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北京國情研究學者陳子明以大量資料從四個方面說明中國目前又處於類似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之前民怨沸騰時期。中國向何從去再次成為中國朝野不得不面對的嚴重問題。

● 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顯示人民對毛澤東暴政已忍無可忍。

過去的六十年，可以劃分為兩個三十年。中國的民意也經歷了兩次輪迴。第一次，民眾比較滿意的時間非常短暫，隨著不滿的積蓄，終於爆發了鄧小平所謂「第二次革命」。第二次，民眾比較滿意的時間比上一次長，不滿的積蓄或許還沒有達到一九七六年的程度，但已經過了一九七一年那道坎。一般民眾的滿意或不滿程度，受「主義」的影響少，主要還是源於切身的感受。這感受，可以從溫飽（到富裕）、安全、公平、自由四個方面來解析。

三十年民富趕不上國富官富

一、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一種廣義自由觀，他所謂「不虞匱乏的自由」，與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生理需求的滿足，大致同樣。

毛澤東掌權初期，國人的生活水準從長期戰亂中恢復過來，曾獲得過廣泛好評。但是好景不長，從農產品統購統銷開始，城鄉居民的生活消費就停滯和惡化了。在整個毛時代，人均消費水準以一九五六年為頂峰，而這一年的水準還沒有恢復到抗戰前最好的一九三六年。橫向比較，一九三六年中國ＧＤＰ總量是日本的二點八倍，一九五○年是日本的一點七倍；但是到了毛澤東去世的一九七六年，顛倒過來，日本ＧＤＰ總量是中國一點一倍。這數字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用名義匯率計算則更加慘不忍睹；人均差距之大就不必說了。

現在有些年輕人津津樂道毛時代的經濟統計資料，認為比一九七八年以後並不遜色。他們完全不了解事情真相。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親自鼓吹「三本帳」之後，統計數字就成了可以任意伸縮的橡皮筋。一九六○年的糧食產量，進一步降至二千八百七十億斤，當年的人口統計減少了一千多萬，從此，毛澤東決定不再公佈各項統計資料。後來，恢復公佈了一些經濟增長率數字，不公佈絕對數字，因為這一年剛剛恢復到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

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日本實現了城市化；台灣和韓國隨後不久也實現了城市化；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卻停滯了整整二十年。在一九五五到一九八○年間，日本家庭恩格爾系數（食品消費支出佔家庭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從百分之五十二降至百分之二十九；同一時期，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僅從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五十八降至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七點五，農村居民家庭更是有升無減。筆者作為插隊知青，知道許多農民在扣除口糧和柴草後，就沒有任何貨幣收入了；也知道在一些「老少邊窮」地區，一家人夥用一兩條褲子，更不可能有其他的消費。城市化水準和恩格爾系數是兩條關鍵性的硬指標，是不可能用「增長率」的神話來掩飾的。此類的指標還有很多，譬如說，一九七八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僅三點六平方米，低於一九五二年的平均四點三平方米。

毛澤東的體制和政策沒有給國人提供「不虞匱乏的自由」，多數農民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多數市民的生活在二十年中沒有提高，這是國人唾棄毛體制，強烈要求變革的根本原因。

近三十年來，中國城市化水準從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十八增長到二○○七年的百分之四十五，如果包括常住城市的農村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已經超過百分之五十，平均每年有一個百分點的增加；中國城鄉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從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七點五和百分之六十七點七，下降到二○○七年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三和百分之四十三點一。這是實實在在的進步，也是在其他幾個方面民眾滿意度大大降低的情況下，鄧氏「改革」路線仍然能夠勉強撐住台面的原因。但是，從民富還是國富的角度來觀察，一九九○年代以來有一個轉折性的變化，對於民意的變遷有著顯著的影響。

資料顯示，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一九九○至二○○五年，全國勞動者報酬佔ＧＤＰ的比例從百分之五十三點四降至百分之四十一點四；而在發達國家，這一資料穩定在百分之六十左右。與之相應的，是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的增加。如果說毛時代的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過大，主要弊端是無效投資，浪費了近半數的國民積累；那麼後毛時代的主要弊端是政府自我消費，以及在政府投資專案中權錢交易，貪污腐敗橫行。在財政支出中，行政費用增長最快，三十年增長了近九十倍。二○○四年中美兩國各項財政支出的比重分別是：行政公務支出，中國百分之三十七點六，美國百分之十二點五；經濟建設支出，中國百分之十一點六，美國百分之五；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支出，中國百分之二十五，美國百分之七十五；其他支出，中國百分之二十五點八，美國百分之七點五。李煒光感歎：「三十年過去，我們國家的體制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點，我們曾經十分熟悉的那個超級政府，一個職能、規模都呈無限擴大、無限增長趨勢的龐然大物，又一次出現在我們面前。」

