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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遊巴黎，發現馬克思對小拿破崙的刻薄剖析，套到中共頭上都嫌捉襟見肘，而左拉的想像力再次翩然起舞。
● 蘇曉康，2009
自一九九三年春以來，我再也沒有機會回一趟巴黎，不覺十幾年過去了。二○○七年夏天，友人譚雪梅女士邀請我和妻子傅莉去巴黎小住幾日，她的小女兒一家人正好出門渡假，我們便下榻在那裡，常常往南漫步穿行巴黎舊區的巷弄，到蓬皮杜中心附近閒逛。那一帶是中央菜市場舊址，令我想起少年時讀過的一本左拉小說，書名極傳神：《饕餮的巴黎》，乃是二十部系列中的第三部。路易•菲力普的「七月王朝」被視為文學上的「巴爾扎克時代」，而接下來的第二帝國，便是文學上的「左拉時代」。
我這一代大陸人，少年時代悶在閉關鎖國中，卻對法蘭西「第二帝國」和拿破崙那個侄子並不陌生，端賴馬克思那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甭管讀不讀得懂，卻是人人都翻過兩頁的，甚至不少人或為此書汪洋恣意的揶揄筆調，而崇拜了馬克思，也未可知。這回我來巴黎，則發現這「第二帝國」與當下中國的「盛世」，竟有驚人相似之處。
巴黎大改造與神州大拆遷
我的遐想，正是被營建中央菜市場的歐斯曼，和他的「巴黎大改造」勾起來的。歷史對這個「拆遷大師」可說毀譽參半，但大規模拆遷影響的首先不是珍貴的文物建築，而是社會結構遭到毀滅性破壞，大批工人、手工業者、小商販被趕到環境惡劣的郊區，市區新建高樓群起，社會矛盾迅速激化，持續十七年的改建，也積累著社會仇恨，直接後果就包括一八七一年著名的巴黎公社起義。社會的失聲必須用歡樂和物質享受去覆蓋，民眾的想像力也要靠公共建築的宏偉、龐大、高聳去分散，那是另一種性質的「煽動」（demagogy），所以路易．波拿巴上台之前在牢獄裡就打好了巴黎大改造的腹稿，歐斯曼不過是他的計劃執行人而已。有了這個參照，我們就不難理解伴隨中國「經濟起飛」的烏煙瘴氣的「神州大拆遷」、遍佈各地的「政績工程」及其貪污，以及從北京的鳥巢、巨蛋（國家大劇院）、大褲衩（央視新樓）直到安徽阜陽一個區政府的「白宮」，都是政治涵義壓倒建築審美的，所以中國人可以很自豪地在北京找到十九世紀中葉巴黎破碎的殘影。
拿破崙三世的大興土木，也是馬克思剖析他的一個特徵：為了「召喚亡靈」，侄子不斷需要打出叔父的靈幡，使死人復生。在此馬克思說了一段十分著名的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這個特徵，恰巧也符合鄧小平一口氣指定的兩代接班人的執政本質：「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還債」──我們只需將「波拿巴家族」一詞換成「毛澤東和鄧小平」，就非常準確了。如果真懂馬克思，我們其實不必苛求鄧小平的傳人（江胡），他們的歷史使命被規定成這樣了，那是他們的宿命（destiny），而如果中國人不思改弦易轍，便也是大夥兒的宿命，外人概莫能助也。你說他們就不能超越點兒？馬克思說了，他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他們頂多多蓋點高樓大廈。
可是馬克思又說波拿巴乃是「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這意思仿佛告訴我們，竊國大盜也是有一定「創造空間」的，即「他比無恥的資產者有一個長處，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進行鬥爭」，所以馬克思罵他是「流氓」、「老奸巨猾的痞子」，但此君到底也是幾度入獄又越獄，機關算盡謀江山，他那皇冠卻不是他叔父「指定」給他的，馬克思要是知道江胡等輩的權力來源，還指不定罵得多難聽呢。
江胡比小拿破崙耍得還花哨
其實在「給定」的空間裡，江胡比小拿破崙耍得還要花哨。波拿巴或許因投機而心虛，「想要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長似的恩人」，絞盡腦汁收買從金融投機家、實業家、地主、農民直到城市失業者（馬克思管他們叫「流氓無產者」），令第二帝國也「經濟起飛」，巴黎之繁華，在左拉筆下有交響樂般的宏大描摹。中共鄧後之江澤民一屆，則是自六四血泊裡「臨危受命」，面對西方制裁和舉國仇慨，卻能夠在國內高壓肅殺的同時，大開國門以優惠斂入西方投資，再用廉價勞力製成低價商品傾銷西方，這種雙向的收買，哪裡是消費至上的歐美吃得消的？美國經濟界自己估算，中國的廉價產品為美國消費者省下六千億，令中產階級生活維持不墜。這麼大的買單，買出一個什麼「全球化」勞什子且不論，買昏了美國佬的消費欲，大夥兒撒歡兒花錢，寅吃卯糧，到底折騰出個金融海嘯來，再回眸一看，中國成了美國最大的海外債權人，也就是說，它是美國的銀行家。華爾街塌了，遷到北京辦公去了。搞定了西方，收拾國內就是小菜一碟，從老百姓到知識界一概恫嚇、收買，連帶也把靠中國吃飯的西方漢學界一勺燴了。「收買」在這裡只是經濟學名詞，若翻譯成政治學名詞，應該叫「綁架」──先綁架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做肉票，再去綁架整個國際社會，到那個層次，西藏自然是肉票了，連台灣還沒統一進來呢，便預先也做了肉票的。北京卻無須像拿破崙三世當年那般窮兵黷武，二十年裡兩屆中國總理的頭等差事，就是在海外撒銀子，到歐美拿大訂單動輒百億，國際間約定俗成叫著「送大禮」，其實那是「溫柔綁架」也。
