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惡花今結果
梁慕嫻

 

● 編者按:本文作者曾是港共學友社的負責人,親歷六十年代的反英暴動。本文描述個人經歷和港共秘聞,並指出特區新貴曾德成是中共從暴動起培養重用的骨幹,但這班「左仔」對當年的暴行毫無反省。今年還大型聚會紀念六七暴動。


● 地下黨40年的裁培,終於使曾氏兄弟進入治港高層。曾德成任民政事務局長後,在七一回歸日。(明報)


● 曾德成之兄曾鈺成為親中政黨民建聯前主席。

 

最近看了一些關於六七暴動的文章,包括蔡渭衡的〈那一夜,港英警察把我帶走〉、〈香港仔還是左仔〉;周奕的〈這是宗被遺忘的血腥鎮壓〉。連同多年前蔡先生的〈一九六七,我被抓進殖民黑牢〉和〈黑獄歌聲〉。總的印象是,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他們仍在控訴港英鎮壓罪行,卻沒有自己的反思,似乎仍認為「六七」暴動是正義鬥爭,應該翻案。

  港英殖民專制政府的確曾經武力鎮壓反英活動,對中資機構、工會及親共派知名人士更是毫不手軟。當時的受害者無論作出怎樣尖銳、憤懣的控訴都不為過。學友社中西舞蹈研究社(即學友社)也曾經受港英防暴隊三次搜查。

學友社被港英反暴隊三次搜查

  第一次是在一個晚上,當時社內無人。防暴隊搜去一些燒烤用的長叉子,在電台廣播中聲稱搜獲攻擊武器。他們也搜去一些留宿的皇仁中學學生留下的練習簿,得到了學生鬥委會的線索。

  第三次是八月四日清晨,由英國航空母艦派出直升機,運兵空降北角僑冠大廈二十四樓露台,衝入室內抓人。那個露台正是「學友社」的社址。其時,舞蹈組中國編導楊偉舉正巧在社內留宿,聽到直升機在上空盤旋的聲音,已警覺危險,及時走避,躲進樓下鄰舍,逃過一難。

  第二次是一個下午,當時社內約有二、三十位社員和學生正在活動。我與七、八位XXX中學鬥委會同學正忙亂地刻寫臘紙,油印「蚊報」。鋼板、鋼筆、臘紙、油墨舖滿了一桌子。當防暴隊猛力按門鐘的時候,社址的木門本已打開,只有鐵閘還關著。我一眼瞥見了門外黑壓壓的人堆,心中一驚,他們來了!只聽到朐朐峞I一陣陣擂打鐵門的聲音,震耳欲聾。我第一時間抓起桌子上刻有鬥委會校名的臘紙,揉作一團,扔出窗外,跟著鎮定地走向大門,打開鐵閘,然後慢慢地退到室內中央等著。大約十多個防暴警察手持藤牌,荷槍實彈,吆喝著「搜查,搜查」氣勢洶洶地衝了進來。一部份希望逃生的學生跑出露台,有些嘗試爬過鄰舍找尋出路,都不成功,無法逃脫,全部被困在露台中央。

  那一刻,作為學友社的公開負責人,我能想到的就是要有一些反應,不能就此就範。我直面防暴隊,要求看「搜查令」。一個防暴隊雙手高舉一張白紙黑字的告示。我只是定睛瞪了一眼,哪有心情看!防暴隊隨即分開兩隊,一隊出了露台,餘下的大聲喝令推趕我們移近窗台邊。有人嫌我動作慢,便開始藉口出手打人。室內八至十人中多人被打。一位只有十多歲庇理羅士女校學生受傷很重。防暴隊用藤牌的尖頂撞向她的肋骨,令她骨折。多年後,我仍聽到關於她常有骨痛,需要治療的消息。戲劇組導演張懷也被打。他那被打過的手錶分秒針正好停在被打的那一刻,事後他說要留下這個時刻作為紀念。我也受了他們的一掌。一個防暴隊員向我大聲叫嚷:「這個最壞」,另一個也說「她不知把甚麼東西扔到窗外去」。原來在閘門外,他已注意著我們的行動。一掌下來,我只覺左邊嘴上火辣辣的,沒有其他感覺。事後看跌打醫生,知道那裡有一個五指印。

  那些跑到露台去的學生被打得更厲害。防暴隊把他們團團圍住,拳打腳踢,像拋皮球一樣,把他們推過來,拋過去,許多同學都受傷了。當時,我以為我們都會被捕入獄的,但結果一個人也沒有被捕。我想這可能是港英政府對官津補私學生的特殊政策。

