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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人權律師張思之先生八十華誕
老少群賢恭賀張思之 《張思之先生慶賀文集》首發式暨《律師文摘》年會一月十九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大陸著名的律師刊物《律師文摘》步入了第六個年頭，該刊傳統的迎新年會，年年都是律師業的盛會，而且年年都有一個不同的主題，今年的主題是為張思之先生八十華誕暨執業五十周年的慶賀文集──《耄耋律師仍少年》舉行發行式，因此「老少咸集，群賢畢至」的範圍有所擴大，不僅有杜光、姚監復、章詒和、章立凡、丁東、傅國湧、張耀杰一大批著名作家、學者前來祝賀，還有陳子明、王之虹夫婦、劉曉波、曹思源一批知名的八九民運要犯躬逢其盛，我則是張先生的當事人。《耄耋律師仍少年》取自著名法學家賀衛方的同名慶賀文章，紀念文集由《律師文摘》主編孫國棟、中國律師網主持人趙國君兩位年輕人編輯，獲得律師業和知識界的廣泛支持，終於在○八年凜冽的嚴冬催開了一片美麗豐饒的人性、正義和良知之花。 正因為這個花的主題，年會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煩。十八日中午，原定會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突然以奧運場館測試為理由，拒絕出租會議中心。幸得易和律師事務所在緊急之中伸手相助，使發行式如期舉行，易和所在的煤炭大廈如臨大敵，來賓一律登記電話和身份證。全體來賓拍合影，大堂不允許，移到大廈門口又遭遇樓上特殊身份的人用對講機指揮保安粗暴干預。小小插曲，大概是要通過對講機讓上司們親耳聆聽，對發行式沒有產生絲毫干擾。 發行式進行的隆重而熱烈，因為會場不夠大，年輕人站了裡三層外三層。法學界耆宿江平首先發言，他列舉五個理由稱讚張思之是「中國律師第一人」，第五個理由是：「在近二十年國內各種政治風波中出現的政治審判案件中，能夠秉著良知和良心，頂著巨大政治壓力走上法庭為被告據理辯護的，他當之無愧地稱的上是律師界中的第一人。」江平提出要發揚「思之精神」。會議高潮是劉曉波的發言引起。他認為是責任倫理讓張思之的勇氣昇華，而這正是當前律師界欠缺的精神，一些年輕律師不是在為當事人爭取最大的利益，而是為自己出名，寫出的辯護詞就像政治宣言，這樣的辯護能勝的案子也得打敗。律師界就劉曉波提出的重任倫理展開熱烈討論，大家認為「思之精神」就是法律精神。張先生敢於為重大的政治案件做無罪辯護，從沒有超出法律框架。他自己謙稱的「屢戰屢敗」，是制度的猙獰和無理。 發行式進行四個小時，來賓仍舊意猶未盡。在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中，張思之先生以一貫的謙遜和熱誠致了精彩的答詞。晚上，大家舉杯，並給壽星老帶上皇冠，張思之借酒調侃，這是他五十年後第二次戴帽子。
律師文摘年會致謝詞 年會主席， 各位師長、各位同道， 《律師文摘》的朋友們！ 《文摘》六年，自始昭示著中國律師的正確方向，日益鮮明地反映出中國律師是一股推動民主法治進程、任誰也無能摧毀的積極力量，因而成為中國律師界公認的精神支柱。我作為讀者，作為她的一個不敢懈怠但並不稱職的馬前卒，感到快慰，非常自豪。 今天，以《文摘》年會名義，舉辦這樣一場所謂的「文集」首發活動，設定的座談主題那樣使我汗顏，心緒極其複雜。惶恐之際，實在無法找出得體話語來表達我對這番盛情雅意的理解與感激之情！ 我的惶恐源於實情，發自內心。以幾十年時光，只不過辦了幾件案子，即使有時尚能盡職盡責，實也無足稱道。面對幾乎是時時發生的侵犯自由剝奪民權的惡性事件，滿目冤情，充耳怨聲，如果連那點抗爭都不能堅持，人民養育我幹甚麼呢？我作為律師，對這個社會還有甚麼用呢？ 我做得實在不夠。 