經過一九九四年的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收入與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出現逆轉。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四十六點八上升到二○○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五。與此同時，出現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趨勢。上級政府把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責任甩給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負擔不了就把包袱甩給民眾，搞什麼「買斷工齡」、「教育產業化」。公共產品的供給萎縮，連帶造成個人可支配收入中消費傾向的下滑，民眾的幸福感大打折扣。從一九九○年代以來，民富趕不上國富和官富，是導致民眾滿意度下降的一個重要因素。

● 三鹿毒奶粉受害嬰兒的家屬代表（左一、二）和律師許志廢在石家莊法庭外呼籲法律公正。

安全政治和經濟安全仍令人焦慮

二、羅斯福所謂「免於恐懼的自由」，即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僅次於生理需求的安全需求的滿足。毛澤東掌權後，結束了長期戰亂，粉碎了社會上的黑幫和流氓集團，國人曾期待出現長期安定平和的局面，但是人們很快便失望了，因為政府本身成為了恐懼的源頭。

如果說鎮反、暴力土改、三反五反、肅反、反右以政治運動方式進行大規模的「殺、關、管」，是針對昔日的社會上層和知識份子的，那麼強制性的「合作化」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就是針對底層民眾的了。根據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吳芝圃的報告，光山縣槐店公社的「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打死四人。公社、大隊、小隊幹部一千五百一十人，打過人的六百二十八人，被打的有三千五百人，當場打死群眾五百五十八人，打後致死的六百六十三人，致殘的一百四十一人，逼死十四人，打跑四十三人。除了暴打外，還採取拔頭髮、割耳朵、竹簽子穿手心、點天燈、火炭塞嘴、烙乳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殘酷的鬥爭導致了人為的饑荒，該公社原有三萬六千六百九十一人，八千零二十七戶。僅從一九五九年九月到一九六○年六月，已死亡一萬二千一百三十四人，佔原有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三。全家死絕的有七百八十戶，姜灣一個村原有四十五人，死亡四十四人，只剩下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也瘋了。上述情況並不是個別現象，毛澤東本人就曾斷定有三分之一的基層政權與民眾處於敵對狀態。

在「文革」中，國人再次領教了從棍棒梭鏢到坦克大炮的內戰場面，數以億計的人成為運動的直接和間接受害者。「五七一工程紀要」有一段經典的描述：「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宣導者......」毛澤東一手利用官僚整治民眾，另一手利用民眾整治官僚，自己則遊刃其間；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當民眾和官僚聯手反對他和他的一小撮親信時，就宣判了毛家王朝的政治死刑。

胡耀邦執行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政治遺囑：「對過去Ｂ│５２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數以千萬計的受迫害者被「摘帽」、「改正」、「平反」。因此，儘管有對民主牆民運人士的打壓，有反「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準政治運動，胡耀邦和趙紫陽擔任中共總書記的近十年，仍然是過去六十年國人政治安全感最高的一個時期。

一九八九年以後，政治安全感急遽下滑，雖然在刑法中取消了「反革命」的罪名，但是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刑、勞教、監視居住、限制出國和吊銷護照的公民比過去的十年有顯著的增加。由於公安機關的很大一部份警力被挪用於政治保衛，黑社會再度復活，黑白兩道的勾結和滲透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國人的社會安全感持續處於低位。由於國有企業職工大規模的「下崗」，由於政府強制征地導致相當一部份農民在沒有得到充份補償的情況下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在世紀之交的時候，缺乏經濟安全感成為國人的首要焦慮。

社會不公的激化成為最大的隱憂

三、東亞國家和地區，由於二戰後實施了土地改革，在社會公平方面，優於拉美和南亞國家。迄今為止，台灣、韓國、日本可與北歐國家並列，在測量社會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數上，一直是世界的優等生。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實行了比台灣更為徹底的土地平均分配，國人有理由期待一個前所未有的公平社會。然而，由於毛澤東批判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黨內外不同意見，強行推動蘇聯模式的工業化戰略，從農民身上盤剝「原始積累」，梁漱溟在一九五三年就發出了「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的感歎。

