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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迫害未成年學生事件 ● 一九五八年四川李井泉在中學搞社教運動，對全川中學學生作政治排隊，結果將上萬少年學子打入政治另冊，數千學生被勞教勞改。當年受害人王建軍以個人之力量將這段被掩蓋的歷史記錄下來。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早已成為一句名言。 一九四九年以來，我們這塊古老大陸上發生的那麼多災難，特別是由政權蓄意造成的大規模群體性迫害，即使受害人獲得了「平反」、「改正」，由於政權的性質沒有根本上的改變，對大多數人而言，遺忘幾乎就是最好的選擇，真正敢於站出來做見證的只能是少數人。余英時先生說我們這個民族「患了嚴重的失憶症」，造成這種「失憶」的根源當然是官方的禁止記憶，包括「反右」、「文革」等重大歷史都是國家禁忌，在國家機器的強大齒輪下，這些災難迄今都無法公開言說。但是，許許多多受難者、受難者家屬在長期的恐懼和顫慄中，恐懼漸漸地內化成了自己的生命，也是不可迴避的因素。 也許統治者為自己成功地阻斷歷史而竊喜。他們不知道，歷史是不可能阻斷的，時光的洪流遮沒不了曾經的苦難、血淚和一齣齣人間悲劇。即使可以暫時遮掩、甚至相當長的時間裡遮掩這一切，總有一天，真相還是會露出來。它們如同歷史河流底部的石頭，頑強地存在著。但是，如果沒有當事人留下的見證，歷史就會留下難以彌補的缺口。有沒有歷史當事人的見證是完全不一樣的。 徐賁談為歷史作見證 我敬重的學者徐賁先生對當代中國有著深刻的洞察，同時熟悉西方現代的思想文化，他在關於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作家埃利。維賽爾（ Elie Wiesel ）的一篇文章中，有過許多精闢的論述： 「在威瑟爾那裡，『是見證』和『作見證』是不同的。『是見證』的是那些因為曾在災難現場，親身經歷災難而見識過或瞭解災難的人們。『作見證』的則是用文字或行為來講述災難，並把災難保存在公共記憶中的人們。第一種人只是災難的消極承受者，只有第二種人才是災難的積極干預者 ...... 」 「任何親身經歷過苦難的人都是苦難的見證人。但是，即使在苦難過去之後，也並不是所有的見證者都能夠，或者都願意為苦難作見證。 ...... 為苦難作見證是向所有的世人𤉸述苦難的經歷、痛苦和創傷，以防止苦難的再度發生。」 每一次重讀這些話，我的內心都有許多的感慨。在中國，我們缺乏的不就是「作見證」的意識嗎？所以人們才習慣了遺忘，習慣了掩蓋真相的謊言，災難才一次次的重複。即便「是見證」者再多，如果沒有越來越多的「作見證」者站出來，不斷打破沉默，戳穿長期重複的和諧神話，未曾親歷的後人甚至有可能不相信歷史上發生過那些慘絕人寰的集體迫害。半個世紀前發生的反右運動，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被打入地獄，經受了二十多年的人間磨難，直到五十年後，站出來「作見證」的見證人數量也不是很多，許多人已默無聲息地消失在歷史的暗夜中，連一聲呻吟、一聲歎息都沒有留下來，更遑論見證。好在反右運動是個早就進入公眾視野的重大歷史事件，已有許多研究者在做記憶反抗遺忘的工作，夾邊溝、興凱湖 ...... 這些凝聚了右派群體死亡的觸目驚心的歷史名詞，都開始一一浮現出來，還有許多混和著右派血淚的真相將漸漸被揭開蓋子。即使見證者不願、不敢或來不及親自「作見證」，這一幕歷史也不至於被湮沒無聞。 與此相比，那些至今仍被塵封、不大為人所知的群體迫害，如果受難的當事人有生之年不站出來「作見證」，為自己經歷的苦難、迫害留下證詞，那麼，這段歷史很有可能隨著他們自然生命的消亡而被湮沒。一九五八年在四川發生的針對中學生的大規模政治迫害就屬於這一類。五十年了，當年的中學生也已年近古稀，年齡最小的也過了花甲之年，作為苦難的見證人，他們還不站出來「作見證」，歷史的這一頁也許就被無情地翻了過去。 李井泉大規模迫害中學生 這場災難的官方名詞是「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一九五八年，正在反右運動的浪潮席捲全國之後，當時四川的一把手（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決定，在中學畢業班和中專、中師學生中搞一次社教運動，將學生進行政治排隊，分成進步、中間、落後、反社會主義四類。事實上並沒有局限在高三學生，而是波及到其他年級甚至初中學生，上萬中學生被劃為三類、四類（這個數字沒有包括中專、中師的學生在內），剝奪了升學權利，打入另冊，僅送到各廳、局變相勞改的就有三千二百人，這還不包括已送勞教和押回農村監督勞動改造的（當時全川應屆高中畢業生不到一萬人）。運動由成都推向整個四川，從重慶、綿陽、廣元、自貢、內江一直到達縣、涪陵、溫江、瀘州等地，連甘孜、涼山等少數民族地區也沒能倖免。 這是中國歷史上大規模迫害未成年學生的一個惡劣例證。