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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我家相交半世的阿唐是一間國際公司董事兼經理，早年是我丈夫的地下共產黨領導人，現在恐怕已是灰線最高領導，香港政壇著名的曾氏、程氏都在他手下。
● 作者梁慕嫻攝於1960年香港。
一九六三年，我結婚了，住進丈夫柯其毅（一九九六年離婚）母親的家，彌敦道立信大廈十六樓，一層三房兩廳寬闊的居所。柯其毅母親在抗日戰爭之前曾在廣東省汕頭醫學院就讀，是一位兒科醫生。和平後回港並沒有考取香港醫生執業牌照，而成為一個黑市醫生，在家中為患者診症治病，支持家庭經濟。當時正值戰後，百廢待興，香港政府對此現象採取睜一眼閉一眼暫時容忍的政策。母親的病人多是親戚朋友同鄉和他們的孩童，家中客人來來往往川流不息。在穿插的來人中，當然也少不了來開會的，我和柯其毅各自的地下黨領導人和被我們所領導的青年學生。日以繼夜的地下會議就在我們的睡房內進行，與外面大廳中並排坐著，等候治療的病人相映成趣。有時為了防止暴露，我與柯其毅要會見的人彼此不能碰面，更要把睡房用布幕隔開兩邊，我和他各佔一邊與來人會面。現在回想，正像狡免三窟，很有階級鬥爭警覺性似的，其實愚昧不堪，可笑之極。
特殊人物阿唐與我家的交往
在芸芸眾多來客之中，有一個特殊人物，引起我的注意。他叫阿唐，高高瘦瘦，面色青白，常常笑容可掬，待人謙恭有禮，很有親和力。他有時帶同太太小陵到來，主要是請求母親為他打補身針，聽說他曾患肺結核病。母親免費為他療理身體，令他至今仍心存感激。幾十年來，即使我們已移民外國，他的問候和探望都沒有停過，凸顯他是一個知恩圖報，很有人情味的人。我發覺他與柯其毅相當稔熟，像多年的朋友，但見面對談時郤又刻意保持距離，大家心照不宣的樣子。看得出他不像是普通病人。
他最初稱我其毅嫂，後又跟黨內其他人一樣叫我梁慕或阿慕（學友社的年青人稱我慕姐，而他們的兒女現在就稱我慕姨了），雖然與我從沒有深度交談來往，但他給我一種比普通朋友更深厚一點的親切感，總讓我揮之不去，凢起我的好奇心。有一天，真光女子中學舞蹈教師施明女士請我同去女青年會方圓社觀賞士風舞演出，只見台上的舞蹈演員排列成方方圓圓的圖形，伴著明快熱烈的音樂，跳起英國的、德國的，奧國的不同風格的舞步，好不熱鬧。我正看得入神，突然看到台上一個人影，那不是小陵嗎？啊！我幾乎大聲叫了出來，無法想像小陵會在台上跳舞。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根據我那敏感頭腦的思維方法，可以斷定，阿唐和小陵不是普通人，正做著「工作」。
後來，經由芳芳（上期文章人物）介紹，知道小陵與芳芳同是崇基學院的同學，也許芳芳的愛國革命思想都是經由小陵灌輸帶領，而朱大哥與芳芳的婚姻也是阿唐和小陵做的媒也未可料。如果是這樣，朱大哥和阿唐有地下關係嗎？我差不多可以推算出來了。哈哈，無意之中，一串地下人等，竟然曾經在我的眼前晃動過，世事真難料呀！
阿唐是我丈夫的地下黨領導人
多年之後，柯其毅親口向我承認，阿唐是他的早期地下黨領導人，他們之間有過一段不可思議的經歷。柯其毅在一九四九年前，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為了團結更多群眾，地下黨指示柯轉學到廣大中學就讀，並且把他的組織關係領導人，由原來的梁松明轉給阿唐，阿唐遂成為柯的新領導人。接上關係後，柯其毅便向阿唐匯報自己的思想狀況，表示對黨有疑問：黨會殺自己人，像國民黨一樣嗎？黨內黨員之間是平等的嗎？阿唐給他的答覆是：要相信黨，黨不會這樣的。顯然，這個答案不能平息柯對共產黨的疑慮，且令他對阿唐失去信任和尊敬。
