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下的共同救贖
冉雲飛

 

● 中國目前危機四伏,社會各種衝突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零八憲章的推出使化解官民對立,實現社會和解,促進中國民主轉型,現在仍來得及,若當局錯過此最後的時機,中國有可能走上清未的動盪老路。


● 《零八憲章》參與人憲政學者張祖樺兩度被國安傳訊問話及抄家。

今天中國社會正面臨著許多深刻的危機,這些危機與各種矛盾,已是眾所周知的事。而這些危機和矛盾的表現形態雖然不同,但大多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問題,就是公平的普遍喪失、正義沉淪不彰。正因為如此,使得普通民眾在獨裁政府、權貴資本面前,深感憋屈壓抑、失望而乃至絕望。而經濟危機的到來只不過是放大了這種早已存在,而被表面遮掩起來的驚恐不安而已,危機四伏的苦況並沒有自行消除。


群體事件越來越頻密
危機四伏的苦況,最為顯著的表現方式,就是群體事件的爆發越來越頻密。每次都有人被打被殺被抓,雖然可以暫時敉平下去,但留下的後遺症卻禍患無窮。更為要命的是,中國社會諸種苦況絕不是區域性,群體事件常是「按下葫蘆浮起了瓢」。對這樣一種近乎風雨飄搖的社會苦況,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早已呼籲最高當軸實行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改革,各種方案在民間已有不少討論,但當局由於自身利益的慣性,不願意做出哪怕些微的善意努力。官方對付諸種社會矛盾,一直採取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不治本之方法,這辦法的核心是「一壓二拖三粉飾」,從來不曾想在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以至許多看似已經解決的問題,死灰復燃,終至沉屙不起。


拿今年十一月份從重慶開始,後在海南、湖南、甘肅等地乃至即將在全國蔓延的出租汽車停運、罷工、上訪事件來說,就是一個頭痛醫痛的典型案例。早在二○○二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就通過《北京計程車業壟斷黑幕》一文,銳利而準確地指出了我國現行計程車行業管理體制存在的極其嚴重弊端,其情形是富了老闆,肥了官員,虧了國家,苦了司機,坑了百姓。但從交通部到各級政府,根本不把這樣的文章與計程車司機的零星維權當回事,非得等著積重難返,鬧出比較大的群體事件後,再來處置。而且處置的時候大多非常強硬,且口惠而實不至,使得官民衝突進一步加劇,無助於社會減壓。這只是中國一個行業的縮影,而類似的群體事件,遍佈利益交結城鄉各地,使得整個社會處於紛亂擾攘的狀態,諸種衝突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零八憲章來得及時
正是在這種擾攘不安、經濟危機襲來的現實背景下,在紀念中國未完成之行憲歷史一百周年、世界人權宣言六十周年、西單民主牆三十周年、簽署人權公約十周年的日子裡,一群期望中國能和平穩健地走向民主自由之路的知識份子連署發佈了「零八憲章」。「零八憲章」沒有什麼特殊的理論貢獻,它建立在對世界各個民主國家憲法憲章的借鑒基礎上,但對於深陷極權災難的中國來說,卻有著相當不平凡的現實和歷史意義。因為中國幾千年來崇尚「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叢林法則,用血的代價達成改朝換代的思想特別嚴重,從而陷入了冤冤相報、以血換血的專制叢林而不能自拔。隨著資訊的發達、民主意識的高漲,人們普遍認為槍桿子奪政權的叢林法則不符合現代文明社會的法則,因此使得本身就是通過槍桿子獲得政權的中國官方,一方面不願意放棄固有的龐大利益,另一方面也因統治合法性的焦慮,而對民眾民主意識的高漲深感不安。官方幾十年來掠奪民眾利益成性,而如今亦沒有減緩之跡象,但民眾的維權意識一浪高過一浪,使官方的不義之財彰顯天下。在掠奪利益的強硬、在不義的焦慮與民眾力量的夾攻下,使得官方色厲內荏、首鼠兩端,自然對還利於民的改革措施之出籠,欲迎還拒,從而讓達成多贏的政治體制改革遲遲不能提上議事日程。清政府一九零八年的憲政改革並非沒有誠意,令人扼腕的是此時革命黨鬥爭紛起,民意已呈囂囂之態,沒有憲政改革者的時間與空間了。如此歷史殷鑒,還望中國執政者三思。再好的政策和改革,亦當在正確的時空裡進行,才能帶來可以預期的較好效果,否則,將會再次錯過改革時機而沉淪深淵。


非常低的經濟起點和粗放模式、後發優勢、廉價勞動力、農村土地使用上的變革等方面的競爭力,給中國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帶來了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儘管這發展犧牲很大,造成了許多貪官汙吏及貧富不均,的確也給底層民眾帶來了此前毛時代不曾有過的油水。但單靠經濟畸形發展,而不進行有效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改革來矯正經濟的發展,必然最終帶來非常不堪的後果,尤其在當今全球經濟危機的深層背景下,令人深感不安。經濟發展到無法維持一定的速度時,民眾的生活水準必然下降,不進行民主自由政治改革、不全方位保障民眾權利的威權政治之弊端,就顯得特別突出,必然會讓各方利益衝突更為激烈而頻密。我們的制度專制獨裁,官員非民選,加上幾十年統治中所犯下的諸種錯誤,疊加起來的民怨,而且官方一直用強硬態度對待民間的善意和解,許多民意管道,正在喪失它應有的溝通功能而成為擺設,因此給官民和解造成了空前的壓力。官方雙方包括各個利益團體,都應該要找到一個可以座下來談判的方式,進行和平的利益博弈。要讓大家儘量儘早消除恐懼感,比較靠譜的方式,就是雙方來共同制定改革方案與政策,「零八憲章」在這方面做出了十分了不起的框架性努力與嘗試。


一群老人的緊張無助迷茫
前不久旅英作家張樸先生回川,我帶他認識了一批八十多歲的地下黨員和老右派。這些老人定期聚會喝茶,談的都是國家的命運及未來的走向。他們內心的期盼、緊張、無助、迷茫,恐怕並不比我們這些比他們年輕很多的人少,儘管他們富有許多社會經驗。但中國社會的未來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擁有人生閱歷並不一定具備化解內心不安的優勢。一個社會,已經讓生活在其間的人基本上喪失理性預期,這種可怕的懸空感,會給官方和民間帶來像空氣一樣蔓延的不安、緊張,甚至恐懼之感,尤其是在目前經濟危危機的大背景下愈顯突出。恐懼不安之下,人的理性容易喪失,一旦理性喪失人就更加恐懼不安,從而導致惡性循環,屆時社會要想平穩健康地發展,豈可得哉!我認為中國必然民主自由,共產黨也必然有退出舞臺的一天,因此我並不擔心他們不退出歷史舞臺。但怎樣以最小的代價使社會實現平穩著陸,化解更多的衝突,避免大規模流血傷害,才是我們有危機意識的知識份子深感憂慮的。准此,我希望官方本著和解、妥協、談判的善意,貫徹自己所簽署的人權公約,儘快釋放劉曉波先生,停止騷擾其他簽署者,與社會各界一起有效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儘快擺脫經濟危機的影響,以促成全國人民共度時艱。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