此刻，在這樣莊重的場合，面對著我所尊敬的師友，無妨披露心跡：儘管我在訟事上因屢屢敗陣而為人知，我卻從沒有承認我是敗兵降將，因為有良知在胸，國法在握；並且堅信我終能發出遲到的慘澹微笑，敢讓時間老人作終局裁決。但這決不意味著我是強者。作為中國律師，在業務領域做點爭辯，因其必須按照現行法律行事，只可據案爭權，不宜混淆了法律與政治，作盲目的訴求，包括分析執政者的優劣或者判斷治國者的善惡，這就難免「保皇」之嫌，甚至難逃「幫忙」之譏。面對洶湧奔騰的時代大潮，任何打著「保皇」印記的人都不是強者！環顧四海，回顧多年征程，反省自身，我雖經戰陣，惜無戰歌，一些訟爭之鳴，近於低吟淺唱，遠非吶喊，不似雷聲，而只有春雷般的吶喊能喚起弱者與邪惡的抗爭。一曲「怒吼吧，黃河」曾鼓舞全民奮起抗暴，誰說不是？怎能失憶？可我卻常在困惑中徘徊，時有無可奈何的感慨，認為這是生活的辯證法，無能抗拒。因此之故，大家對我的一些良好評價，我實在不敢接受，我真的不配！總而言之，我做得實在不好！ 不過，我理解並且仰視您們讚揚精神力量的優美華章，那是高歌人格力量的精神讚美詩。它應是中國先進的知識界，前行中的中國律師雄踞的境界。在我雖不可及，但又決不懷疑，一定會有人先期到達。遙看盛景，不禁神往；展望前路，倍覺鼓舞。眼下，我們十三萬大軍中，已經浮現出富有朝氣、才幹出眾的才俊。他們堅持自重自愛，不忘不辱使命；善於自我保護，不作無謂犧牲；決不空喊口號，永不追名逐利；不浮躁，不焦急；甘於寂寞，不顧「燈火闌珊」，吃草擠奶，不惜「衣帶漸寬」：總之不轉向，不迷路，他們一定能作為頭羊引領這支眼下尚不健康的團隊，衝散迷霧，迎出天光，成就輝煌偉業，築成我們聖潔的精神家園。 我將追隨頭羊，與大家一同前行。 我發誓做到鞠躬盡瘁，以此作為我對所有深情激勵與殷切期待的懇摯答謝。 謹向大家鞠躬敬禮！ 人民的事業萬古長青，人民的勝利萬歲！ 二○○八年一月十九日
我們時代的一個標桿人物 我們生活在一個大轉型時代，舊的東西在消亡，不僅醜陋的，也有美好的；新的東西正在誕生，美好與醜陋交織一起，難以分辨。每個人都在痛苦地思考和艱難地抉擇自己的道路。有一些人的抉擇，不僅開拓了自己的人生業績，而且標出了民族的高度；他可以是我們民族在一個時代的標桿人物。我認識的張思之律師，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標誌人物之一。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突然去世，引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學潮，進而發展成偉大的民主運動。最初，我沒有參加這場運動。而是對來訪的學生提些如何維持運動秩序的建議。但是，隨著運動的升級，我逐步介入運動。一九九一年，中國政府決定對運動的主要參與者進行審判。我的親人找到了張思之先生。按照程式，張先生與我在秦城見面。我提出為我做無罪辯護。當時，張先生緩緩地說，我瞭解中國的政治；律師的作用是規定好的。他叮囑了我幾個問題。特別是最後陳述權，讓我一定用好。開庭後，我發現，張先生為我做了無罪辯護。在法庭上，法官明顯壓制辯方。不斷打斷我和張先生的發言。我有些激動。但是，張先生總是很沉著應對，盡量在最短時間內把關鍵要點說清楚。有時，發言被打斷，沒有說清楚，張先生會在後面的陳述中抓住機會，將發言補充完整。那天，我見識到一個真正大律師！後來，我被判刑十三年。據說張先生很難過。我請求他在上述期間繼續做我的辯護律師。 張先生的無罪辯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史和政治史的一個里程碑的事件。我的案件和陳子明的案件的無罪辯護，開創政治犯獲得無罪辯護的先例。此後，張先生還給鮑彤、高瑜和魏京生作了辯護律師，都為他們做了無罪辯護。這些案件奠定了張先生獨一無二專業位置。 據張先生講，他打的這些官司都是註定贏不了的官司。於是，有人問，既然贏不了，為什麼還要打？