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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這篇北大校史，由一位北大校友寫來，別有一番情趣。有材料、有感觸，道出了北大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辛酸屈辱。
● 1921年時北京大學年輕教授胡適。
成立於一八九八年的京師大學堂，到中華民國建國時更名為北京大學。北大的前五十年，至少是民國伊始，校慶日都是在十二月十七日。即使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北大之後的一九四九年，也在十二月十七日召開了隆重的校慶大會。一九五○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已不舉辦校慶集會，代之以展覽會，重點是「北大革命史料展覽」，說北大校史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幅縮影」。一九五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已經淡化為只是放假一日，沒有任何活動。再二年北大當局沒再提起過校慶事，稍無聲息，也沒放假。到一九五四年北大卻突然在五月四日「熱烈慶祝五十六周年校慶」起來了。可卑的是，在北大的記錄中已找不到怎樣偷改校慶日的內容了。
重定校慶日是糟蹋北大的開始
毛澤東進駐北平後，曾前後三次短覆北大的信。其中對要他參加校慶、給予指示並題寫校名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去信，毛沒有作答，表明他不喜歡這個校慶，事後只是補寫了「北京大學」四個字（於是極大多數中國大陸的大學校名都變成了毛澤東手寫字，直至今天）；對另二封五四前夕的去信，毛都很快就回覆了，一九四九年的第一封說「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第二年的回覆是「祝賀『五四』三十一周年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和一年前回信的語氣已明顯不同了。
毛澤東以行動代言語讚揚了五四、冷落了十二月校慶，玉旨綸音，什麼意思你們自己去體味吧。金口豈肯多言，北大的翰林們逐漸地深明大義了。曾當過毛澤東教師的中共元老徐特立就直白得多，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北大校慶集會上說：「北大是一個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學校，今天五十一周年紀念日值得紀念的，並不是它的前二十年，而是五四運動以來的後三十一周年，因為今天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徐特立是說北大的意義在於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的三十一年，因為（他說）中共革命成功始自五四運動。因此，北大的校慶就實質上奉命從十二月十七日改到了五月四日。
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擔任北大校長的胡適，曾被推上選場和蔣介石競選民國總統，後被共產黨列為戰犯，他於一九四八年參加完北大五十周年校慶後倉皇出逃。不幸的是胡適的生日也是十二月十七日。對這種純係巧合的生物學日期，使那些什麼都要往政治意義上扯的人自是非得修改北大的校慶日不可，雖然這沒法拿到台面上來說。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北大竟把校慶日前推了二百二十七天！在一些人看來，什麼都可以偽造，改改生日有什麼了不起，「總把新桃換舊符」嘛，否則怎麼除舊佈新。校慶日有如人的生日，只是一種生物學標誌，何來政治意義。但是一旦出生，生日是不可改變的，除非你退回娘肚子，更改受胎日，讓母親遭遇強暴。
其實一九五四年之前北大已屢遭強力衝擊，批判「清宮秘史」，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批判朱光潛，批判胡適，忠誠老實運動，思想改造運動......都使北大遭到了重創。還有院系調整，砍掉了醫學院、農學院和工學院（胡啟立原先就是北大工學院的學生），只剩下文理二科，雖然這二科得到了增強，但五停裡少了三停，總是大傷了綜合性大學的元氣。所有這些上世紀五十年代前期北大遭受的改造、傷害、強暴，其中重定校慶日當可作為畫龍點睛的標誌性事件吧。
毛澤東在北大領工人工錢八元
筆者初入北大，即被領去參觀校史陳列室。在那裡看到一張當年月俸的剪接實拍照片，上列有夏元瑮（理科學長）大洋三百五十元，陳獨秀（文科學長）大洋三百元，李大釗（圖書館主任）大洋一百二十元，毛澤東大洋八元。夏、陳和李都有行政職務，無官職的法科教授畢善功卻高達六百元。不知這張照片後來是否還陳列在校史館中。當時北大一般教授的薪金在二百元以上，助教五十元以上，最低級別的職員的工薪是二十元，工人八元。
一九一八年冬，二十五歲的毛澤東到北大生活過三四個月，是打工，當時沒有「臨時工」的說法，毛自己說是擔任圖書館助理員。實際是管理一個小閱報室，這個閱報室只陳列有十五種以中文為主的報紙，他的具體工作是打掃衛生、登錄收到的報紙、整理和上架報紙、登錄閱報人姓名、整理閱報室。毛澤東從閱報簽名簿上看到的都是些學生（見後述），因此他管理的可能只是學生閱報室。北大的薪俸簽收簿上只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九一九年一月和二月共三個月有毛澤東的名字。一九一九年春毛母重病，他即離京南下。三四個月，這就是毛澤東作為「北大人」的全部時間。
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在陝北保安向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婣述了生涯，斯諾據此寫出了《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為便於在中國發行、中譯本起名《西行漫記》。此書以毛澤東的第一人稱婣述。在《西行漫記》裡毛澤東說「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八塊大洋。」八元值多少？有一當時的北大人在其回憶錄中說「當時的學校工人、員警薪金只是八元......（學生）包飯每月八元。」把八元看作一大筆錢，活脫一個沒見過大錢的鄉巴佬目光。當然，校工和校衛隊的員警（保安）用八元錢也可以養家糊口了，不過和北大的學長、主任、教授、助教和職員的工資相比，八元實在算不得「一大筆錢」。