上萬中學生的命運從此改變，遭受了無情的批鬥、侮辱，有人自殺，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因言獲刑，有人淪為乞丐 ...... 他們中大部分人一生都掙扎在社會底層，像周克芹（當年農校學生，一九五八年被劃為四類，送回農村監督勞動）這樣寫小說成名，二十年後改變命運的只是極少數。他們沒有「右派」的名份，沒有其他的帽子，最後「平反」、「改正」也輪不到他們。那一段政治迫害史幾乎被世人遺忘。 直到二○○六年，上世紀五十年代曾就讀於川大附中、成都鐵路工程學校的王建軍出來，已退休在家的他決定把自己親歷的五八社教這段痛史記下來。他到處尋找當年的受難者，單獨訪談，開座談會，收集文件資料，足跡遍及四川、重慶許多地方。他還在網上開了個博客，上面有四句自表心跡的詩：「滿紙辛酸淚，滄桑六十年。開博無他意，為史留真言。」他也通過網路結識了許多年輕朋友，大家都叫他「王大爺」。 在關注歷史的時候，我很看重每個具體的個人的作為，歷史是合力造就的，但是合力是由一個個單獨的個人共同構成，個人先於群體，有獨立人格、獨立意識的個人才是推動文明進程的根本力量。沉埋地底近半個世紀的四川一九五八社教運動，數以萬計的中學生、中專生、中師生受害群體，如果不是出現了王大爺這個人，以及和他有著相同「作見證」意識的老同學，不知道還將沉埋多久，或者永遠沉埋下去。 王建軍挺身而出為五八劫作證 王大爺他們這些「五八劫」的當事人，不過是普通人，他們當年是普通的中學生、中專生，普通的受害者，今天是普通的中國公民，名不見經傳，沒有顯赫的地位、身份、光環，但是，這樣的普通人一旦站出來，為歷史作證，他們身上就擁有了一種異乎常人的力量，普通人的見證在某種意義上要比名人、大人物的見證更可貴、更難得，也更重要。在歷史的河流中，遭受迫害、承擔了更大更深苦難的畢竟以普通人為主。普通人如果不是自己出來作見證，別人很可能不會關注到你的身上，普通人的「作見證」尤其需要勇氣和承擔，面對的困難和可能的風險也要大得多。 王建軍講到，有一位受難者向他講述了自己的血淚人生後，他把錄音整理成文準備在網上公布，對方也答應了，但其家人很擔心，「這種事當局既不能給你什麼平反補償，還可能惹出麻煩來影響家庭」，堅決不同意公開。最初與他一同發起這件事的老同學，相繼以各種理由退出。他自己老伴也對他不滿，說：「你這一輩子總不安寧，讓我替你擔驚受怕了一輩子，你能扭轉形勢麼？」他的回答是：「我知道我不能，也從未想過要去扭轉什麼形勢，我只是想記錄這段歷史，讓我們的後代知道我們曾經怎樣生活過，我從未奢望過當局給我們什麼補償，我甚至希望今後的執政者能以史為鑒，不再有五八社教那樣針對未成年學子的政治迫害運動。如此而已。」值得欣慰的是還是有一些當年的受難學生自願參與進來，更多的受難者願意把這段歷史公諸於眾。他們的辛苦沒有白費，這本《五八劫》的歷史實錄編成了，其中不僅收入了受難者名錄、許多當事人的血淚故事，還有許多珍貴的檔案史料。 徐賁先生說，「為苦難作見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實現作見證的意願，不僅需要見證者有表述能力和對其他受害者的責任心，而且還需要有願意對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眾和允許受害者說話的社會環境。在一個苦難見證者眾多，但卻很少有人站出來作見證的社會裏，增強『作見證』的意識便成為培養公民人格和發揮公民作用的重要內容。有了『作見證』的意識、願望和行動，各種人道災難和大大小小社會非正義事件的受害者才不至於永遠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他們也才有可能像威瑟爾那樣告訴這個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還活著。』」 六十七歲的王大爺就屬於有意識的「作見證者」，而不僅僅是見證者，他的作為正好體現了「我不沉默，所以我還活著」的精神，活著，不能遺忘。王大爺在選擇為一九五八年四川迫害中學生那段歷史「作見證」之後，沒有把自己當做是「英雄」、「聖徒」，他拒絕同學們給他 「古道熱腸」、「俠肝義膽」等讚譽，他認為自己只是做了自己能做、也應該做的一件事，他說自己只想做一條「自由的狗」。他用樸素的語言說，自己只是為兒孫們記錄這段歷史，希望他們記住那些苦難，不再有那樣的苦難。同時，他也沒有美化自己過去的苦難，而是勇敢地反省自己走過的人生，「雖然自己受到了不少傷害，但出於自私和報復的心理，也傷害過別人。」這樣的反省意識正是許多中國人包括中國知識份子所缺乏的，對自己的經歷，對歷史的悲劇，對民族的苦難的根由，如果我們不能進行深入的反省，一次又一次的反省，我們的民族就不會有希望。當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具備了見證意識、反省意識時，要說長進，這就是多少苦難給予我們這個民族的一點長進。 二○○七年十月二十日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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