毛澤東本人曾講過很多「平等」的言辭，但是毛時代的典型特徵是「言而無信」、「言行不一」，正是在美好詞藻的掩飾下，社會不平等被系統化、凝固化，導致變相的農奴制度捲土重來。在現實生活中，不平等的現象比比皆是。下面僅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過去人們重視不夠的生育不平等。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實行供給制的「革命幹部」尤其是「吃小灶」的高級幹部，由於多生小孩多拿供給，還配有多名保育員，生育子女普遍在六個左右；而實行工資制的普通公職人員，一般只能養育三、四個子女。在一九五○年代，中國每年出生人口是兩千多萬，在三年多的大饑荒中少生了四千萬人。在這個時期，農村中只有脫產幹部的家屬生了孩子。許許多多青壯年婦女都不能生育。

另一個是在「文革」後期，毛澤東一方面反對「資產階級法權」，一方面又說「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為特權的氾濫大開綠燈。當時，為了參軍、入黨、提幹、上學、回城而走後門，不知道有多少女知識青年被糟蹋，媒體公開披露的多名生產建設兵團幹部，姦淫女青年都多達幾十人。這與現在幹部生活腐化的現象，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毛時代結束後，在社會平等方面有兩件事最得人心。一件事是鄧小平拍板恢復高考，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實際上是繼承了一千多年以來的科舉傳統，而科舉制度正是中世紀後期中國在打破貴族壟斷和跨階層社會流動方面優於西歐國家的主要原因。另一件事是「改革」初期城鄉差距的縮小──一九七八年中國城鄉人均收入之比是二點四比一；一九八三年縮小到一點七比一。但是到了二○○一年，城市居民的收入相當於農村居民的近三倍。城鄉差距上的不公平程度，重新回到了毛時代。

黃亞生認為：一九八○年代，中國的金融改革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信貸政策大量向農村私有制經濟傾斜，二是默許私人資本信貸進入農村服務產業。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始，中國扶助私有經濟的政策發生轉向，顯著提高了私有經濟獲取貸款的資格和條件；改變了以往向農民提供貸款，幫助他們興辦鄉鎮企業的政策。其結果是：在一九八○年代，中國農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過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這十年也是中國脫貧成就最顯著的時期，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在這個時期共有一億四千四百萬人口脫貧。到了一九九○年代，農村收入從兩位數增長急劇下滑到百分之四左右，脫貧人口便只有六千二百萬人。

筆者在二○○○年就指出：「迄今為止，中國城鄉居民之間的身份壁壘尚未打破，二元社會也還沒有轉變為一體化社會，而是暫時處於『三元社會』的過渡狀態：持有非農業戶口的市民，無戶口或持有農業戶口而長期居住在城鎮的准市民，以及農村居民。」准市民的主體是所謂的「農民工」。根據國務院研究室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農民工在第二產業從業人員中佔百分之五十八，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佔百分之五十二，已成為城鎮勞動力和產業工人的主力軍。他們的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工資收入低，合同工僅佔百分之五十三點七，參保率僅為百分之十五，醫療保險百分之十左右，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目前仍與絕大多數農民工無緣。「農民工」、下崗人員和退休人員，構成當下中國城市社會的底層。

與此同時，是「總體性資本菁英集團」的形成。在毛時代，雖然「有權就有一切」，但掌權者是不穩定的，並沒有形成一個穩固的社會上層。但從一九九○年代中期起，孫立平就敏銳地指出：十幾年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菁英集團。這個集團的原初資本是他們自己和父輩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權力。在國家政權層面上總體性血緣代際交換，強化了不同資本的可轉換性，換言之，在社會的每一次資本轉換和資源佔有的風潮中，都沒有落下他們。七十年代末起「不落空」的幾次高潮（高考、出國、官倒、第三梯隊、下海、買文憑）成為他們總體性資本積累的重要環節。資本聚積的速度是相當之快的。從幾萬元起家到形成十幾億元的資產規模，往往只需要幾年的時間。總體性資本的菁英集團雖然人數少，但對於社會決策的影響力卻很大。因為，這個集團同時佔有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就目前的趨勢而言，維持這個社會群體的規模和邊界，形成相應的封閉性，是這個階層重要的目標。總體性菁英階層的崛起是兩極社會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

「先富起來」的「少數人」，成為社會「均富」的障礙。姚洋所謂「中性政府」被「總體性資本菁英集團」挾持，導致中國當下的基尼系數高於台灣、韓國、日本，成為本地區的一個異類。這說明「市場斯大林主義」具有與其母體「計畫斯大林主義」同樣的蠻力，也就是少數權勢者的「無法無天」，必然刺激社會下層的「無法無天」。社會兩極分化的日益加劇，社會不公平感的日益積累，正在成為阻礙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最大內部隱患。

