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六四事件後二十年，北京一批學者不公開地首次召開六四研討會。十九位知名學者出席發言。本文是發言實錄的摘要報導。反映中國知識界對六四及六四後中國社會與思潮的變遷，有深刻的觀察與思考。

● 二十年來首次在北京召開的六四研討會。前排左起：徐友漁、張博樹、周舵、錢理群、秦暉。

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北京一批學者共十九人五月十日在北京召開「二○○九北京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與會者中有八九年與學生共同絕食的著名「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坐牢多年的八九學生領袖李海、電影《天安門》中的主要講述者梁曉燕、維權律師滕彪，以及著名學者錢理群、秦暉、張博樹、徐友漁、崔衛平、郝建、張耀杰，著名編輯許醫農、徐曉等。

與會者中大多數是零八憲章的簽署者，雖然他們在憲章發表後受到當局的打壓和干擾，憲章簽名的徵集人劉曉波更被關押半年，但此次研討會的召開表明憲章運動仍在繼續發展，歷史不會被忘卻，記憶不會被抹殺，爭取自由、民主、憲政的努力不會停止。
　
會議室中懸掛橫幅「二○○九．北京．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會議進行中，全體與會者起立靜默三分鐘，向六四遇難者致哀；因為五月十日是母親節，與會者同時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致敬。

周舵講他六四經歷的三件事

周舵分三個階段講述了他在六四期間的經歷。一、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四日，主要做了三件事，告訴學生們要儘快在政治上成熟起來，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共產黨看成鐵板一塊，要聯合改革派，打擊保守派；一定不要把鄧小平推到對立面，否則學運必敗；和《經濟學週報》、《亞太經濟時報》的朋友一起策劃了「五四新聞界大遊行」，和一千名記者簽名請願，要求新聞自由。二、五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受命在政府和學生之間斡旋，組織了五月十三晚上閻明復（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和學生代表在統戰部的座談，安排閻明復五月十六日去天安門廣場向學生發表廣播講話。三、五月十八日至六月四日，執筆寫了《人民日報》「號外」中的「告人民書」，參與六月二日至四日的廣場四人絕食。

周舵的發言打開了與會者記憶的閘門，大家在回憶中探討了抹殺記憶和捍衛記憶兩種傾向、兩種力量之間的搏奕。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就參與民主運動的徐曉說，記得六四以後的四、五年時間中，朋友們聚在一起時，六四一直是主要的話題，她內心是一種隱忍的狀態，那種壓抑與焦慮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她想說的是：作為個人，我們可以做到拒絕遺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延續記憶；但是，面對一個看起來日益強大、甚至可以影響世界格局的政權，面對一個以實用主義、犬儒主義為主流的社會，我們能夠在什麼意義上堅持與堅守對抗的姿態？

崔衛平回顧說，她從十年前開始對六四公開發出聲音，雖然壓力很大，但是，沉默帶來的後果是無法計算的。在這件事情上繞著走，意味著在其他事情上也會採取繞著走的態度，我們如何向他人說明，我們的頭腦是忠直的、我們的語言是忠誠的，因而是值得信任的？她還說，如果再過十年情況還是這樣，那麼六四就不是少數人作惡，而是我們所有人都參與的一樁惡行，變成我們所有人的羞愧和恥辱。我們應該首先負起責任，讓良知發出聲音，這才是我們民族道德重建、社會重建的起點。

北大教授錢理群發言令人動容

德高望重的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的話令與會者動容，他說，他來參加這個會議有兩個原因。一是出於教師的良知，二十年前，許多學生為中國民主事業獻出了生命，他作為教師，未能保護他們，一直心懷內疚，因為保護受難學生是教師的天職，也是北大的傳統。九十年前的「五四」，當學生被捕，挺身營救的就是蔡元培校長。學生犧牲而不能保護，已經欠了一筆債；學生蒙冤至今不得昭雪，如果再不說話，就是愧為人師。其次，是出於學者的良知。政治家可以不為六四平反，而學者卻必須將六四寫入歷史，進行學理的討論與研究。

李海談到了六四如何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六四之後生活、工作受到了直接影響，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感到現在需要考慮如何降低這種影響，回到一個正常人的生活軌道。他的發言引起了熱烈回應，有與會者說，對於六四，既要在其中，又要在其外。在其中指永不忘卻、永不迴避；在其外指既要繼承，更要超越，認識和行為方式要在反思的基礎上大大提高。

梁曉燕談到了「八九」一代年輕人和今天的年輕人思想、精神狀態的差別，她曾經請幾個年輕人看卡瑪拍的《天安門》，他們對於「八九」一代年輕人眼神中透露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感到十分陌生和吃驚。今天年輕人遭受現實生存壓力，生活、思想空間受到極度擠壓，精神狀態呈現荒蕪景象。不過，在這種大的冷漠氣氛中也出現了某種希望，近幾年大量志願者的出現就是例證，他們身上體現的承擔責任和獻身的精神，與「八九」精神有某種程度的相接。

