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鏗和他的時代
金 鐘

●陸鏗先生是中國二十世紀著名的政治記者,一生榮辱,經歷豐富,采訪知名人物無數,見證兩岸三地的歷史變遷。六月二十一日病逝舊金山,享年八十九歲。


● 名記者陸鏗。(1919–2008)

  香港是個新聞業高度發達的地方,但是要數「大牌記者」,除了陸鏗(1919—2008),我不知道還有誰。陸鏗先生以新聞為終身職業,滿頭白髮還活躍在新聞第一線,而且能夠交貨出色,以經驗豐富、知名度高而論,他不僅是香港,也是包括台灣、中國在內的大牌記者。

 新聞和新聞自由,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的土地上,迄於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是一個疑幻疑真的目標。在一黨專政的大陸,幾十年來,不知多少人為了獲得一點資訊,表達一點政見而被囚被禁,甚至家破人亡。在台灣,也有過漫長的言禁報禁時期;在香港,英國人帶來的這份自由,今天也面臨深刻的危機。陸鏗的一生,就掙扎在這樣一個高智商不能帶來自由的族群社會,他一輩子只做過兩件事﹕記者和犯人。而最後,他被譽為「一代報人」。

在香港新聞界獨樹一幟

七十年代末,我在昆明就聽說過陸鏗的大名。一九八一年在香港見到他,一個熱情的長輩,談話中常帶笑聲。八一年六月他和胡菊人先生合辦《百姓》半月刊,這是一本以香港為本位介於政論月刊與新聞周刊之間的政治刊物,難度很大,苦撐了十三年,辦到一九九四年,是香港新聞史上少見的記錄。後期他已移民美國,每期的「陸鏗新聞信」可以見到他的足跡。一九九七年出版《陸鏗回憶與懺悔錄》。一九九九年,在台北舉行八十壽辰酒會,嘉賓如雲,他一派老兵不死的豪情。每次來香港,常邀約老友晚輩聚會。大家叫他「陸大哥」。

他的報導方式與描述特色,常是晚輩們「偷師」的對象。陸鏗在香港新聞界是獨樹一幟的人物。近三十年香港新聞業界大約分三類,各有千秋,組成這個殖民地到中國特區的多元景觀。一類是本地西式教育培養的從業員,他們有現代的專業訓練,但中文表達能力及對中國的了解較差;一類是香港左派圈子分化出來的新聞人才,他們憑借中文教育和親中關係的優勢,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前有金庸、後有陶傑,家喻戶曉;另一類就是文革後從大陸移民香港的人士。他們的長處是中文能力好,對大陸比較了解,因此,成為香港報刊中國新聞部門不可少的成員。

陸鏗雖然來自中國,且有二十多年受苦受難的經歷。但他和我們這些從小受共產黨薰陶成長的一代不同,他在一九四九年陷入紅色牢籠之前,雖僅三十歲,已有了豐富的新聞從業經驗。有四十年代的新聞教育,歐洲戰地記者、中央日報副總編輯的經歷,甚至因內幕報導入獄四年……完全是一個成熟的政治記者。他的文字修養和西方新聞的價值觀,當我讀到他在明報月刊一九七九年十月號的亮相之作〈三十年大夢初醒乎〉時,便留下很深印象。強烈的反蘇觀點和他反右時的罪名「反對學俄文,主張學英文」如出一轍。這和我這類深受蘇共二十大影響,對修正主義推崇備至的初到貴境者,自是兩條不同的思路。

獨家專訪胡耀邦的傳奇經驗

陸鏗的記者生涯中,一個成功的經驗是「交朋友」,在他晚年的著作《大記者三章》中,還特別傳授記者的交友之道。我們確實看到,陸鏗的朋友不分左中右,相交滿天下。大陸國安部長凌雲、香港新華社長許家屯,都是他可以杯酒言歡的朋友。不同場合,他與新知舊雨,一見如故。行內皆知,做名人專訪往往少不了人際關係的暢通融和,所有新聞人物,尤其是政要一類,無不在接受訪問時,有高度審慎的選擇性,沒有公關很難成事。這條經驗於講究關係學的中國社會特別管用。但是深受西方傳媒影響的香港記者,對陸鏗精於此道的經驗,卻不以為然。他們覺得陸大哥太偏重「上層路線」搞關係,熱衷權力鬥爭的秘聞,並非新聞專業的正道。是一種老式的中國傳統。