  ×××中學鬥委會的學生受創最重,事後都要去看跌打醫生。其中一位男生,因本身已有輕微心漏病,經此襲擊,吐血不斷,身心受損。我曾帶他上廣州的「廣東省人民支持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簡稱支港)求醫,但並沒有治好。最後還是他自己在香港積極鍛練治理才有好轉。後來,他們在學校裡撒傳單,組織低年班同學旅行活動,這間學校的鬥委會中有三位(包括這男生)遭到開除出校懲處,影響了他們的一生。他們都是一群年青,單純的學生,滿腔熱情地參加鬥委會,相信自己是參加了一場非常正義的鬥爭。為此,他們都付出了學業上、事業上和健康上的高昂代價。以後我常常掛念他們,直至到得悉他們成家立業,各有所成,我才稍感安慰。

暴動是一場大樹毛思想的騙局

  四十年來,對於這次搜查鎮壓事件,我常心存內疚。我想,為甚麼我竟那麼天真,沒有半點警惕性,作為一個負責人,為甚麼不能獨立思考,作出決定,停止一切活動避免不必要的傷害?後來經過長久痛苦的反思,想通了原來這並不是那麼正義的抗暴鬥爭之後,更加懊悔不休,覺得對不起當時受害的社員和學生。在此謹向當時的受害者致以萬二分的歉意。一個曾為兇殘的中國共產黨做過事的人,覺悟之後,能做的就是揭露和懺悔。我願終身為此懺悔。

  蔡渭衡的文章提到一個問題「對這次事件,今天有人說是『六七暴動』也有人說是『反英抗暴』」。蔡先生不同意「暴動」的提法,不甘心被人稱為「左仔」、「暴徒」。筆者認為,這事出有因。我作為一個當年全程參與事件者,認為這是一場由「反英抗暴」轉化為為「六七暴動」的騙局。關鍵是香港地下黨領導人並非真要反殖而是要利用這場鬥爭樹立毛澤東思想的權威,使香港同胞接受愛國洗腦。轉變的分界線始於「遍地菠蘿的遊擊戰和林彬之死」。

  回想一下,新蒲崗人造膠花廠本是一件極為普遍的勞資糾紛,最後竟演變成全港的大災難,其實是中共與英方都決心選擇利用這一事件來一個決戰。雙方均蓄勢待發,有備而戰,態度強硬,毫無妥協退讓的餘地。

  中共地下黨領導人為要用毛澤東思想壓倒港英,在澳門一二三事件獲得澳葡政府認罪賠禮的勝利後,便處心積慮,積極部署不斷派員到澳門學習取經。本人便兩次被派去澳門訪問多個工會,學習鬥爭經驗。勞資糾紛一起,工會地下黨員便鼓動及組織膠花工人,戴毛章,舉毛語錄發起靜坐示威。地下黨又不斷組織工會工友、紅校學生、中資機構職員去慰問,挑起一陣陣群眾的反抗情緒,讓事件升級。這顯然是擺明車馬,針鋒相對的格局,並不是希望有理、有利、有節地平息糾紛。完全是有計畫地行動。

  港英殖民專制政府當然不會是澳葡政府那麼軟弱。為了打擊親共派的銳氣,對抗毛澤東思想,也為了自己的尊嚴,他們是決不會低頭的。下定決心狠狠地鎮壓,也就成為他們的決定。不過,他們的行動卻基本上是後發制人的。雙方劍拔弩張的形勢就此形成。

  最初,大多數香港市民雖然不理解,不認同解決勞資糾紛需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但對工人爭取合理權益仍表示同情的。甚至紅校學生,中資機構職員穿上典型的白衫藍褲毛裝,手持毛語錄,高喊毛主席萬歲地操隊上到港督府門前示威,貼大字報,唱語錄歌,都沒有使香港市民產生反感,支持者更是不少。而對於港英出動武力鎮壓,多數市民是持反對態度的。在這階段中,盡管中共的初衷並非真要反殖民主義,只想做成一種氣勢,壓迫港英低頭認錯,以明證毛思想的偉大勝利,但他們提出了不少反英的口號,如「港英必敗,我們必勝」,「打倒英帝國主義」等,用以號召群眾。因此,我姑且稱這階段為「反英抗暴」,至少當時表面如此。