著名博客作家莫之許的看法比較樂觀，他說，二十年來抵抗遺忘的鬥爭獲得了顯著成果，這既來自於市場化、全球化的社會進程，還來自於互聯網提供的有利條件。這方面的成效已經表現在現在新一代的生活之中，當他們遇到權力的侵犯時，總是自動地把它與二十年前的悲劇聯繫起來。所以，六四越來越成為當下反對壟斷權力，反對專制政體的精神資源、象徵符號和認同基礎，通過這一紐帶，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

徐友漁總結了從八九年到○九年中國在思想認識方面的變化和提高，對二十年中取得的成績作出正面評價。他指出，思想水準提高在以下三方面：一、對執政黨政治合法性的認識；二、對人類政治文明和普世價值的認識；三、對追求的目標和達致目標方法的認識。

六四的槍聲粉碎了原有的意識形態，如果說，八九年人們追求的是不清晰的民主，那麼現在人們在捍衛人權，追求憲政。可喜的是，中國人在擯棄激進主義的同時，並沒有陷入犬儒主義的泥潭。

當今維權運動建立於八九民運

維權律師滕彪指出，現在的維權運動是建立在八九民主運動的基礎上的，八十年代民主運動採取當時的形式，是與那時的政治環境相聯繫的，而現在的維權運動主要通過個案參與、網路媒體、民間聯合等方式，推進人權、法治，從而推動政治體制轉型。通過維權抗爭的人會越來越多，因為受到侵權的人越來越多，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極權││後極權體制與人性是敵對的。在互聯網時代，維權的方式更多元化。從甕安事件、楊佳案到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現存統治的基礎正在逐步喪失，公民社會力量正在漸漸成長，政治轉型一定會發生。

六四之後社會形勢的變化發展以及對於現狀的認識和分析，是與會者討論比較集中的話題。新聞工作者殷玉生認為，六四之後，政府的意識形態基本失效，統治靠武力支持下的經濟高速發展，這掩蓋了幾乎所有的矛盾，但從發展中權貴獲益多，底層民眾獲益少，當民眾的覺悟和要求提高時，反抗的成本會降低，而一旦出現經濟危機，將引發社會動盪進而引發政治轉型。學者王俊秀說，六四以後中國的變化有兩點，第一，二十年來形成了一個畸形改革的「中國模式」，經濟上表現為低人權福利保障的出口發展戰略，形成了一個資本與權貴結合的新壟斷階層；第二是○三年以後興起了公民維權運動，零八憲章是公民維權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張博樹發言認為，六四的血腥結局顯然與當時的中共最高決策者的「敵對思維」邏輯直接有關，在這個邏輯中，真正的愛國者變成了「顛覆者」。二十年後的今天，黨專制的體制已經發生深刻的衰變，「敵對思維」邏輯對當政者來說已經徹底轉化為抗拒憲政民主、抗拒人類普世文明、維護黨專制體制的手段。「敵對思維」邏輯對民眾也有影響，但是，這些年來中國民間民主力量已經開始掙脫原來束縛自己的「敵對思維」傳統，不把當政者視為「敵人」，而是希望他們順應歷史大勢，成為改革的促進者而不再是阻礙者。這是一個更高的道德基點，體現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維和政治文化。

郝建的發言表達了類似的想法，他的發言題目是「從六四民主運動看中國執政者與百姓的受迫害妄想心態」，他借用心理學中的「受迫害妄想症」來分析這種心理狀態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分析走出這種負面心理狀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從六四前後中國執政者的種種言行來看，他們中的主要決策者存在著誇大威脅、有偏見地選擇證據從而走向偏執反應的情況。受迫害妄想心態在中國百姓中也有表現，而在六四之後，過分誇大執政者的能力，過分誇大執政者的非理性狀況成為中國百姓的普遍心理。

張博樹和郝建的發言引起了熱烈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官、民雙方的敵對、恐懼心理中有一些是誇大的、不必要的，現在，民眾方面已經有反思和改變，而官方基本上還在沿襲舊思維，其實，消除敵意的責任首先在官方。

有一個關於六四的反面論點引起了與會者認真嚴肅的討論：六四的鎮壓者當時揚言要用流血來換取穩定（其實是保持專制），這二十年經濟的持續發展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證明當初的鎮壓有合理性？對於這種為開槍鎮壓辯護的說法，與會者不予認同，認為目前中國社會嚴重貧富不均，充滿各種矛盾，既談不上穩定，更談不上幸福。更重要的是，不能將人命和抽象、虛假的ＧＤＰ數字等量齊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