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特工來港已如過江之鯽，許家屯透露有六千人之譜，他們潛入各敏感角落，大報告，小報告不斷地傳入大陸，而令人不知不覺。

● 許家屯六四後赴美「休息」不歸。其回憶錄透露在香港任新華社社長時做統戰工作的秘聞。（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

最近，一位朋友和我聊起大陸的告密風波時，問我知不知道溫家寶是怎樣可以做到總理的？為甚麼當年趙紫陽身邊的人都被整下去了，惟有他不僅倖免，還能高陞為國家領導人？他是不是揭發了趙紫陽的秘密，反戈一擊有功？

我說，這是一個「大膽假設，無法求證」的問題。但是，我們熟知中共不僅有監視人民的系統，也有監視黨內高幹的系統，有一批人專事秘密監視他人，向特定組織密報，他們的手段很多，不是盯梢跟蹤那樣簡單，他們是告密者和告密的策劃者，這是一種制度化的告密。

毛時代告密是制度化的社會行為

在中共歷史上有件出名的密聞：楊尚昆竊聽毛澤東案。毛在六十年代時有專車秘密出巡之舉，作為中南海的大管家，中辦主任楊尚昆自然知道毛的行止。那年代毛的獨裁作風正在步步高升，領導層跟不上他那些別出心裁的指示，政治局乃做出一個決定在毛的車廂內錄音，以便高層緊跟領袖。不料，負責錄音的士兵在六一年春某天和張玉鳳開玩笑，學她在毛面前說話聲，張轉身報告毛，毛大怒。事發，不僅處分了許多人，而且成為文革中楊尚昆反黨，被鬥得死去活來的一大罪狀。文革後，楊表示錄音是毛本人同意的，指六一年事件中銷毀大量中央領導人講話錄音帶，「不知有多少珍貴史料化為灰燼」。

此事相當離奇，證諸多位當事人的說法，可以分析，一定是毛不願人知的私房話被錄音，才會大怒。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共對於「秘密」的高度敏感。這件事不僅引人遐想，其戲劇性在於，中共擅長的控制手段「探秘」，竟然弄到了黨的最高領袖身上。

一場場整肅下來，互相殘殺，少不了無情廝咬，指著鼻子栽贓，面對面誣陷，背靠背揭發，那是告密的瘋狂升華，告密變為集體的社會行為，虛擬的指控可以導致酷刑和虐殺││這是毛時代每個政治運動的常態。

毛之後的中國，那種瘋狂失去了市場和信仰，真正的告密行為，可能更為通行和有效。如果我們將告密定義為「向權勢以秘密的方式告發別人的秘密」，可以說，在毛時代這種屈服於恐懼、威脅的自保欲的選擇，是很多告密者的無奈，那麼，在毛後時代，更多告密行為則是出於利益的追逐。尤其在權力層，在官場，可能是一條發達的捷徑。共產黨高幹要爬到萬人之上，絕對要取得黨的領袖的信任，這信任特別突出兩方面：

一方面是對敵鬥爭堅決。敢鬥、心狠，江澤民和胡錦濤的上位，就因他們敢關閉自由化的上海報紙（世界經濟導報）、敢於鎮壓西藏騷亂，而被鄧小平等元老所看重。

另方面是在內部敢於揭發異己者、離經叛道者和被黨列入整肅對象者的問題，和他們劃清界限，顯示對當權領袖的忠誠。這方面的表現大多不為人知，屬於告密範疇，是一種勾心鬥角的「潛規則」。

這一明一暗的兩方面，可謂中共高官晉升的不二法門，幾十年來，在其間打滾掙扎，無論成敗得失，相信他們很多人都有切身感受，那是他們政治審查、考核的主要標準，他們對上如此，下級對他們也如此，個個心知肚明。

從馮亦代的自述，可以看到在中共統治下一個最歹毒的傳統，他們可以利用權力和謊言，把任何違背人類良知乃至人性本質的行為，予以合理化、美化，甚至神聖化，大規模的殺戳，對階級敵人不僅消滅還可以剝皮吃肉（廣西文革人吃人），學生可以把老師踩在腳下，用皮帶抽死......都是正義的革命行動，那麼，告密只是一席人肉大宴的「小菜一碟」。過去可以革命的名義，今天可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幾十年來，人權、個人尊嚴、隱私這些起碼的道德概念，全部被顛覆、被剷除，告密自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了。

以上就中國這個極權社會而言的若干隨感。正如不少朋友談到過的，在毛時代那樣慘烈的人吃人的背景下，人都變成了野獸，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告密自然相當普遍，豈能盡述。我們在揭露告密的醜惡時，更應該清算那些赤裸裸的暴行，追究施暴的兇手。