某些人把這種官司看作是政治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這個理由也說得過去。既然政治迫害以司法審判的方式進行了，反迫害就應當包括法庭鬥爭。但是，當我看到張先生在庭上的修養和風度時，我知道，政治鬥爭是不能解釋張先生的行為的。莫少平律師後來也明確否認了這種看法是他的動機。 因此，可以說，在為那些著名政治犯辯護時，張先生就是以一個律師的敬業精神在從事專業活動。這裡沒有法律服務於政治的考量。有人懷疑這一說法，因為中國共產黨及其官員隊伍不尊重法律；這就使得那些不可能勝利的辯護，除了陪襯和裝飾一個虛偽的法治外，沒有其他後果。在莫少平律師訪問美國時，一些美國法學界的朋友也問他，如果一個官司肯定要輸，那為什麼還要去打呢？打官司是無用行為。 我認為，張先生這種在法言法的敬業精神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必要條件。對於一個具有常識理性的人而言，中國沒有法治的主要障礙是由於目前的執政者壟斷國家權力資源，任意踐踏和違背法律造成的。進行政治改革，建立憲政體制是實現法治的重要政治條件。但是，一場政治變革並不必然導致法治的建立，因為政治活動家和力量都容易把法治作為權宜之計，當符合自己的利益時，就利用；不符合自己的利益時，就棄之不用。 憲政體制運行的重要的社會和政治條件是多元社會的存在。這種多元社會是由不同的制度化領域及在其中活動的專業力量構成的。這些專業力量以敬業精神維護自己專業的範圍和聲望，是憲政的重要條件。具有職業榮譽感和敬業精神的法律工作者的存在，是政治變革後建立法治的重要條件。否則，政治變革可能建立的民主制度，可能是多數暴政。 如果讓我評價張思之先生的貢獻，我在他為政治犯作無罪辯護之上，更看重他對法律的敬業精神和責任感；因為這是一個更合理和正義的法治社會的必要條件。張先生在政治迫害案中一絲不苟地打那些必敗的官司，其實是為未來的法治社會抱直守拙 ，是為我們民族千秋萬代的事業守望正義。
水滴石穿堅韌不拔 十歲之前，張思之先生有過一個迭宕起伏的青春歲月：從投筆從戎，參加國軍赴印度遠征軍；到在大學期間參加地下共產黨組織；再到北京市法院系統的「胡風分子」和「北京律師界的第一名右派」。「五十而知天命」之後，張思之先生的生命更加精彩多姿，卻不再有思想的遊移彷徨，他向著自己認定的目標，堅定執著地一步步前進。 一九八○年，右派「改正」後的張思之先生成為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並出任「（林彪、江青）兩案」辯護組組長。一九八四年，他編著了國內第一部律師業務專著《中國律師制度與律師實務》。一九八五年，他受聘為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同時擔任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的主講教師。一九八七年，他調入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主持民法教研室工作。一九八八年，他創辦了《中國律師》雜誌。毫無疑問，張思之先生的個人事業在現行體制中有著可以預期的輝煌前景，他卻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一條荊棘之路──為推進中國的司法獨立和政治民主化貢獻自己的餘生。 為我和軍濤作無罪辯護 早在一九八○年代，我對於張思之先生就有所接觸和瞭解，但是要到一九九一年，我們的人生軌跡才有了交匯點。在這一年，當局把我和王軍濤定為八九民運的主要「黑手」，以「陰謀顛覆政府」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提出公訴。我的妻子王之虹先後接觸了二十多位律師，才找到兩位肯為我作無罪辯護的律師｜｜吉蘇皖和高曉峰。