傳統的社會自由至今仍未恢復

四、孫中山一方面說，「我中國人民久處於專制之下，奴性以深，牢不可破」，「向來多有不識為主人、不敢為主人、不能為主人者」；另一方面又說，「中國人民向來不受政府之干涉，來往自如，出入不問；婚姻生死，不報於官；戶口門牌，鮮註於冊；甚至兩鄰械鬥，為所欲為；此本於自由之性質也。」前者是說中國自古以來缺乏政治自由，後者是說傳統中國不乏經濟與社會的自由。中國實行土地私有制，允許土地買賣流轉，早於西方國家。自孫中山、梁啟超以來，中國先進份子就前仆後繼地為爭取政治自由而奮鬥。《在太行山上》唱道：「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八路軍進行曲》唱道：「從不畏懼、絕不屈服，堅決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國境，自由的旗幟高高飄揚。」說明當年投身中共的許多知識青年，是把自由作為自己的理想。可惜的是，在毛澤東掌權後，這些歌曲或被禁止，或被篡改；當年唱歌的人或被鎮壓，或被洗腦。

毛時代在「全盤蘇化」基礎上打造的「全能主義｜總體性社會」，吞噬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經濟和社會自由，也吞噬了清末民初以來國人所爭取到的一部份政治自由。「大躍進」時期，毛澤東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進一步剝奪國人家庭生活的自由，在其後的六○年代，言論出版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人們沒有說真話的充分自由；到了文革時代，人們連不說假話的自由也沒有，導致了極度的道德敗壞。

在一九八○年代，底層民眾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知識菁英獲得了比較寬鬆的輿論環境，社會上有一種普遍的解放感、自由感，呈現出一種蓬勃向上的活力。進入一九九○年代以後，社會情緒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西方有句諺語：「城市空氣使人自由。」也就是說，奴隸或依附農只要進入城市生活一段時間，其原來的主人就喪失了對他的種種權利。可是，中國的農業戶籍人口進入城市多年之後，仍然不具有自由民的身份，孫志剛式的悲劇到處可見。胡耀邦和朱厚澤宣導的「三寬」（寬厚、寬容、寬鬆）政策被廢除，知識份子在講堂和媒體的話語空間，再度受到擠壓。

當下中國的自由被割裂了。在世俗的層面，譬如說普通人的「性自由」意識，以及「繁榮娼盛」的性產業，遠非清末民初能夠望其項背，更不用說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和毛澤東的「新社會」。在菁英的層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仍然是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組成部份。羅斯福「四大自由」中的前兩項｜「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來崇拜上帝的自由」──對於國人來說，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禁地。在被視為近代中國自由民主聖地的北京大學發表演講，現在居然要受到文化警察的審查；全國數以億計的宗教徒，現在還處於非法存在的狀態。

《荀子》兩次援引《易傳》和孔子的話：「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表明國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明瞭統治者與民意的關係。任何政府都會犯錯誤，都要經過實踐的檢驗，都要接受民意的判決。是錯就要改，是偏就要糾，欠帳終歸要還。即使是不可一世、貌似強大的獨裁者，最終也會被民意所推動的歷史洪流吞噬。

劉少奇曾說：工作就像是坐飛機飛往莫斯科一樣，總是一左一右地去做。實際上沒有哪件事能絕對正確，你不左一下右一下怎麼辦？但是在毛時代，政策始終往左偏，連作為中共第二把手的劉少奇也對此無能為力。並不是沒有人指出毛的錯誤，張東蓀、梁漱溟、鄧子恢、章伯鈞、羅隆基、彭德懷、張聞天都有過非常到位的批評。余習廣主編的（《共和國上書集》、《反右上書集》、《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搜集了大量來自民間的諫言。但是當權者不僅置若罔聞，而且把這些上書言事者以「反革命」治罪。毛的錯誤路線，導致極其嚴重的後果，他死後，才以宮廷政變的方式，得到部份的糾正。目前，民間的不滿情緒正在蔓延和積蓄，執政者不能再像毛澤東那樣，標榜「基本路線」一百年乃至幾百年不變，以高壓或者「不爭論」、「不理睬」的態度來對待民意；必須抓緊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對於民意的良性回饋機制，以和平方式實現憲政民主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