香港的統戰臥底已經無孔不入

那麼，在香港這個社會感受又如何？不妨引證許家屯回憶錄所記的兩個小故事。這位前港共領導人說到他在任時對香港名流的統戰工作。有一次他請香港政界名人羅德丞吃飯，沒料到羅坐下來就單刀直入發炮：聽說你們共產黨很善於搞情報，我是不會為你們效勞的。一下子弄得許社長很尷尬，他連忙說誤會、誤會，我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大家交個朋友。許家屯還提到，有人問他大陸派了六千名特工來香港，有無其事？許說，他不知情，因為派來香港工作的幹部，不是都歸他管的。許寫道，後來他上北京開會，有機會見到分管情報系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當面問他，有沒有六千名情報人員在香港？喬石的回答是，「恐怕沒有那麼多吧。」

可見，香港這個「情報中心」，中共絕不會缺席，也不會示弱。回歸之前，要和港英當局鬥，搜集英國人的情報；回歸之後，要監視港英餘孽和民主派，預防變香港為反共基地。六四以來，香港又是一個「平反中心」，要掌控「反中亂港」的顛覆活動。二十年來，中共在港的統戰情治活動時有所聞，工作對象涵蓋各界，如曹二寶文章所示，中共派出幹部已是管治香港的第二勢力，其中情報統戰自然是重要部份。這些人員的主要手段脫不了向上級打報告，可以是大報告、小報告，當然，也是告密。讓被告者、被害者完全蒙在鼓裡。而告密者、加害者可能就在同一家公司，甚至在你親友中。

香港和西方國家一樣，理論上對公務員是不作「政治審查」的，私家公司請人當然更無政治背景之考究，美國法例不准共產黨員取得綠卡和入籍，但是要瞞天過海也大有人在，出神入化的諜報者更不必說。香港雖有一國兩制的鐵絲網，北京、廣州要派個人來，那簡直是如入無人之境。近年來，不斷傳說中共之統戰特工、臥底密探，已如過江之鯽，打入（或客串）香港各敏感有影響力的單位。對他們選中的人物實行人盯人式的專案監視，使這個表面上的自由之都的神經末梢都在他們的電腦軟件之中，傳媒老闆和公眾人物，是其重點。不過，不少統戰對象，也學會了與之周旋的適應性，玩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遊戲，聲言不合作的羅德丞便是一例。六四後，他接受中共慷慨資助，辦親中刊物，賺了一大把。

告密行為必伴以價值觀的判斷

行筆至此，似乎偏離了「告密」的習慣定義，此定義有其道德的規定性，相近於「出賣」「背叛」，而諜報、特工之告密則是一種專業職能，似無道德因素在內。殊不知這種告密功夫古已有之，東西方都有龐大的擁有高科技與充足預算的情治系統，大牌製作占士邦○○七塑造的不正是諜報英雄麼？另方面，若知親友為恐怖份子或詐騙案犯，可否秘密舉報？中國古云「大義滅親」原是一個正面含義的成語，源於春秋時代衛國大夫派家臣將兒子石原殺死，因為石原是弒君的兇手。周公誅殺親兄弟管叔更是儒家倡導仁義的著名典故，意謂為了更大的正義，可置親情於不顧。中共治下盛行大義滅親，檢舉光榮，只是其義非義，扭曲了古訓而已。

有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林彪之女林豆豆（立衡）在林彪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駕機出逃蘇聯的當晚，親撥周恩來電話，舉報父母與弟立果叛逃，讓周恩來第一時間獲得準確情報採取對策，向全國下禁空令。這大約是毛時代最大的告密事件吧。究竟林豆豆此舉是大義滅親還是出賣家人？不同立場，見仁見智。忠孝難兩全？可見告密有時是可以影響歷史的大事。

因此，譴責告密行為，難免伴隨價值觀之判斷。寫林彪事件者不勝枚舉，卻不見有人譴責林豆豆之告密，即使肯定林彪者可能也視之以細微末節不為足道，而黃苗子、馮亦代之流，便成為千夫所指。故可惡之告密只能定格於此：明知被告者並非不義（如反專制之思想、自由發揮之言論、無損公益之行為）而密告之，或違心而告之，或為名利所誘而告之，而行告密者身份屬良民之輩。西方視告密為大缺德，應是包含這類基本規範。

廣義上，研究告密，實在涉及人類社會的多重概念、道德、忠誠、仁義、陰謀、保密、叛變、善惡、真偽......不一而足。須知，構成這大千世界的，無非兩大領域：公開的與隱秘的。而學問最大、最具公眾興趣的是後者而非前者，從科學的發現、新聞的爆料到政治的突破、戰爭的勝敗，哪一項不是探秘、解秘的結果？人類保密的本能和探秘偷窺的欲望可謂無窮無盡。作為這種歷史架構中的小流派──告密者群，也就斷無終止之日。

我們只能期待，社會愈公正、愈開放、愈透明，那種和悲劇相連的告密者和告密行為將會愈少。而以一個「假」字著稱的共產黨中國，告密的土壤會越來越肥沃，人性的醜惡與脆弱也只會有增無減，在未來民主中國解密的檔案中必有可觀的積累。這是毫無疑義的。向善之道何在？可以告誡我們那心靈尚未污染的下一代記住兩句諺語吧：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