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年人與張丹紅
王容芬

 

● 中國文革時一群西德大學生以毛為師,舉著毛語錄上街造反,被德國史家稱為「六八年人」。支持張丹紅的德國之聲台長拜特曼即是其中一員,至今還為參觀過大寨而自豪。

去年八月「丹紅門」引出了我們八個人致聯邦議會的公開信,德國之聲台長拜特曼(Erik Bettermann)先生旗幟鮮明,公開拒絕與我們交流,聲言「我豈能與異見人士對話!」


十二月議會聽證,台長先生口氣變了,埋怨我們的信中沒有具體實例,他無從處理。其實信裡提了實例,意識形態方面的和人事方面的,還附了我那篇《德國之聲關於達賴喇嘛的報導混亂、失實》。聽證會後,中文部主任馮海音(Matthias von Hein)被撤職,張丹紅因公器私用,也被開革││這是我和許多人對德國之聲節目主任格拉姆施那句「到此,我們只好分手」的理解。十二月十七號格拉姆施(Christian Gramsch)主任發來邀請函, 先說我們的批評毫無根據,可是又邀請我們二月六號到台裡座談交流。台長不出面,裡子面子他全要,把部下頂到前頭,真是塊滾刀肉!有的朋友拒絕赴鴻門宴,我還是想看看葫蘆裡賣甚麼藥,也借這個機會當面把話說清。


日子到了。工作人員迎到大門口,幫著脫大衣、提包、引路。各位領導笑容可掬,握手很用力,熱情地讓吃勸喝。


台長念念不忘文革時去過大寨


台長先生的歡迎詞很長,話很得體,親切地像拉家常,說來說去不外乎給德國之聲打廣告,強調德國之聲是德國的人權之聲。台長日理萬機,按本來的安排,打個照面就走,現在講了近二十分鐘,意猶未盡,拋開主持人,禮賢下士,直接跟我們交流起來。


我說,法廣中文網頁上有個人權欄目,德國之聲沒有這樣的欄目,卻有個「二○○八奧運」。我又根據中文網頁介紹德國之聲的「受眾對象首先是資訊的傳播者以及決策者」,告訴台長先生,在中國,資訊的傳播者是官方媒體,決策者是政治局常委裡的九個Manner(老爺們兒)。台長說不是這樣,德國之聲不是為政治局裡的九個Manner服務的,但是如果這九個Manner聽德國之聲的節目,他當然非常高興。


我叮了一句:「這個簡介是不是也拿下來改一改呢?」台長略沉思後答應:「拿下來,要改。」


三個小時的座談過了一半,主持人問是否休息一下。台長先生又講了一番,這回是佈道,佈的是中庸之道,台長將心比心,非常體諒我們的命運和感情;讓我們也將心比心,看到中國的進步,體諒台長的難處。台長把話說得明白不過:德國之聲既不是異見人士的話筒,也不是中共的傳聲筒,德國之聲是德國的人權之聲。台長離席前表示願意和各位繼續交流,特別提到要和農學博士黃思帆交流學大寨,說他七四年去過大寨。


台長必須走了。我忍不住喊了一聲:「拜特曼先生,且慢!」台長回過頭來,「問個私人問題,可以嗎?」台長一點不煩,笑容可掬,「可以,請問!」我的問題直接了當:「您是六八年人嗎?」台長回答得也痛快:「當然是啦,我還保存著一本毛聖經呢,正版原裝的毛聖經!」台長先生的自豪溢於言表,又重復了一遍剛才說的:「我七四年到過中國,還到過大寨呢!」


