丐,不過是為了賺錢而被中共把玩的空花瓶而已。

  舉世矚目的七一大遊行,既讓傀儡特首董建華難以交代,更讓北京政權手足無措。為了平息港人對二十三條的憤怒,胡溫體制不得不以務實的態度回應港人民意。當董建華政府不得不擱置二十三條,各類高官紛紛聲稱尊重港府的決策。但看得出,這是囿於「一國兩制」承諾的無奈,透露出一種難言的「苦澀」。

愛國主義淪為惡棍的大棒

  與此同時,中共的另一統治策略是用「愛國主義」的大帽子壓人,一方面宣揚「愛國才是愛港」的獨裁愛國主義,另一方面讓親中人士及其媒體高舉愛國旗幟,對香港民主派進行口誅筆伐,其中充滿了野蠻的人身攻擊、人格侮蔑和道德審判。當愛國與暴力語言、與胡攪蠻纏、與潑糞之類言行同流合污之時,醜陋的「流氓愛國主義」就不可避免。愛國主義不止是惡棍們的最後避難所,而且已經淪為惡棍們手中揮舞的利器和大棒,成為邪惡對人性的討伐,而與大是大非完全無關。

  北京政權在承認大部分參與遊行的人愛國愛港的同時,指責一小撮人反中亂港,其潛臺詞是大多數港人被一小撮人利用。中共如此定性七一大遊行,也讓我想起十四年前中共對八九運動的定性:參與八九運動的廣大學生是愛國的,而製造「動亂」、「暴亂」的是一小撮躲在幕後的「黑手」。 事實上,這種雙面愛國主義統治術,只不過是北京政權慣用的統戰權謀而已。當時的中共政協副主席劉延東針對七一大遊行的發言,已經道破這種權謀的用心:「團結大多數而孤立一小撮」。

  然而,無論是政治高壓還是經濟安撫,都是獨裁制度的權力傲慢的表現。只不過,這種權力傲慢,有時是昏聵獨裁者的高高在上的狂妄霸道,有時是明智獨裁者俯身傾顧的平易親民。前者表現為諸多中共官員對港人的訓斥式侮辱,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江澤民對香港記者的呵斥;後者表現為另一些中共高官對港人的言行撫摸,最典型的代表是溫家寶首次訪港的盡顯親民姿態。

吳邦國展示的權力傲慢

  現在,依仗著持續的經濟高增長,北京政要們陶醉在「大國崛起」的神話中,再次嘗試將獨裁意志強加於香港。回歸十周年前夕,北京政權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權力傲慢。在香港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上,中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公開宣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的授權。我國是單一制國家。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中央授予。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沒有明確的,根據基本法第二十條的規定,中央還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

  吳邦國的這種宣示,引起港人和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和香港民主化進程的強烈關注。因為,如果吳邦國的宣示真的施加到香港,就等於宣佈「一國兩制」的死亡。所以,英國前首相撤切爾夫人和前港督彭定康公開批評北京政權拖延香港民主化進程。香港民主派代表人物,如陳方安生、李柱銘、司徒華、涂謹申、何俊仁、陳日君、孔令瑜等人,紛紛質疑吳邦國的講話。就連一向溫和的資深報人林行止也在《信報》發表評論認為,吳邦國有關《基本法》的談話,顯示香港必須從「兩制」向「一國」傾斜,北京給香港回歸十年的贈興就是「我作主子你當家」!

  與此同時,針對吳邦國的講話,香港民主派提前展開行動,泛民主派議員發起長跑,爭取二○一二年「雙普選」;民主黨舉辦研討會審議民主進展,香港民間人權陣線開始再次籌辦七一大遊行,希望前來參加香港回歸十周年慶典的胡錦濤能聽到香港市民的心聲;民調也顯示,港人多數贊成雙普選,港人對北京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作為仍然生活在獨裁大陸的我,為每年六四祭日閃亮在香江畔的燭光而感動,更為自二○○三年以來的爭取「雙普選」七一大遊行而振奮。在我的眼中,十八年如一日的燭火,是東方明珠發出的最耀眼的光芒;因為點燃這不滅燭火的,是港人珍惜自由、維護正義和反抗暴政的良知。

  遙想二○○三年七月一日的反二十三條大遊行,港人為自己、也為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們創造了擱置二十三條的政治奇蹟,見證了港人民意的勝利和傀儡港府及中共治港政策的失敗。那是體制、民心、大勢的合力,迸發出遠比獨裁意志強大的力量,自由制度是港人捍衛自由的最大資本,港人民心是反抗獨裁的最大力量,世界大勢是對港人的最大支援。

  從長遠的角度看,港人抵禦大陸化和保衛自由的最佳途徑,一是齊心協力地,直接推動香港的政治民主化,特別是特首的全民普選;二是通過各種方式,間接地推動大陸的政治改革。保衛香港的自由制度,不僅是港人的、也是大陸人的神聖責任;推動大陸的政治改革,不僅是大陸人的、也是港人的神聖責任。因為兩者都是全中國人的自由事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大陸人也享受到了自由,港人的自由才會得到根本的保障。

二○○七年六月十八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