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不是理想主義，而是利益慾望所推動。胡溫當局沒有這樣的動力接受零八憲章。只有未來中國有責任感的政治家才能成全零八憲章。

● 香港市民集會聲援零八憲章。

從某種意義上說，《零八憲章》激起的回饋和謝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一文的遭遇十分相似。與毛式左派的狂熱圍攻相反，胡溫當局的總體姿態是低調迴避。即便《零八憲章》是群體作為，並且激起了海外洶湧如潮的回應，胡溫當局也只是擒一懾眾。這與其說是法不治眾，不如說是專制確實式微。倘若這份憲章在一九五七年問世，雖然會成為全然不同的歷史標記，但中國知識份子付出的代價，不知會高出多少倍。也是因為五七年的歷史記憶，致使憲章的一些簽署者心有餘悸，稍有風吹草動，便反應過度。由此也凸現了林昭式的從容，確實底氣充沛。

毛澤東的殘酷是出於的他的卑怯

倘若要扮演歷史的創造者，那麼文化的底氣，恐怕是不可或缺的。這樣的底氣不啻在於臨危不懼，還在於不把對手逼入死角。中國過去的政治遊戲動輒訴諸趕盡殺絕，其人格基因，大都源於屠夫自身的怯懦。毛澤東的冷酷，不是因為他英勇，而是由於他卑怯。那樣的卑怯不僅基於自幼被父親責打的記憶，也來自貪生怕死的委瑣。毛澤東當年被捕時令人不齒的所作所為，經由網文流傳已經廣為人知。至於鄧小平在毛澤東面前的低聲下氣，權力角逐過程之中的告密求榮，武裝暴動緊要關頭的臨陣脫逃，更是中國政治史上永恆的笑談。屠戮他人的痛快，通常用來醫治自身心理上的卑怯。同樣道理，鼓勵他人英勇赴義，逼迫當局開動鎮壓機器，也是懦夫才有的陰暗。一九八九年的歷史教訓，不僅僅是教訓專制當局的，也值得專制的反抗者用心記取。

《零八憲章》不關涉民眾切身利益的標高，是給當局留出餘地的做法。同樣，當局所採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制止方式，也在無意當中給言論自由留出了空間。正如謝韜文章激起的，只是左右兩派的激辯。相信《零八憲章》，也不會引起大規模的民變和動盪。政治的藝術，通常是見好就收。一拳伸出去非要打到底不可，不僅愚蠢，而且事倍功半，甚至適得其反。當今的政治遊戲如何改變你死我活的陋習，在於雙方博弈時的適可而止。政治的智慧在於變招，而不在於一招致老。

《零八憲章》雖然道出的是常識，但骨子裡還是相當理想主義的。這樣的理想主義，不會讓當政者著迷，卻可能誤導某些簽署人，產生自己已然是歷史創造者的幻覺。誤以為佔領了歷史的制高點，可以一覽群山小。個別比較浮躁的，還沒有做成宋江，卻已經開始征方臘，討田虎。他們忘記了黑格爾的那句名言：惡是推動歷史的杠桿。換句話，不是理想，而是慾望，通常成為歷史前進的動力。說得再明白些就是，利益才是歷史的動因，逐利才會導致歷史有所推動。

認同率可能超過百分之九十

指出《零八憲章》不過是常識，不啻是意指此乃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訴求，同時也意味著，這也是體制內權力階層的共識。雖然簽署者的人口比例很小很小，但無論在知識階層還是在權力階層，這份憲章的認同率，可能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執政黨不是不明白憲章表述的內容。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該黨也曾向當時的執政黨如此表述過。當政者的無言以對，是因為憲章的訴求，目前還無法訴諸利益的驅動。大凡由任何一種話語包裝的權力鬥爭，骨子裡都緣自利益的訴求。鄧小平改弦易轍，不是反對毛澤東思想，而是想把毛式家天下，變成利益分享的黨天下。鄧又患得患失地擔心黨天下可能會損害到自己家族的利益，因此在廢除終身制同時，又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破壞了集體分權應有的公平競爭規則。

鄧氏的進一步，退半步，致使黨內民主一下子被延宕二十年。指望胡溫當局實現《零八憲章》提出的目標，那是不切實際的夢想。但不再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交接權力，卻是胡溫可以做到的政治改革，假如這也能被稱作改革的話。對於一個完全喪失了理念的執政黨來說，權力的民主交接，可能是延續執政的有效途徑。由各個利益集團推出代表人物，實行民主選舉，公平競爭，這不是沒有操作性可言的。至於經由這樣一番競爭，能否選出一批胸懷大志人物執掌權力，那只能聽憑天意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謀事，天何以成？

中國的未來，需要執政者有抱負，或者說，要有歷史責任感。就歷史的實際進程而言，責任感遠比理想更加可靠。思想家可以天馬行空，政治家必須腳踏實地。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不會對歷史有所貢獻。中國將來政治家的抱負，說起來也很可憐，不過是把中華民族帶到相當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政治水準上而已。但這也已經很不容易了。《零八憲章》不會成全任何政治領袖，而是有待於被將來的政治領袖所成全。

推翻王朝易，終結帝制難

也許有人會為胡溫可以做到的這一步改革，感到很不滿足。事實上，即便胡溫沒有這樣的心思，利益的相逐也早晚會把執政黨推向黨內民主。但政治和做買賣不一樣，有利必有弊，反之亦然。改革的緩慢，通常會引起民眾的不滿。殊不知，慢也有慢的歷史合理性。且不說其他，光是幾千年專制歷史造成的文化心理扭曲，就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加以治療和整合。倘若有人問，專制的權貴集團為什麼不能立即釋放手中的權力？那麼完全有理由反問：反對專制的海外民運諸公，又何曾讓他人分享過手中的各種資源？從來沒有聽說民運組織有過讓賢的美談。更不用說，生存上的互助和對異見的寬容。相反，互相攻訐，拉幫結派，排斥異己，抹黑他人；諸如此類的丟人現眼，倒是從來沒有中斷過。在自由的土地上，尚且不能獲得自由的心態，更何況在不自由的故國，指望整個民族一下子完成文化心理的結構性轉換。醫治文化心態的艱巨，遠甚於改革政治體制的滯重。只消參照一下海外民運的人文素質，再反觀中國的政治改革，就應該明白，怎麼可能速成？

《零八憲章》的目標，眼下只能懸在空中。以中國目前的現狀，任何人，哪怕是上帝親自降臨，也無法一步抵達。不說其他，僅僅是爛污透頂的人文基數，就足以把憲章的目標一轉眼全部推翻。中國將要面臨的，不是又一輪王朝更迭，而是最終結束幾千年的專制歷史。就此而言，在野者盡可以天馬行空，但當朝者卻不得不如履薄冰。推翻一個王朝，是容易的，並且在幾千年的歷史上，已經一遍又一遍地上演過了。但是，要從一個專制王朝裡像變戲法似的變出一個民主政體來，卻是相當艱難的。雖然人家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變成功了。但也正是這樣的艱難，會使中國歷史全然改觀。也正是這樣的艱難，會使那樣的改革獲得長治久安的效應。

倘若說，鄧小平的廢除終身制，算是跨出了黨內民主的第一步。那麼不再指定接班人的自由競爭，則是胡溫當局可以抵達的第二步。這是既是可以看見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人們不妨拭目以待。

二○○九年一月六日寫於紐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