柯其毅的這些疑問，是因他的哥哥而來的。就在中共解放軍勢如破竹地橫渡長江，向著南方各省挺進，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節節後退的時候，地下黨號召香港青年回國參軍效力祖國，在︽華商報︾等親共報章上刊登招募啟示。哥哥也受到了愛國熱潮的影響，決心響應祖國號召北上參加人民解放軍的幹部訓練營。他留下字條與母親道別便偷偷離家。柯其毅把他送到火車站，依依惜別。但是，五個月後，哥哥回來了，全身破爛，骨瘦如柴。他是一個人偷跑出來，步行了一個月才回到家。沿途幸得鄉人的幫助，供給食物衣著才能倖存而回。哥哥對柯其毅說：「其毅，你必須相信我所看到的一切，不要再相信共產黨，革命並不是他們所說的那樣，他們說謊。」
原來，哥哥去了廣東韶關，再與一群參加者步行十二天去到雲南昆明營地。在所謂受訓過程中，哥哥看到了兵分兩灶，高級軍幹部有魚有肉，四菜一湯，普通士兵只一片薄肉，一碗菜湯。伙食的等級界限是那麼明顯，看不見平等的存在。哥哥還說：「那些軍官並非訓練我們，而是勞役。我們只是常常被責罵，被掌摑的勞工。我不是唯一的逃跑者。」
由哥哥親身經歷的中共經驗而觸發的疑問都正正擊中了黨的要害，本應有足夠的精神力量救出這兩兄弟脫離中共的魔爪。可是，事情的發展峰迴路轉，並不是你我可以想像得到的。事緣梁松明又再出現。大概是因為阿唐向黨匯報了柯其毅革命思想不穩，眼看他就快意志消沉離黨而去，而阿唐自己無力說服挽救。黨知道柯一向信服梁松明，兩人關係親如兄弟，遂再派梁出馬與柯見面，意圖重新鼓動柯其毅的革命信心。
梁松明不敢誣說哥哥說謊，原因是所有人都知道哥哥忠厚老實，不會口出謊言。他只能拿出兩個招數：第一招，分析哥哥可能是捱不了苦，才口出怨言。這一招不能奏效，因為哥哥一向吃苦耐勞，任勞任怨，在抗戰期間，一家人逃難回國途中的大小粗活全由他一人來承擔。柯其毅不能信服。
然而，第二招卻輕易地把柯其毅降服了。因為梁松明說，如果黨有甚麼錯誤，黨員的責任就是努力工作去改變黨的錯誤。這是一頂金鋼罩，能發光發熱，那麼崇高，那麼偉大，當它重重地罩在你頭上的時候，更能把黨內的污垢通通遮蓋掩埋了，你不能動彈，也無力抗拒。柯其毅又用那為之降服的道理，去勸說哥哥：那些軍官來自五湖四海，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黨內樹大有枯枝，我們的責任是要改正那些腐化的軍官。就是這樣，這兩位年輕的兄弟，沒有逃脫黨的控制，又再為黨賣命。哥哥最終學會了汽車及電器修理，由梁松明介紹進入旺角勞工子弟學校任教電工課程，月薪八十元，貧苦終生，沒有受到地下黨的培養和信任。回顧這一段歷史，令人無限欷歔，慨嘆生命總有一個軌跡，無法踰越。
柯其毅與黨失去聯絡六年
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香港愛國革命高潮達至頂峰，卻引來港英政府的反撲。繼電車工人罷工而引發血腥鎮壓的「羅素街事件」後，香島中學盧動校長與及一批文化人，工會領袖被強行遞解出境，三十八個地下黨領導的團體被拒社團註冊而停止活動，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組織關係運作停頓。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情況下，地下黨下達了警告指示：銷毀一切可能暴露黨的證據，如照片、文字等；如有任何突發情況迅速逃跑，不要被捕；小心叛徒。
這段時間阿唐仍然是柯其毅的領導人。有一天，兩人本約好在佐敦道紀念碑前見面。柯在那裡等了十五分鐘，不見阿唐出現，發生甚麼事呢？在這政治形勢如此惡劣的時刻，可能有各種的估計：這約會是陷阱？阿唐出事被捕了？或者只是遲到？高度警覺的柯其毅選擇了迅速離開。以後，他都在同日、同時、同地點上等候，希望阿唐出現，可是沒有，阿唐自此消失。經過三個月的等候，沒有任何黨的消息，柯其毅知道自己失去地下黨的聯係了。
沒有了黨領導的柯其毅，進入崇基學院就讀，培養了多方面的興趣和生活：舉重、劍擊、划艇、風帆、攝影、古典音樂和芭蕾舞等等，也在基督教團契小學任教。像一隻甩掉繩索的猴子，盡情地享受著這些被黨所批判的資產階級生活。他本來可以自此擺脫共產黨的控制，做回正常人。但是，生活的軌跡再一次擺弄著柯其毅的生命｜｜—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一個朋友介紹他來到「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參加活動，教授芭蕾舞。由於有以前三十八團體的經驗，他很快清楚這個社團的性質，這裡有地下黨，因此決定留下並等待，他對黨沒有死心。
