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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終於解脫！
◎ 李南央 ● 她這輩子過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能夠走得沒有痛苦，能夠終於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願走完了最後的一段人生路程，選擇了離去的方式，我為母親高興。
母親范元甄於二○○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凌晨零時四十二分走了。只有我哥和我妹家及她單位很少的人在醫院與她告別。遵照母親臨終的要求，哥哥至今沒有將她的死訊告訴我。我是二月一日從長沙的表姐那裡得到的消息，母親臨終前的具體情況我不得而知。 原以為自己會很平靜地接受這個事實，卻意外地不能平靜。下班回家的路上，莫名的悲傷襲來、逝去、復又回潮，左手把著方向盤跟隨著湍湍流動的車流，右手擦拭著不斷湧出的淚水。我沒想到自己會為母親如此哀痛：她這輩子活得太不愉快，太沒有歡樂了！就這麼帶著一腔怨恨地走了 ...... ！ 周恩來給母親情誼深長的一封信 不久前，在網上無意間看到了母親捐贈的一級文物──周恩來從重慶寫給正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的她的親筆信。少年時代，母親讓我看過周恩來送給她的一張照片。母親指著照片對我說：「你什麼時候門門功課都得五分，我就帶你去總理家做客。」可我的政治課老得不到五分，因此一次也沒能和母親同去中南海做客。但是母親從沒有對我提起，周恩來除了照片還寫有一封信。那封信的存在，是父親告訴我的。他說周恩來當年給母親寫過一封情誼深長的信，還附有一張照片。看到網上周恩來信的影印件，我才敢肯定：父親的記憶是準確的。信的原文如下： 元甄同志： 乘參謀長飛回之便，我寫幾句話問問你好。你現在當能想像我們在此地的忙碌、緊張和憤慨的情形。但是我們大家並不以此為煩惱。整個紅岩嘴，曾家岩以及化龍橋｜｜都是你曾經到過住過的地方，〔這裡〕的同志都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手攜手地肩並肩地一道奮鬥，一道工作。有些人正在無言地走向各方，有些人正在準備堅持到底。緊張而又鎮靜，繁忙而又愉快的生活，兩年來在重慶，這還是第一次體驗。光榮的，是黨給這次機會來考驗我們自己，在被考驗中，這一代的男女青年，是毫不退縮地站在自己崗位上，走在統一戰線的最前線。 我和穎超常常提到你，想起你，覺得假使「小范」在此，也許會給我們以更多的鼓勵，更多的安慰，更多的驕傲。元甄！對麼？我相信你的血也在沸騰，你的心也跳躍起來了。不要急，偉大的時代長得很，學好了，奮鬥的日子，試驗的機會多得很，你決不是一個落後者。 夜深了，想想你的活潑的神氣，寫幾句鼓勵青年好友的話，也許正對我是一種快樂，而這種快樂我和穎超常常引為無尚榮幸的。 握你的手。 周恩來 （一九四一）二月一日 （按：皖南事變發生之後不久） 母親人生的起步是多麼地可圈可點：十七歲，已經是重慶《新華日報》小有名氣的記者，寫過不少頗得好評的採訪報導；十八歲和我父親結婚後即進入延安，在為成熟的革命者設立的馬列學院學習。她那時能夠得到周恩來夫婦的喜愛，是一件多麼令人欽羨的事！而父親當年的信中也是充滿了對母親的愛慕之情的，他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給母親的信中寫著：「清晰記得聯合國大會那天我偷著看你｜｜你那天特別美，而感到的陶醉。」 看著母親和徐姨媽（按：徐瑞璋，延安的第一個女播音員，播音用名：麥風，我一直稱她為徐姨媽）並肩倚靠在募集來的、即將送給前線抗戰將士們的慰問包堆上的照片，那神態是多麼的天真無邪；那甜甜的臉龐和我記憶中的母親是多麼的不同！她怎麼會從一個熱情、活潑，人見人愛的小姑娘，變成日後那麼個讓人根本無法理喻的「馬列主義老太太」？她後來的路怎麼會走成那樣，一事無成！ 延安整風徹底地改造了她 二○○二年的六月，我開始著手整理父母之間的舊時通信，至 二○○五年的元月完成了八十多萬字的《父母昨日書｜｜李銳、范元甄一九三八年｜一九六○年通信、日記集》上下兩冊的印刷，因此對母親的轉變過程，有了個大概的瞭解，開始對她有了很多的同情，不再是以前那樣完全的批責。母親從小嬌生慣養的大小姐脾氣，當然是不能不承認的內在因素，但是延安整風那場反「精神污染」運動，實在是徹底地將她改造成了個「新人」的致命的、強大的客觀外力。還是用我母親自己的話來勾勒出那個輪廓吧，下邊是她不同時期，寫給不同人的幾封信的摘錄： 這兩天心情很沉重。昨晚討論了我，證明自己思想上的嚴重性。要做一個黨員，真得重新脫胎。這是一個痛苦艱巨的鬥爭。我想最近時期內我們的共同生活中，應該有意識地注意到這些方面。 ...... 我很難過的，對於我自己，我是開始全面地認識到自己如何不夠一個黨員的標準。對於你，我覺得你還沒有全面的，不姑息自己地來認識自己。