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牆雖厚,風雨必入
裴毅然

 

● 為什麼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現在卻成為全球最後的專制堡壘?智商如此領先的民族為何在民主進程上如此落後?需要朝野共同回答。

《開放》五月號拙文〈大陸自由知識份子的立場〉持守「顏色革命」立場,以「理」對「力」,宣導和平方式推進大陸民主化,涉及「急不得」,金鐘先生來電商榷:「近向不少內地有志之士提問:為何一個智商甚高的民族,創立亞洲第一共和國,現卻嚴重落後於全球民主?無人與答。辛亥革命快一百年了,對民主化還能不著急嗎?急與慢的尺度何在?我想,應該急,只是不能亂來。急,不急?是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接電後,久陷沉思。得承認「急與不急」確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因為涉及民主化方式的選擇,及對民主的理解。


翹盼一百年但悲不見民主同
從戊戌變法開始,國人已為民主奮鬥百餘年了,中國士林更是翹盼很久了。人人都會從親身經歷中感受到民主的必要。但一代代人報國無門,空懷悵恨!就是我們這一代人,也即將老去,可為國盡力的時日無多,但悲不見民主同呵!不能普遍參與社會事務,能量智慧釋放嚴重不足,等於一代人的才能空轉空耗。浪費之巨,莫此為甚。只習慣於聽吆喝當奴才,哪裡還會有什麼權益意識與主人翁態度。所謂政治現代化與社會層次提高,公民對公務的社會參與度是一項硬指標。歐美港台的民主進程證明:權力越解析越細化,公民個體就越活躍越積極。官權過重,民權自輕,民眾的社會參與能力也就必然弱化。金庸說「香港人怕老婆,不怕政府」,確含至理。


如今官強民弱,國民普遍缺乏平等意識,什麼事款都得看領導眼色說幾句真話都有難度,一說肝兒就顫,言論空間逼仄促小,積極性普遍被壓抑,海內外關心民主的人士,又怎能不急?《開放》堅持二十二年了,金鐘先生從青壯入秋暮,又怎能不急?民主一日未臨,優秀人才便不能成規模地輸送到各級崗位,公權運作便一日只能依賴官員的覺悟;民主一日未臨,自由就一日受到威脅,特權就必然大於法律,法治就無法真正落地。如處理「軍中敗類民族敗類」的姬鵬飛之子──總參少將姬勝德(貪污近三千萬),沒有真正司法獨立,懲處也從死刑、死緩一路寬大至無期,且立即「保外就醫」。而只要特權大於法律,也就必然會出現一個又一個以自殺抗議判子死刑的姬副委員長。


各路精英對歷史的總結
不過歷史經驗提醒我們:解決問題還得靠理性,不能靠著急。金鐘先生的提問有一定的歷史高度: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為什麼在民主進程上落後?智商如此領先的民族為何不能戰勝自己的弱點?對於民主進程,急與慢的尺度何在?三個問號,三個內涵巨大的論題,實非一篇短文能夠解而析之,只能簡要剖答。


綜而括之,封建毒素嚴重腐蝕了中國革命,致使革命披新衣而存舊質。集權專制、狂熱暴力、思維絕對、蔑視人權、重官輕民等封建肉身的主要臟器,一個都不少,且變本加厲,因披「新」衣而閃光,因「科學」而神聖。以暴力推行主義,領袖絕對專權,八億國民只准毛澤東一人自由思考,美其名曰「全國一盤棋」。無非強調最高權力是獨裁之所在,那有「無產階級真民主」?


新型意識形態一「新」遮百醜,嚴重遲滯了國人之辨識,以十月革命為師,豈料走了一條更斜更偏之路。等到曉風殘月夢醒人悟,半個世紀已過,與歐美強國的差距更大了。智商高超的中華民族這一步確實沒邁好,走了歷史大彎路。各路精英總結經驗:一、五四走得太急了,讓偏激思潮搭了車,請神容易送神難(胡適、錢穆);二、過於輕蔑歷史傳統,保守力量未起應有遏濾作用,致使赤左思潮坐大,結論是告別革命,呼籲改良(余英時、李澤厚);三、封建傳統力量強大,革命黨從籲求民主出發,但內部運作為求效率不期然而然走向集權,走向出發的反面(李慎之、李銳)。


國共兩黨都沒學會民主,或不習慣於民主。一旦發生爭論,大家嫌煩,還是「聽司令的」,方便簡捷。孫中山在其著述中不厭其煩地交待如何開會如何選舉,實有感於建立民主程序的必要。鄧小平反對爭論,歎賞「蘇聯出兵阿富汗,政治局開個會,第二天就出兵了;美國要出兵,國會要爭上幾個月。」明顯暴露年知民主雖然不如專制高效,但正面價值卻為專制無法比擬。不僅可收廣采眾智之效,且能最大限度及時糾錯。民主雖有爭吵,但以效率換正確,慢一些,但失誤率大大降低,制衡力大大提高。請問:不能保證正確的效率,還有意義嗎?不能制止的權力,還不可怕嗎?


事情確實在悄悄起變化
金鐘先生對我歎曰:「你雖好心,紅牆太厚,風雨難入呵!」我當然不可能寄望上層建築一夜革命改天換地,也不可能太看重政治神力,不會將現代化看得太容易。尤其中共至今還背著巨大的六四包袱。但是,另一方面,九二南巡講話以來,經濟轉型、收入提高、自由流動、高校擴招、意識形態稍有鬆動、《炎黃春秋》推開民主門縫...... 事情確實在悄悄起變化。今年,中共高層傳出「加大思想解放力度」,田紀雲為六四上書見於香港,「天安門母親」提出「政治問題法律解決」,李銳老新近提出從言論自由、輿論監督、官員財產申報入手政改。應該說,春江水漸暖,紅牆雖厚,風雨終入,也必然要入。一個不接受批評的政黨,一個不允許質疑監督的政府,能永遠正確嗎?


我們應支持中共的黨內民主。黨內民主長一分,國家民主長一寸。如果中共民主派失勢、極左派上台,國家政策自然也會極左化。


如今,言禁未開、報禁未啟、黨禁深深,民主監督、公開競選、六四改正、腐敗問題......民主進程路漫漫其修遠,大家當然很著急。然而,著急歸著急,還是不能著急過頭,不能讓感性突破理性堤壩。林毓生先生一九八三年說:民主法治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予以保障,五四激烈的反傳統正好粉碎了這種穩定與秩序,因此五四民主之花結出暴力之果。二十世紀中外革命史一再證明:暴力變改的負面作用遠遠大於其正面效應。真正的社會進步只能是點點滴滴的修正,只能是積量變成質變。堅持和平緩進,既是以當下形勢判斷為依據,也是目前切實可行之策,另一方面,理所當然地,我們也要求執政一方放棄專政的治國傳統,因為專政本身就是暴力的代名詞。歐共揚棄「專政」已有半世紀,主張議會道路,這些都是中共尚未面對的課題,朝野共同努力才能實現中國社會和平地民主轉型。


二○○八年六月四日,修改十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