因此,陸鏗的新聞模式在香港就填補了前述三類之外的一個空白:與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文化相沿的新聞風格。從他和台灣同道的交誼,以及後來納入藍媒軌跡,可見一斑。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陸鏗前往北京專訪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並釀成一個政治事件,就是這種新聞模式尚未過時的一個傑作,也是陸鏗畢生敬業的頂峰。眾所週知,共產黨領袖對待記者,從來是寧與洋人不與家奴,最忌諱中國人的採訪,從鄧小平到胡錦濤一貫如此,何況是一個在香港寫反共文章的記者。

這件事的達成,當然是兩方面。一面是被訪者胡耀邦。胡在政治上的開放,言論的大膽,在中共領袖中可謂異數。胡耀邦訪英,寧看莎士比亞,不拜馬克思,已是佳話。他不可能不知道陸鏗底細,究竟是想逞一時之快,還是君臨天下,得意忘形?不得而知。但是,另一面陸鏗這邊已有透露。他做足了公關準備:一、打通了許家屯從中穿線這一重要關節(有傳說,許安排陸訪胡,亦有其個人考慮在內);二、在可選的訪問對象胡耀邦與趙紫陽之間,他挑選胡;三、堅持錄音訪問,並獲同意。四、訪問中主動激發敏感問題。

事後,訪問稿曾經許家屯呈胡耀邦過目,胡提出七點意見,最重要的是對鄧小平及王震的評價。胡解釋鄧出任軍委主席是「照顧軍內論資排輩習慣」而讓他兼任。對王震則稱他與王震同鄉,卻「南轅北轍」。但陸鏗對胡的意見,堅持未作修改。結果,訪問面世,老鄧震怒,胡耀邦這一席話,成為他被整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陸鏗訪問也傳遍中外,影響巨大。

多年後,陸鏗對發表這篇不願修改的訪問稿,表示內疚,說「一言喪邦」,讓一位可以帶領中國走上政改之路的領導人,因他的訪問而失勢下台,他受到「良心的責備」。然而,海外的自由新聞界普遍都不認同他的懺悔。既然訪問報導沒有失實,新聞自由和中共權力鬥爭是兩回事。讀者從胡耀邦的由衷之言,看到了這位中共領袖的可敬之處。他的命運也暴露了中共獨裁體制的惡質。

對開放雜誌寄托厚望

陸鏗可以如此傳奇地挖出中共核心層的隱秘,滿足公眾知情的需要,那也是許多記者和媒體求之而不可得的事。可以斷言,這篇訪問將是中共統治史上的絕響,過去沒有,今後也不會發生。

陸大哥和《開放》雜誌往來並不多,實在大家都很忙。記得一九九五年間,我徵求他對雜誌的意見,他建議我們開一個「論壇」,讓更多人來議事論政,幾百字短文就好。於是一九九六年二月我們新闢了「開放論壇」,我寫了前言,並恭請陸大哥開章明義,他於是寫了一篇〈謹防這位仁兄〉,揭露羅德丞想當特首的野心。但是十年來,這個論壇經營欠佳,稿一擠,就把它擠掉了。前些年,陸鏗旅居美國,時有返港,有一次他託好友傅蘭克轉告我,說《開放》現在已是「南天一柱」,盼我努力堅持下去,他的有心,令我感銘不已。

陸鏗的逝世,是我們尊敬的如劉紹唐那一輩報人的最後一位吧。放眼今日的傳媒生態,不禁令人想到陸鏗和他的時代早已在新世紀來臨之際結束了。他曾鼓勵青年「做記者要有初戀般的熱情、戰士的勇氣、宗教的虔誠與殉道精神」。這樣的新聞理想主義,在新聞工具化、娛樂化和高度商業化的時代是令人費解的。中國離曙光嶄露的八十年代已漸行漸遠,獨行者再沒有陸鏗那樣的運氣了。

(二○○八年六月廿四日 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