書中說「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這些話在另一譯本中寫作：「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緊接的後文是「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西行漫記》第十二七頁）這有點神經過敏了吧，一個新來且只耽過三四個月的陌生人，彼此互不相識，閱報室又非聊天室，人家是來看報的，會有多少人和你「來往」，談不上理不理吧，更不見得是「不把我當人看待」。不過這種既忌妒又憤懣的心態是否孕育出了對北大、對知識份子的仇恨？睚眥之怨必報，何況是如此的「奇恥大辱」。
總之，毛澤東耽在北大的三四個月期間心情很不舒暢，對北大的印象很壞，雖然「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但「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或說「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不把我當人看待。」從此埋下了報復打擊知識份子的種子。
吹捧毛在北大的活動大可質疑
有「學者」說毛澤東在北大期間 「參加了新聞學會和哲學會。此後還參加了李大釗、王光祈等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並「系統地聽了邵飄萍講的『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課。」是真的嗎？毛澤東不像教師學生那樣上完課後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職員必須「坐班」，閱報室裏更是一刻也離不開人，否則就是失責，會被辭退。怎麼三四個月裡就能參加那麼多學會的活動？還能整小時整小時地離開工作場所去系統地聽人講課？當然，如果在窗外張張、到課堂裏偶爾坐坐也算的話，那就隨「學者」們去胡扯吧。更有人煞有介事地說什麼「蔡校長親自簽發了給他的半年制乙等結業證書。」人家只在北大耽了三四個月，只能是「半年制，還有什麼乙等結業證書」，真是令人佩服。
還有人說毛澤東在北大期間「結識了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邵飄萍、胡適等新派人物，開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什麼叫「結識」？是「職位低微」的毛澤東「看到」了這些聞人，還是這些聞人「結交」了毛澤東？像毛澤東這樣「職位低微」的人在北大不計其數，連傅斯年、羅家倫這些學生也「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等北大聞人的時間那麼寬裕？有耐心、聽得懂滿口湖南腔的毛澤東說話？邵飄萍不是北大人，但是著名報紙《京報》的創辦人、老闆和主編，還到北大來開一門新聞學課程，時間也很緊張吧。
還有一點需正視聽。在當年的中國叛逆青年群體中，無政府主義及其分支新村主義是先於共產主義的激進而又時髦的思潮。北大是一個兼收並蓄什麼主義都存在的學校，毛澤東在北大若有時間自是會看看包括馬列主義在內的多種主義，但當時他熱衷的是新村主義：不需提高生產力，只要同勞動同消費，加強教育，就能建成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主義新村。離京後他先到上海和同學張文亮等，在民厚南裏參加織襪子勞動「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以實現新村理想；一個多月後毛澤東離滬去武漢和惲代英長談，惲正在武漢經營新村性質的利群書社和利群毛巾廠；帶著惲代英講說的經驗，毛澤東回長沙後就發起成立了新村性質的文化書社。因此，說北大時期的毛澤東「開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甚至說他已是馬克思主義者了，那不準確。作為一個還不穩定的年青人自是會東探西索，但那時他基本上是個熱衷於新村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到他執政後一九五八年強力推行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以及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對軍隊的「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的批示（這個「五七指示」很快推行全國），都還帶有濃烈的空想共產主義新村色彩。
八四、八九兩次「小平您好！」
毛澤東死後不到一月，屍骨未寒就把他老婆抓了起來，同時被逮捕的還有最得毛澤東思想真髓、執行毛澤東決策最力的另外三個人。江青後來在審判「四人幫」的法庭上說：「我是毛澤東的一條狗！他讓咬誰就咬誰。」當然，結束「文化大革命」是全中國人民的大喜事，中華民族幸甚。「文革」自是應該被徹底否定。遺憾的是「文革」只否定到夠重新掌權為止，百姓們剛要張嘴就被喝止「跪安」吧。
鄧小平結束了毛澤東及其「狗」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瘋狂行徑，使中國人民的生活明顯改善。十分敏感的北大學子領風氣之先，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到天安門前遊行時拉出了橫幅「小平您好」，表達了由衷的感激之情。這恐怕也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心聲吧。製作這個橫幅，事前沒有佈置，也無人審查過，是生物系的幾個學生藏起來帶到天安門前再打開的。顯然這是對前段時期鄧小平開明形象的自發讚揚，人們首先關心的是經濟上的利益，能活得下去。中國人的活命要求是很低的。
五年之後，一九八九年六月，更是無人佈置，在北大校園裡學生宿舍大樓的牆面上，又拉起了一個橫幅，在那原有四個字的後面加了個「狠」字。
五年前打出那樣的橫幅是不需承擔任何風險的，實際上它只是變相的歌功頌德。第二天照片就上了《人民日報》頭版，其後各種媒體競相報導，連歌頌鄧的電影記錄片都取名《小平您好》，於是那幾個學生的名字也長留青史了，至少是帶頭者早成為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了。後五年橫幅的製作者們呢？他們才真是不帶任何功利地發自肺腑帶血喊出了那五個字。他們的命運如何，是否坐過大牢？我的學弟學妹們現在何處？願好人一生平安。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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