由此說來，《霧月十八》裡的刻薄剖析，套到中共頭上都嫌捉襟見肘了，設若馬克思活到今天，對北京的「收買」「綁架」技巧，必定也會有精到之論，但他絕對想不到，市場經濟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居然在二十一世紀初差點兒崩潰，相去被它打敗的列寧主義計劃經濟體系，也不過二十年。馬克思主義是「笑到最後的」，西方輿論猛揍「里根／戴卓爾主義」，大唱社會主義／國家干預的讚歌，長歎美國需要北京來「拯救」之感慨，一位鼓吹「後美國世界」降臨的專欄作家，建議奧巴馬登基後的第一要務，乃是選好一位駐華大使。這廂中南海裡據說也是跌破眼鏡，嘖嘖「沒想到西方帝國主義垮得這麼快」，可自己心裡說，我幹的是比美國「牛仔資本主義」還要野蠻的原始資本主義，早把那社會主義扔得一乾二淨啦，要不然我怎麼弄得垮你們？
相似之處還很多。在兩者，都是所謂「現代性」登場的時刻，前面已提到大都市的改造，還有時尚、消費、摩登、休閒等，都是前所未有。拿破崙三世自然也要「大國崛起」，一八五五年和一八六七年分別舉辦了兩次萬國博覽會，令巴黎風光一時；北京則是不惜一切代價辦奧運，「八八八」地吐出百年晦氣。兩者政治上的反動，又皆露骨而毫不掩飾──波拿巴復辟帝制，江澤民碾碎全部民間社會，胡錦濤則於「紅色聖地」延安西柏坡極為纏綿，又對「紅色孤島」朝鮮、古巴傾心不已。
民俗巨變道德淪喪最是相似
民風習俗的巨變，最是相似。道德倫常江河日下，厚顏無恥暢行於世，這一幕幕法國十九世紀中葉的浮世繪，在左拉的巨構《盧貢．馬加爾家族史》中，都有驚世駭俗、近乎瘋狂的刻畫，二十部頭的相繼問世，不斷遭致社會憤怒、評家鞭笞、連載停刊、讀者退單、司法糾紛。其中人們所熟知的就有：《貪欲的角逐》、《小酒店》、《娜娜》、《家常事》、《萌芽》、《土地》，然而這裡的每一部小說，也都是左拉的巨大成功。到此，中法兩個民族的差別出現了：「第二帝國」的荒淫喧囂，可以造就左拉這樣的偉大小說家，而中國醉生夢死的「盛世」卻是精神／文化極蒼白的，整個社會良善剝落、慾望赤裸、人性晦暗，悲喜哀樂充斥人間，卻不能使乾癟的文學藝術有所觸動。
於是，我們不妨在血腥、粗鄙的中國資本原始積累之大背景下，讓左拉的文學想像力再次翩然起舞，猶如盧貢．馬加爾家族的成員們一個個相繼「移民」到中國去（如今也是一種時髦）。盧貢這一支脈皆為社會上層人士，如曾侍奉孔皮埃涅宮廷、任帝國大臣的歐仁（《盧貢大人》），急不可耐要去中南海找大內高手曾慶紅等人切磋討教一番；他的弟弟阿理斯蒂德（薩加爾），那個在《貪慾的角逐》和《金錢》裡肆無忌憚的地產投機商，一百多年前在法國已經賠得精光，此刻嗅到上海城市拆遷、土地批租的腥味，立馬竄來，也對著名的「東八塊」垂涎欲滴，日後他如何跟江澤民之公子別苗頭，細節尚未公開。
他們的表侄奧克塔夫（《家常事》、《婦女樂園》），野心勃勃的女福商店老闆，這會兒卻是法國家樂福集團中國總店的負責人，因經營有方，日營業額達一億人民幣，○八年春因西藏問題遭遇中國愛國民眾抵制，處境維艱；馬加爾這一支脈多為底層勞工，因為有酒精中毒的遺傳基因，即使移民中國也不能鹹魚翻身，如妖女娜娜，先是在湖廣一帶被某省長包養著，不久她捉弄伯爵侯爵的毛病又犯了，竟將那省長一通揭發以至被判了死刑，她乾脆自己經營起這「繁榮娼盛」的生意，專門往港澳、東南亞包括台灣出口「北女」，順便也做一點「統戰工作」；她的同母異父哥哥艾蒂安（《萌芽》），則試圖將他在蒙蘇煤礦的罷工經驗，輸出給中國暗無天日的煤礦業，卻發現當過主人、也專政過其他階級的「中國無產階級」，一盤散沙、膽怯猥瑣，又熱衷內鬥，組織起來還需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他們的母親綺爾維絲（《小酒店》），大約因自己前世的悲慘遭遇，來到中國以後就發現這裡龐大的下崗女工群落，乃是被男性遺棄、再被國家遺棄的「雙重邊緣人」，而她自己後來不僅「武裝」了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也懂了一點「女權主義」，兩者在中國當下都大有用武之地，於是她變成了一個「女革命家」，啟蒙中國姐妹們上訪告狀，追討自己的權利。
馬克思是看到第二帝國崩塌的。他在一八六九年說：「『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麼拿破崙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倒塌下來』──這句話已經實現了。」果然第二年就發生了色當慘敗。有趣的是，小拿破崙跟馬克思都流亡在倫敦，而我們絕對沒有那種想像力，去遐想他倆曾相約在一家咖啡館裏，坐下來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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