與此同時，張思之先生和他的助手孫雅臣經朋友介紹，同意擔任王軍濤的辯護律師。我的朋友畢誼民為四位律師在旅館租了兩間客房，以便於他們會見證人，搜集證言。公安機關隨即派出大批人馬攜帶錄音錄影器材進駐了隔壁的房間。就是在這樣的高壓下，張思之先生等律師堅持為我和王軍濤作了無罪辯護。 當時，我和王軍濤在拘留所、法庭和監獄中，與當局進行了一系列的較量。為我們辯護的律師，同樣是在向專制制度進行一場沒有刀光劍影的戰鬥。吉蘇皖律師在一審出庭前，對王之虹說過一段「托孤」的話：「現在由律師站出來為子明、軍濤說話，是歷史賦予的使命；如果在政治高壓下沒有人敢作無罪辯護，是中國律師界永遠的恥辱。我既然決定站出來，就準備好將來與子明一起坐牢。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我非常相信你的人品。萬一有那麼一天，希望你能幫助照管一下我的女兒。」一審後，我在給吉蘇皖、高曉峰律師的感謝信中寫道：「儘管你們做出了艱巨的努力和漂亮的工作，一切跡象都表明，二審結果將不會令世人滿意。但這沒有關係，你們的職責已經完美地履行了，你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對得起鐵面無私的歷史。沒有無罪辯護，哪來無罪判決。中國司法制度的完善，要一步一步地前進。你們以忠於事實的公正態度和嚴格遵循法律、不受法外壓力影響的大無畏勇氣，和張思之、孫雅臣律師一起，在中國律師史和法律史上為自己樹立了豐碑。歷史從來都是由富於遠見、無私無畏的勇士創造的。蠅營狗苟、奉迎權勢的人是沒有權利竊用律師這一法律衛士的光榮稱號的 ...... 理想的司法制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執政者賜與的，它是無數訴訟參與人長期努力和鬥爭的積澱，是他們的可歌可泣的業績和心血的結晶。我為在這一神聖的事業中有你們這樣的戰友而驕傲。」 不卑不亢的韌性戰鬥精神 後來，吉蘇皖果然受到政治刁難，被扣押律師執照，導致他退出了律師界。張思之先生則在律師的陣地上堅持到了今天。繼一九九一年王軍濤「顛覆、煽動案」之後； 他又擔任了一九九二年鮑彤「洩密、煽動案」；一九九三年高瑜「洩密案」；一九九五年魏京生「陰謀顛覆政府案」 ...... 的辯護律師。他曾自嘲是「一生都未勝訴的失敗者」，而他之所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因為他知道，中國民主化的事業，要靠「鐵杵磨成針」的韌性才能成功。 在第一次保外就醫期間，我曾寫過〈一九九五年的中國政治反對派〉一文。文中批評了在特殊環境下所形成的 「租界民主」心態，提出 「要精心培育『本土民主』的心態和作派，把握時代和民意的脈搏，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與政治對手過招。不卑不亢，不慍不悵，有執有讓，有來有往。」不卑不亢就是韌性的戰鬥精神。張思之先生就是這種精神的典範。與之相反的有兩種表現形態：一種是「卑」，一種是「亢」。對於與專制制度鬥爭的長期性、曲折性、艱苦性、殘酷性認識不足，就會自卑自棄，頹唐起來，甚至想要改換門庭，另謀出路。耐不住鬥爭低潮時期的孤獨寂寞，不相信「水滴」可以「石穿」，就會突然亢奮起來，追求轟動效果，企圖「畢其功於一役」。 在過去的一百年中，許多先進的中國知識份子，諸如梁啟超、陳獨秀，就是因為缺乏一種堅忍不拔的精神，而背離了憲政民主、議會民主的道路，延誤了中國民主化、現代化的進程。今天，我們要回歸主流文明，實現民主轉型，最需要的就是張思之先生這種韌性的戰鬥精神。 （原載孫國棟、趙國君編《耄耋律師仍少年──張思之先生八十華誕暨執業五十周年慶賀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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