● 1967年5月中共發動香港文化大革命,煽動民眾到港督府貼大字報示威。

港英不屈服,便放炸彈搞暗殺

  事情的激化是地下黨經過了罷工、罷市、罷課也不能使港英低頭,無計可施之下,便狠下心來,提出來更極端,更不負責任的口號,如「港英不低頭就走頭(滾蛋)」,「粉碎奴化教育,抵制會考」等。他們開始不擇手段,以牙還牙,血債血償,亂殺無辜了。於是遍地真假炸彈,殺害平民,於是反對暴動的電台記者林彬遭暗殺,慘死於火海之中。反英國人變成殺害自己中國人,變成一場無原則的作亂。港英的鎮壓沒有把香港市民嚇倒,林彬之死,滿地菠蘿,卻把自己同胞嚇倒了。市民無法接受這些手持紅書仔,口唸毛語錄的人,這樣冷血殺人,從而否定了毛澤東思想,轉移支持港英政府平亂,不再像蔡渭衡那樣地愛國下去,反而痛恨地把對親共派人士的稱謂由崇高的左派,貶為「左仔」。是地下黨領導人親手把香港人推趕到港英殖民統治者的一邊,「反英抗暴」未能促使香港人更加愛國愛毛主席而終告失敗收場。這就是事件最終被稱為「六七暴動」的因由。

  我曾不斷地想,當時地下黨怎能下得了手,狠心地設計這些暴行。現在明白了,毛澤東思想這狼奶是禍害的根源。毛有文章稱:「何以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呢?每一戰爭都必須支付代價,有時是極大的代價。豈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實一點也不矛盾,正確點說,是相反相成的。因為這種犧牲,不但是為了消滅敵人的必要,也是為了保存自己 ...... 部份的暫時的不保存(犧牲或支付)是為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所必要的。」(毛選第三卷〈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所以毛澤東是冷血的,對死了多少人毫不關心,沒有感覺。鄧小平是兇狠的,動用軍隊坦克殺人不會手軟,因為都是必要的。所以那些喝狼奶長大的人,為了黨、為了愛國、為了大局的名義,可以不擇手段,任意讓人犧牲性命。所以我不會指責當年只有二十多歲的柴玲,她那「血流成河」的講話,就是來源於毛澤東思想。香港地下黨領導人實踐了毛澤東思想,為了取得勝利,無所不用其極,殘酷殺人,以為這就是偉大的犧牲。蔡渭衡四十年來相信的反殖的理想實在是虛假的,他的入獄就是這種所謂犧牲,根本毫無意義。

  然而,就我當時所處的學生界角度回看「六七暴動」,發覺香港地下黨雖然元氣大傷卻並非一無所獲。在暴動過程中,培養發展的一批官津補私學生骨幹,在後來的「火紅的年代」學生運動,在香港回歸的十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作用非常之大。曾鈺成、曾德成便是最好的例子,他們都是「六七暴動」的產物。

曾氏兄弟:暴動培訓的港共骨幹

  香港地下黨發展青年學生成為黨員有幾條渠道,就是「學友社」,「青年樂團周報」以及一條「灰線」。他們透過社團活動,讀者聯絡可以接觸青年學生,也透過中資機構職員或工會會員的關係認識他們在官津補私學校讀書的子女。總之,利用一切親戚朋友、鄰居,無孔不入地去結識學生。有時一家有兩三個或七八個兄弟姐妹的,也一網打盡。認識後,由關心生活入手,進而思想教育,令其愛國愛黨愛毛主席,然後加入地下黨。有條件的鼓勵其考進大專。

  曾氏兄弟被發展成為自己人,是通過他們在香港中華總商會當文員的父親的關係達成的。他們肯定不是「學友社」系統,至於是否「青年樂園」系統還是「灰線」發展的?我雖未有資料確定,但根據「六七暴動」時各中學鬥委會成立公布的資料,曾德成就讀的香港聖保羅書院鬥委會屬青年樂園系統,是可以肯定的。

  據張家偉著的《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透露,香港大學也有人組成「鬥委會」,秘密印發「新港大」,而曾鈺成剛好六五年至六八年間就讀香港大學,正藉「六七暴動」期間,不難引起人們的聯想。至於曾德成,他在學校裡掛完「反對奴化教育」布條,又再派發傳單,行動與葉國華領導的皇仁書院鬥委會同出一轍。一個只有十八歲單純的中學生是沒有可能因一時義憤而做出這樣一系列行動的。只有經過洗腦,且有組織力量在背後支持,才能做到。這不是他個人行動,而是地下鬥委會有計畫的集體行動。他自己應該知道。我領導過鬥委會學生進行抗爭行動,所以我知道,也可說我洞悉到曾德成是刻意隱瞞這一經歷。他說:「沒有人指使我」,是盡量抹去與地下黨的關係。