而是躲在自己的所謂「長處」下面，總看到自己如何美好，如何以為自己都是美好的，所謂「改造」豈不無的放矢嗎？ ...... 你記得我們在重慶時的雄心嗎？我們曾想「別開生面」地生活。當然那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但是我們生活三年了，這三年真正在政治上的幫助是很不夠的。頭一個時候，你對我的一切幫助（如家庭觀念），我是感謝的。我們為什麼不是做得更多呢？我們也有過壞影響的東西，我希望兩人都好好想一下。 （摘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范元甄給李銳信） ...... 你認為我二十年都沒有樂觀地生活，我對孩子只是發洩痛苦，不符合我的實際。我的痛苦在於「一個共產黨員不能白活著等死。」我對孩子的「鬥爭」是嚴重的爭奪下一代的問題。 ...... 你有時間多多政治學習，清理思想，不一定多給我寫信。聽過你所說：「我不能照你的框框改造自己」，我就瞭解問題的關鍵了。我現在對你既不發怒也不痛苦。 （摘自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范元甄給李南央信） 來信所說我的心情不好，我只能當作你的好意來領受，不能要求你說的準確、對症，因為這不可能。舉個例，「家庭破裂」一語，對我就不適用。我與李某有過二十年夫妻生活，那是一個有缺點的共產黨員（真心革命而入黨的）和一個假革命之間的一場階級鬥爭。因為我的階級烙印、世界觀（包括戀愛觀）的弱點很多，所以鬥爭時期長，過程艱苦；但就其結局言，是一場勝利的鬥爭。對我，是跟隨毛主席進行路線鬥爭，並從中改造自己世界觀的幸福過程。別看這個過程中有眼淚，也有時痛苦，那卻是雖有缺點的真正的戰士才能理解與體驗的莫大幸福。這場鬥爭為我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後批林批孔、當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運動準備了思想基礎，使我能照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不斷前進。我的惟一痛苦，就是我沒有投身於這些偉大鬥爭第一線的機會。我的痛苦是戰士而無戰鬥崗位的痛苦。 ...... 我是在黨內長大成人的，四十多年，受黨培養、教育、信任，期望多，貢獻很少，這是到了喪失勞動力的老年，無法自解的痛苦。幾十年，我只有一件事比較對得起黨，就是按毛主席教導認真解剖自己。從延安整風直到今天，我親身體驗，要能嚴於解剖自己，必須有勇氣站在革命立場，用階級觀點重新認識自己的出身環境、家庭，而且要反覆不斷加深認識。 ...... 信寫長了。告訴范茁（按：文化大革命中，母親為我改的名字），要她好好想想， ...... 我和她的分歧已經到了共同語言不多的程度了。 ...... 我畢竟是一個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不承認有任何一種離開階級內容的「感情」。（摘自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范元甄給巴悌忠的信） 出版父母書信，送到她手中 一輩子成就了一件事：「按毛主席教導認真解剖自己」。這是什麼樣的人生悲劇！但這差點也是我的人生之路。我得承認，在母親的教育下，在共產黨的誘導下，我曾經是堅定地站在母親一方，和父親李銳劃清界線的。我認同母親的理念：「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首先是階級的關係」，「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幸運的是，我在十七歲時遠離了母親，當了一個普通的工人，自立於社會。這讓我有了擺脫母親的束縛，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的機會。 在我剛剛與悌忠交朋友不久，母親告誡他「范茁的根本問題之一，就是不能正確對待有過李銳這個父親的問題──也就是不肯清算那個家庭生活烙印。 ...... 這種感情使她不承認看人應用階級觀點作階級分析，因她的立場問題還沒開始解決，腦子裏資產階級觀點情調佔統治。」（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信）巴悌忠──這個工人的兒子，當然無論如何也站不到「老革命」范元甄的高度，按照她的要求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女朋友──李南央。我也就此下決心離開母親為我畫出的人生軌跡，真正走自己的路。當我逐漸越來越明瞭親人之間的感情應該如藍天白雲般純淨，當我用自己的眼睛越來越審視出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黨的教導悖逆人性，我是多麼地希望與母親交流、溝通，希望她走出那「對得起黨」的誤區，使她的後半生能做些對得起用辛勤的勞作養活了她的工人、農民的事情。