西德十年小文革的風雲人物


「六八年人」是一九六八年罷課造反的西德大學生,其中有些人自稱毛分子,他們以北京外文局的外國人造反派輸出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紅衛兵為榜樣,佩戴毛頭章,舉著毛語錄上街造反,與文革並行,堅持十年之久。史學家柯能(Gerd Koenen)總結六八年人最活躍的十年,寫了一本書:《紅色十年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七││我們的小文革》。這批人後來分化,各自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精明的入黨做官,上了廟堂,愚頑的下了大獄。下獄的是毛分子的中堅,以美茵胡婦(Ulrike Meinhof)和巴德(Andreas Baader)為首的赤軍旅(Rote Armee Fraktion)恐怖分子。為要脅當時的西德政府釋放獄中同志,獄外赤軍旅劫機殺人,製造了腥風血雨的一九七七年德國之秋。最著名的刀下鬼是顧主協會會長施賴爾(Hanns Martin Schleyer)和聯邦檢察長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從政的裡面名聲最響的是後來綠黨裡的三位,歐盟議會該黨團主席庫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前外長費舍爾(Joschka Fischer)和剛卸任的黨魁比提庫弗(Reinhard Butikofer)。一九六八,庫恩.本迪特是巴黎五月革命的頭領,費舍爾高中沒畢業,跟著在學生隊伍裡喊口號、扔磚頭、揍警察,比提庫弗是海德堡大學革委會主席。紅黨(社會民主黨)裡也有幾員大將,最著名的是現任女衛生部長施密特(Ulla Schmidt),一九六八年是亞琛大學造反派首領,一九七六年代表毛分子共產主義同盟參加大選。這些政客時不時露出六八年人的情結,比提庫弗在丹紅門裡的表演尤其搶眼,擠進誣衊異見人士的教授信裡簽名,力挺張丹紅,給綠黨抹了一道尷尬的紫。


拜特曼上任後中文部開始轉向


拜特曼是紅黨黨員,仕途比同齡人順利,大學念的是哲學和社會教育學,六八年已經畢業,在科隆市的一個區政府工作,後來在德國國際青年交流協會做公關,去大寨那年他已經是德國聯邦青年聯合會的法人代表,八十年代先後進入聯邦政府和議會,在大員身邊打雜,八五年當上紅黨中央部長,八九年升為副總幹事,九十年代在不萊梅當地方官,二○○一年接管德國之聲上任後,中文部開始轉向。張丹紅從民運人士的朋友變成CCTV的嘉賓,直到代表德國之聲在媒體上為中共鋌而走險。


去年張丹紅兩事件後,拜特曼為她肋插刀,聲言和她有共同的理念和價值:「這位女同事在德國生活了十八年,是德國公民。透過這個事件,我才真正了解她。我有充分信心說:絕不許碰這位女士。她贊同我們這個文化氛圍的、也是我們德國之聲主體形象所體現的理念和價值。她在我們這裡是有前途的。」記者反問,那為甚麼要不讓張丹紅播音並撤了她的中文部副主任?拜特曼答道:「目前的混亂狀況早已超出事情本身,我必須保護她,僅此而已。她仍在編輯部工作,我絕不會從這個立場後退毫釐。」張丹紅製造自我採訪,利用德國之聲攻擊何清漣,卻不給對方說話的機會,全台譁然,連節目主任都說,「這回張女士走得太遠了,到此,我們不得不分手。」可是,張丹紅依然在德國之聲開會,並聽取參加會議的「正見人士」彙報。拜特曼一言九鼎,果真沒從去年十月的立場後退毫釐。六八年人拜特曼和在北大西語系念書時就加入共產黨的張丹紅有太多的共同語言,除了歷史還有現實的筋脈,張丹紅是中共與德國之聲之間的紐帶,拜特曼不能捨棄的紐帶。


迄今德國之聲中文網頁上的受眾對象依然是中國官媒和政治局常委的九個老爺們兒(資訊的傳播者以及決策者)。我不指望一個六八年人履行他答應我們做的事,在異見人士與獨裁者之間,拜特曼先生選擇了後者。德國之聲更像中共和張丹紅之聲,與法廣、BBC和美國之音那樣的人權之聲還有相當遠的距離。拜特曼台長刻意保持著這個醒目的距離,這正是他的得意之作。可他忌諱「中共的傳聲筒」,標榜德國之聲是甚麼人權之聲,為自己完成了一幅絕妙的肖像── 一個法利賽式的六八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