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羅錦在香港出版的自傳揭示一個駭人聽聞的場面，剛被宣判死刑的遇羅克，馬上被推進車裡作活體器官摘除，時年僅二十七歲。

大學時代讀北島詩歌，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句：星星般的彈孔中，流出了血紅的黎明。詩人以此描述了一九七○年在北京被文革當局槍殺的人權先驅遇羅克。其胞妹遇羅錦新近在香港出版的自傳《一個大童話》，揭示了那個駭人聽聞的場面：剛剛被宣判死刑的遇羅克，馬上被推進車裡作了活體器官摘除。時年僅二十七歲。

出身論是中國賤民的解放宣言

倘若問八○或者九○後出身的年輕人，知不知道《出身論》？得到的回答也許會相當茫然：《出身論》是什麼？是不是誰家更有錢的比賽？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那個時代過去之後，後來的國人可能都不知道當時究竟黑暗到什麼樣的程度。正如美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種族歧視和黑奴制度，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後將近三十年裡，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則是被叫做黑五類的賤民。他們的遭遇比之於美國歷史上的黑奴，或者呻吟在法西斯鐵蹄下的猶太人，其悲苦，其慘烈，有過之而無不及。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遇羅克寫出了檄文《出身論》。該文以縝密的邏輯思維，駁斥當時風行一時的紅衛兵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從而斷然否定按照家庭出身來劃分社會等級的階級成份論。該文由此成了一個賤民解放宣言，類似於美國林肯簽署的解放黑奴文件。

從思想資源上說，遇羅克此舉可謂是一次精神上的揭竿而起。那個年代的黑暗，與當今的北韓無異。經由毛式焚書坑儒，除了馬列書籍和領袖著作，平民百姓讀不到什麼人文書籍。文化資源被封殺到了幾近窒息的地步。五十年代的右派學生林昭，還能讀到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化經典，還能從古希臘的人文典籍中汲取反抗暴政的力量。及至六十年代的遇羅克，雖然嗜書如命，博覽群書，但一旦訴諸文字，除了憑藉馬列話語發聲，無法引用人類歷史上的其他人文經典。倘若說林昭在面對獨裁者時還能舉起刻有古希臘印記的精神長矛，那麼到了遇羅克面對毛式專制時，可以撿起的，唯有一根青年馬克思式的思想竹竿。但也就是憑藉著那種非常馬克思式的語言，遇羅克寫出了賤民解放的宣言。就此而言，遇羅克倒下的那一刻，既象徵著思想自由的遭受戕害，也意味著青年馬克思的被槍殺。

過去人們總說，毛時代是馬克思主義加秦始皇。其實，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斯大林專制加秦始皇暴政。因為馬克思主義，包含有青年馬克思的自由思想。這樣的思想，到了列寧，轉換成了革命黨鐵一般的紀律和殘酷無情的意志。之後，斯大林又把人與人的相殘引入革命黨內，從而開創了自相殘殺的先例。及至毛澤東把斯大林的殘暴和秦始皇的專制結合到一起，整個國家隨著黨內鬥爭變成了一台巨大的絞肉機。在這樣的社會，不要說地富反壞右那樣的賤民，即便是馬克思再世，也會一樣的被判刑，被踐踏，被槍斃。

遇羅錦是女性解放的情感犯

哥哥遇羅克是思想犯，妹妹遇羅錦則是情感犯。遇羅克在毛時代遇難，遇羅錦在鄧時代去國流亡。遇羅克面對的是專制當局，遇羅錦面對的是幾千年沿襲的倫理道德和扭曲到變態程度的文化心理。倘若婦女解放是衡量社會解放的天然尺度（恩格斯語），那麼對女性情感的道德審判，則是中國專制歷史的特殊標記。遇羅錦《童話》一作，生動描繪了她所親歷的一場道德審判，讀來令人唏噓。

考察一下中國歷史，人們可以發現，這種審判最早源自幾千年前的商周之交。周室姬氏家族在那場以專制集權取代諸侯聯邦的殷商王朝的戰爭中，尋找出的一個最為重要的藉口就是，殷商允許女性參政。以後的歷史，中國文人學士按照勝利者的意志，在把商紂妖魔化為暴君的同時，將參政的妲己誣衊為蕩婦，從而製造了中國歷史上對女性進行道德審判的最大冤案。在這樣的歷史參照下，八十年代鬧得沸沸揚揚的遇羅錦離婚風波，不過是國人對弱女子無數個道德審判系列中的一個而已。懾於如此道德倫理壓力，脆弱點的女性只好自尋短見（如阮玲玉），堅強些的則奮起反抗（如遇羅錦）。

遇羅錦個案更為意味深長的，可能是對五四以降婦女解放歷史的反諷。始於五四的婦女解放運動，使中國婦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擺脫了專制的桎梏。但由於那場革命的朱元璋性質和洪秀全習氣，女性依然被踩在男性的專制權力腳底下。躺在秀才娘子寧式床上的那個臭男人，不過是由原來的秀才變成成功了的阿Ｑ。以前的中國男人，可以理直氣壯地用三從四德要求女人。經由革命並且喊著婦女解放口號躺上寧式床的權力男人，不好意思再提三從四德，只好將對女性的佔用訴諸不可言說的潛規則。於是就有了具有楷模意味的紅朝宮妃，將領袖需要和組織紀律，視作自己的信條；一面滿足男人，一面約束自己。就此而言，遇羅錦太不識相，竟然遵循自己的情感，在大庭廣眾之下追求婚姻幸福。

前朝宮妃至今活得氣宇軒昂

以中國的所謂國情觀之，女人儘管在台上寬衣解帶地走秀，盡可以不聲不響地被男人包養，但不能有自己的情感需要。無論是權貴還是富商，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女人有情感追求。被權力和金錢包養的女人有沒有道德問題，要看當事人有沒有情感需求。放棄情感者，是賢婦；不願放棄者，是蕩婦。前朝宮妃因為賢良，至今活得氣宇軒昂。相比之下，不顧一切地追求情感的女子如遇羅錦者，在強大的道德壓力底下，蓬頭垢面，流落他鄉。只要國人依然崇拜權力，依然以權勢作道德背景，那麼社會輿論則永遠按照權力男性的潛規則，審判追求情感的中國女性，製造一個又一個的情感犯。

在沒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年代，遇羅克揭竿而起。在女人依然處在男性權力意志和社會專制輿論連同變態文化心理的重壓底下，遇羅錦重蹈履轍。借用一個毛時代的說法，一個自絕於黨，一個自絕於人民。從兄妹倆分別上演的這兩齣悲劇裡，人們可以窺見，將來中國的標記，不啻在於民主聯邦、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同樣也應該在於重新審視婦女解放，不再製造情感犯，不再把妲己那樣的女性說成狐狸精，不再讓遇羅錦這樣的女子因為追求愛情，而被輿論置於道德被告的境地。
二○○九年三月十日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