可歎的是，一個非黨員的、一介草民的我，根本無法接近和觸摸到「老革命」的母親的心靈。 我最後的一次努力是請徐姨媽的兒媳婦，將一套《父母昨日書》送給了母親，並附上了一封信： 媽媽： 聽說你在找《父母昨日書》，請綠河姐轉呈一套。我的思考都寫在《編者感言》中了。 不管我們對人生和世界的看法有多麼不同，我始終感謝你給予了我生命，讓我從小受到藝術薰陶。否則我也不會有今天。 祝：好！ 小妹（按：我的小名） 二○○六年四月 徐姨媽的兒子，蔚為對我母親的看法和我是不一樣的，他和他的妻子是真心將我母親尊崇為革命前輩的。蔚為在給我的電子郵件中說：「一個偉大的革命先輩就這樣走了，太讓人悲痛了！」可是他們去年十月二十四日去醫院看望我母親時，兩分鐘不到即被「送客」，並讓我哥和我妹再也不要與他們來往，只緣他們曾充當了我的「信使」。 母親在延安馬列學院的同事，周太和伯伯的女兒告訴我，兩年前，我母親曾讓我妹妹陪著去過她家。我母親行走已十分困難，她要攙扶我母親上樓梯，被堅決地拒絕了。我母親說：「你們幫不了我，我自己走。」堅持著自己扶著扶手，艱難地爬完了那段樓梯。母親是太倔強了，她拒絕任何別人欲予的幫助，無論他們是誰。但是她畢竟收下了那套書，我知足了，我十分地知足了！因為她一定會看到我在扉頁上寫的話： 謹以此書盡我對父母的孝道。 感謝他們用自己辛勤的筆， 記錄下了他們那一代人生活的足跡， 我得以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向更高處攀登！ 把死看得很輕透，令人敬佩 去年的八月，我從周太和伯伯的女兒那兒得到母親檢查出了食道癌的消息。周伯伯的女兒說：你媽在電話中將檢查結果告訴了我爸。她說不準備做任何治療了，這麼大的年紀，就算一個月掉一斤體重，一年下來還有一百二十多斤呢。你媽十分堅強和豁達。 放下電話，我將情況對丈夫悌忠說了。他說：「你媽能把『死』看得如此輕而透，就這一點，她不愧是大家出身。」我說：「我也十分地尊重，說明在這一點上她的信仰是真的，是真正唯物主義的，不是假的。」 母親的病讓我記掛，我不能不有所表示，即便清楚地知道，以她的性格，她是不會理睬我的。我自製了一張彩色卡片寄給了母親，上面印了我們一家三口在女兒醫學院畢業典禮時的合影和我家後院的風景，並寫了不多的幾句話，告訴她我惦念她的病情，敬佩她能夠坦然面對。 後來在去年十月份的第五十五期《老照片》上，看到母親針對我寫的《童年瑣憶》給《老照片》編輯的信。我以為她還有精力，能夠再撐持幾年的。沒想到那竟然成了母親和我最後的，也是多少年來唯一的一次思想交鋒。她沒能看到我在香港二月份的《開放》雜誌上發表的，對她「來信」 的回應文章。 二月一日和表姐通完話，我曾有過極大的衝動，想立即告訴《開放》總編金鐘先生，撤下我的那篇「回應」。但雜誌已出版，來不及了。我坐在那裡愣愣地想了半天：李南央你不厚道！很多人不但以為你不厚道，還會以為你簡直是殘酷──用這麼篇文章為母親送終！ 我想起了章詒和的一句話：「如今輿論界提倡『寬恕』。誰『寬恕』誰？『寬恕』當然好，但我不主張『寬恕』。因為我們這裡既無悔罪，也無清算。悔罪清算之後，方能寬恕。」 母親對那些被她傷害過的人說過對不起嗎？對別人，我不知道，我知道她沒有對小姨說過，沒有對大姨說過，沒有對大舅說過，沒有對小舅說過，沒有對我家的老阿姨說過，更沒有對我父親說過。母親在與我斷絕了一切來往，對我的生活情況一無所知時，還是說：「李南央現在是靠無孔不入的鑽營手法在美國混，不擇手段利用任何可利用的關係達到她各種大小目的。身邊也有個圈子，都是這種人。現在氣候適宜，混得很得意。」（摘自范元甄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給朋友信）。 對於一個曾經深重地傷害過別人，而至死沒有些許歉疚之意，始終用「階級鬥爭」的話語糟蹋人的「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任何的原諒都是虛偽和沒有自尊的。在共產黨和緊跟它的政策和執政方針的黨員們，沒有對自己所犯下的一切錯誤和罪行向人民鞠躬懺悔以前，講不得寬容，那不是美德，那意味著對罪惡的遺忘，那意味著整個民族患了軟骨病。 但是，我仍然無法擺脫母親的影子，她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虛虛渺渺，模糊而陌生。聽說她走得很快，很安靜，我感到安慰。畢竟她是我的母親，她給予了我生命。她這輩子過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能夠走得沒有痛苦，能夠終於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願走完了最後的一段人生路程，選擇了離去的方式，我為她高興。走了，她就解脫了：怨恨、孤獨、無奈、不甘，於她都灰飛煙滅 ...... ！ 二○○八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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