曾德成倍受重用,告密出賣羅孚

  出獄後,曾德成一直得到地下黨的重用,扶搖直上,步步高昇。由大公報總編輯到副社長,多屆全國人大代表,到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以至被董建華委任為「太平紳士」,地下黨對他可說是愛護備至之極。不過,我卻聽聞傳說,昔日一手提攜他的羅孚因間諜罪被軟禁於北京十年,就是因為曾德成向黨打小報告的結果。

  曾蔭權特首最近出人意料地委任曾德成為民政事務局局長。一位局長應要管理多廣多深的事務,曾特首一定知道。以他的眼光和辨別力,他無論如何不會選擇這樣一位沒有多少資歷,缺乏政府行政管理經驗,近三十年間只在一間報社當編輯,未見任何政績的人去當局長。這有違曾特首用人唯才的原則。筆者相信,這委任並不是曾特首的自由決定,而是中共中央施加壓力的結果。劉銳紹曾祝曾德成好運,羅孚也祝他「飛黃騰達」。而我則仍希望他走入群眾,坦白面對市民,接受群眾的洗禮。

  有人說過,一切均由「六七暴動」而起。是的,情形正好像抗日戰爭一樣,中共樣子像抗日,實質是努力擴展地盤,穩固勢力。讓國民黨在前線作戰犧牲。毛選金卷中,這樣的指示數不勝數。再看香港後來火紅的年代學生運動也是一脈相承。那些考進大專院校的鬥委會學生,有組織地向學生會奪權,後來成為國粹派的地下領導人。他們也是樣子像搞學運,實際上扭轉學運方向,以「認中關社」為口號,把學生帶向親共,擴大實力。

  在香港專上學聯主編的《香港學生運動回顧》中,周魯逸先生的文章〈香港學生運動與意識形態〉,已經清楚地指出:「當時的國粹派「即地下黨領導人的親共派,筆者按」一直排斥地方關注,抗拒社會行動,而將自己變成『四人幫』意識形態及本港正統左派組織在大專學生界的一個延伸工具。團結同學,增加群眾變成不是為了用行動改革社會,及理性認識祖國,而是為了加強作為這種延伸工具的實力。因此,國粹派雖然人多勢眾,但代表的主要是『假學運』,基本喪失了作為學運本質的社會行動和批判態度。」

  中共地下黨發動的「六七暴動」也是「假反殖」,彰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對香港人進行愛國洗腦,擴大親共派隊伍,培養地下領導骨幹,才是他們的目的。這個目的,在學生界裡是基本達到的。

梁威林祁烽領導暴動蒙騙一代青年 

  地下黨喊出了港英「走頭」的口號,像要解放香港似的,其實他們哪有任何一絲一毫真要推翻英國殖民專制統治的打算?我們都受騙了。六七暴動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思想,那些頭腦發熱,實踐毛思,爭取革命表現的地下黨領導人,如梁威林、祁烽等應負不可推卸的全盤責任。張家偉指出:「打著反殖旗幟的『六七暴動』,最後卻驅使香港人支持港英政府,不啻是歷史的諷刺。」這就是「六七暴動」的欺騙性和荒謬性之所在。

  我並不反對別人繼續控訴港英殖民專制政府的罪行。但我自己就不會再控訴。英國殖民主義者已經偃旗息鼓,退回老家去了。他們退出殖民地,交還香港回歸中國,已證明他們的悔改。我願以耶穌基督的精神寬恕他們的罪行,同時也認同他們在殖民地上,包括在香港,所建立的自由、法治和科學文明的價值。

  毛在大陸號召:「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來到香港,地下黨把它變成:「愛國教育,一抓就靈」。無論是「六七暴動」或保釣學運,都非常靈驗。利用控訴帝國主義侵華歷史或日本軍國主義罪行,煽起那些欠缺中史學習,在中港兩地隔絕來往幾十年中成長的學生的愛國熱情。學生如飢似渴地吸啜了歷史的同時,也被地下黨洗了腦,自願地跟毛主席走了。

  「控訴被利用為愛國教育的手段,而愛國教育也是中共發展勢力的工具。功利主義的愛國教育,是中共的武器。近年不斷地愛國教育宣傳及近期的一股控訴風,令人有別有用心的聯想。最近工聯會人員籌辦的一個「六七暴動」大型紀念聚會,更令我心有疑惑。希望他們不要重蹈覆轍,又再祭起那「控訴││愛國愛黨」的公式來蒙騙市民。

  不要忘記,香港只不過是由一個殖民專制政府的統治回歸到更為專制的共產政權下的一個屬區。如果因愛國而反殖民專制,那為甚麼不也因愛國而反共產專制呢?中國共產專制至今未有認罪悔改,對我們來說,不是更迫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