經過總共六年的等待，直至一九五七年，梁松明再次來電聯絡柯其毅。見面時只告訴柯有一位女士將是他的新領導人，交待了接關係的細節和暗號，便先行離去。黨的關係終於接上了，但關於這六年，竟然沒有解釋，也沒有追問，當然沒有答案。這是一段讓人無法理解的經歷。雖說黨曾停止過一段時期的組織生活，但據我所知絕沒有六年這麼長久。故此，我相信當時柯其毅向阿唐匯報的「疑問」令他失去信任甚至嚇怕了黨的領導，害怕他出賣同志。斷絕聯絡就是放棄，柯其毅是被黨放棄了的共青團員！他們從何解釋？
柯其毅又再向女士如實地匯報了六年來的生活狀況。她告之，留在學友社，等待黨進一步通知。據柯說，此女士就是何榮基（上期文章人物）的太太。很快柯其毅的組織關係正式轉給學友社的領導人之一，孔老二歐陽成潮，可說是黨重新接納他為同志，而工作崗位就是舞蹈組。
據我觀察，這時候黨和柯其毅的關係其實已經異化成為一種角力。一方面黨重新審視這個人，已經一身資產階級氣味，意識形態的差異令黨無法加重信任，但既然他自動重投黨的懷抱，那就可以加以使用。當時學友社正要發展舞蹈活動，籌備舞蹈演出，他正合用。這可能也是梁松明的主意。另一方面，柯其毅為那六年斷絕組織關係，耿耿於懷，心有不甘，總要在各方面表現積極進步，一心革命，以取得黨的信任，甚至走向極端。在他這後期的賣命生涯中，有多少成份是為了搏取黨的信任，有多少成分是出自單純革命理想，只有天曉得。共產黨使人性的異化此為一例，我是幾十年後才能得出這一個人的見解。我只是歎息，柯其毅的自投羅網毀了他的一生，何必呢？
阿唐可能是曾鈺成等人的領導
後來，我問柯其毅，那消失了的阿唐為甚麼又來到我家？柯說：中學同學大明與阿唐合作做塑膠模型生意，因此與阿唐重遇，知道他健康欠佳，便幫助他。儘管不再是領導人，阿唐仍是能互相關懷的朋友，甚至我女兒出世後，柯其毅把她送去一間可靠的育嬰院也是阿唐介紹，令我安心不少。阿唐曾兩次到溫哥華探望母親。一九九一年那一次最能敞開心扉地和我們長談。關於金禧事件，關於葉國華，關於國內腐敗轉公款為私產的情況都有談及，讓我覺得他還是比較明辨是非，分清善惡的黨員。他告訴我們他是一間國際有限公司董事兼財務經理，現已退休，至於黨的工作，當然沒有提起。不過，我絕對相信他仍在為黨工作，不會退休。多年來，他都有聖誕咭，電郵來問候，直至我把刊登出來的地下黨文章寄給他之後才停止。可能已把他嚇了一大跳，不方便再聯絡了。
早期中共地下黨灰線的黨員，因為要隱蔽身份，像普通老百姓那樣去讀大學，有高薪優職甚至出國留學都可得到黨的認同或根本就是由黨派出去的。較之那些留在中共機構如工會、學校、相對低薪清貧的黨員來得富裕無憂，常常引至那些機構黨員的妒忌。我所接觸到的灰線地下人中，有一種是由紅校轉出來的，這種人革命理論較多，口若懸河，大原則大方向講得一套套，能煽動年青人的激情，很有吸引力。另一種完全在官津補私學校成長的就比較少理論，但他們最懂得關心別人，那些被這種人帶領的年青人，常常因感動而歸附。兩種黨員各有功能。
阿唐是證實的地下黨員，我推算，現在的他已是地下灰線的最高領導人。我之所以沒有把他的真名字公諸於世（通常我會公佈仍在為黨工作者的名字），是因為我相信阿唐應該可以覺悟，他有這個水準去認識共產黨的罪行，對於香港地下黨的所作所為更是洞若觀火。我在等待，故留有餘地。阿唐這種地下黨員，比起那些出頭露面如曾氏，程氏兄弟等作用更大。曾程等人的組織生活會議到那裡去開？他們斷不會直接走到中聯辦去，如果被狗仔隊逮個正著，豈不暴露身份？故此，他們要接受類似阿唐這樣的黨員領導，向他們匯報情況，聽候他們傳達中聯辦黨委的指示。
所以，真正糊弄著香港事務的人並不是那些風風光光，站在台面上的黨員，而是這些隱隱蔽蔽的地下黨領導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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