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八憲章是中國人憋了一百年的心理話，雖然遲到，但依然激動人心，這對中國走出黑暗，長治久安是一個天賜良機。

相信任何一個因《零八憲章》而感到振奮的讀者，不是因為其內容的新奇，而是緣自這份文獻終於公之於眾的欣喜。這份文獻的基本精神，早在二百多年前的美國《獨立宣言》中就已經確立。這份文獻的主要內容甚至命名方式，則見諸上個世紀東歐異見知識份子的《七七憲章》。這份文獻絕對不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異想天開，而是當今整個人類毋庸置疑的普世共識。

中國曾兩失憲政民主機遇
假如說，中華民族無法跟充滿活力的美利堅相比，也無法跟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人相比，那麼比之於自己的近鄰日本民族，我們這個民族也是相當老邁的。要不是那樣的老邁，要不是幾千年的專制重荷，這份文獻早在將近一百年前清室遜位之際，就應該成為中國社會的現實。可惜的是，由孫中山引進的那場列寧主義加上秦始皇大一統爭霸的戰爭，中斷了曾經發生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的民主聯邦進程。

這份文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也曾有過難得的歷史機遇。但中華民族又一次與民主聯邦中國失之交臂。取而代之的，是一場劉邦和項羽那樣的逐鹿，一場朱元璋和陳友諒那樣的爭霸。結果是，中華民族一跤跌入經由烏托邦包裝的歷史黑暗裡，匍匐在由史達林和秦始皇雜交而成的那個叫做毛澤東的獨裁者腳下，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專制而難以解脫。在那樣的黑暗裡，不要說平民百姓，即便是學貫中西的知識份子，都被毛式專制話語的蒙汗藥放倒在地。唯有基督般的聖女林昭及其《星火》同仁們，以其生命的代價，劃亮過自由的火柴。在陰暗的牢房裡，林昭曾經以自己的鮮血，一筆一劃地寫就過這份文獻的基本精神。

在二十年前那場席捲全國的六四民主運動中，這份文獻再度與中華民族失之交臂。那次機遇的喪失，與其歸咎專制的因襲過於沉重，不如反省改革精英自身的心理準備，過於欠缺。假如知識精英具有林昭那樣的徹底和絕決，假如改革領袖具有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大無畏氣概，歷史也許不會停格在一個政治老人的屠刀底下。改革是和平的，理性的，但歷史的緊要關頭，卻需要領袖人物拿出一往無前的氣概。可是，領袖太沉重。領袖不像一般草民那樣一無所有。領袖有身家性命的拖累。於是領袖後退一步，於是，歷史停滯了二十年。

● 1911年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臨時參議院就職中華民國大總統。
中國人百年憲政夢至今未能實現。

憋了一百多年的心裡話
經過二十年的磨難，中華民族終於獲得了這份歷史文獻。比起二十年前的空洞口號，這份文獻無疑相當成熟。中國一批良知良心尚存的知識份子，在一個多災多難的年頭，終於向專制當局攤牌。這不是靈感突發，而是這個民族憋了幾十年、乃至可說憋了一百多年的心裡話。這些話在清末民初之際，曾經見諸當時的報章。這些話在四十年代，曾經由當今已執政、當年卻在野的中國共產黨人親口說出親筆寫出過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話不過是將當年共產黨向當政的國民黨所言，向當今執政的共產黨重複一遍罷了。假如共產黨記憶尚存，那麼執政者不會感到突兀。只消把當年的報紙拿出來對照一下就可以發現，這全都是你們當年講過的。

這份歷史文獻雖然遲到，卻依然激動人心。大好的國運當頭，唯一的缺憾就是遲遲不見政治體制改革啟動。當政者只消有點政治智慧，就可以將這份文獻的公開，看作一個天賜良機。既可以籍這份文獻推動裹足不前的改革事業，又可以籍此平息一下由一系列天災人禍造成的民眾怨氣。經由政治改革，走向民主聯邦的歷史前景，從而官府民眾獲得雙贏，這樣的可能依然存在。但是，再度錯失的可能，也同樣存在。

一九八九年的歷史，留給中國人的一個重大教訓，即是凡事都不能不給對方留餘地。這份文獻的公開，給當政者留足了進退的餘地。除非當政者死心塌地學習古巴朝鮮。這份文獻的公開，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是相當溫和，相當理性的。正是這樣的理性特徵，能夠吸引數百名知識份子簽署。他們當中有老年共產黨人，有年輕的自由寫作者。年齡跨度很大，職業範圍甚廣。這樣的理性表明，雖然官府硬生生逼出了一個楊佳，但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全都楊佳了。至少知識份子還不想成為楊佳，一如鮮有知識份子能夠成為林昭。林昭般的聖人是罕見的，但被逼上楊佳式的反抗之路，卻不是沒有可能的。

溫和理性，當政者理應珍重
這份文獻的溫和理性，還見諸其既沒有將矛頭指向任何一個當政者，也沒有涉及中國民眾具體的當下的切身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份文獻具有一種向當政者建言的傳統品質。只是比起當年康有為式的公車上書，這份文獻立足於自由知識份子的立場，儘管其中的簽署者有不少依然在體制內謀生。這種立場，是當政者理當尊重的。就算以前不懂得尊重，那麼看了這份文獻後，也應該學會尊重。一旦當朝的執政者和在野的異議者之間，彼此產生尊重，那麼改革的涵義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現了。可是，當政者假如連這一步都跨不出去，那樣的落伍就可能引發誰都不想看到的災難。將會是什麼樣的災難？難以預料。但也並非沒有前車之鑒。明末清初的那段歷史，應該是面鏡子。

一九八九年以後的二十年來，整個民族被全體推入物慾相逐的泥潭。這個民族已經習慣了對任何具有精神涵義的事情置若罔聞。這樣的現實，不是這份遲到的歷史文獻所能改變的。不涉任何人切身利益，既是這份文獻所長，也是這份文獻所短。政治通常是因為利益訴求而得以推動。沒有具體的利益訴求，在操作層面上就等同於一紙空文。這給當政者裝聾作啞，留足了餘地。大不了以後再也不說普世價值。

這份文獻展示的圖景，不要說在歐洲在美國，即便在日本，在韓國，包括在印度，都已成為歷史。但這在中國，卻還只是前景。中國的落後，不是落後在有沒有原子彈，不是落後在衛星能不能上天，而是落後在制度的專制，落後在人心的黑暗。正是這種制度和人心的雙重黑暗，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劫難。就此而言，《零八憲章》既是中國知識份子走出這種黑暗的努力，也應該成為包括當政者在內的整個民族，走出這種雙重黑暗的歷史機遇。

　
（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寫於紐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