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中國二十年
——專訪作家蘇曉康先生
二○○九年五月廿二日(紐約/德拉瓦州連線)

金 鐘

 

● 編者按:八十年代中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蘇曉康,曾以電視片《河殤》蜚聲中外,也是六四中被中共重點通緝的流亡者。他在本訪問中回顧八九年經歷的文學與政治的衝突、逃亡的經過和來到西方後的不幸遭遇。有不為人知的內幕,坦誠的內心自白,情理交融,娓娓道來。是追求自由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一份真實記錄。


● 1987年蘇曉康在陝北參與《河殤》的拍攝。該片巨大的影響力,成為保守派攻擊趙紫陽的口實。

一、《河殤》事件與趙紫陽

 問:在「六四」二十週年之際,很高興有機會訪問你。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有一個七名知識份子的通緝名單:嚴家祺、包遵信、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你居第五,也是唯一的被通緝作家,究竟你是憑甚麼「晉升」到這個名單之中?
  蘇曉康:這個名單是當時政治局常委所定,「八老」有幾位出席會議。這是繼通緝方勵之夫婦、二十一名學生、三名工人之後的一份秘密通緝名單,發到縣級公安、機場、碼頭等地。我是王震點名而上名單的。八八年九月,王震讓他的大秘書唐玉向人民日報老總譚文瑞傳達對電視片《河殤》的批評,其中有一句「他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譚即以內參發政治局。廣電部找我和夏駿傳達王震的批評。我聽後馬上調查《河殤》劇組,是否有人父親被鎮壓?一個也沒有。後來,到了海外,我才知道,王震指的是趙紫陽。趙父是否被殺?我不清楚,反正是死在共產黨手裡。

 問:最近公佈的趙紫陽錄音回憶錄中,有提到趙與《河殤》。在八八年十月三中全會上,王震突然攻擊《河殤》,要求中共正式批判,趙沒有理會。李先念說「鮑彤是支持《河殤》的無賴」。趙說「王震沒說的比說了的更多。李先念提及鮑彤實際上在說我,暗示我支持《河殤》。」趙和鮑彤是不是支持你拍《河殤》?
  蘇曉康:這是我們從來不知道的一個新細節。過去我們一直以為王震罵《河殤》是受秘書唐玉的挑撥,趙在中央全會上打斷王震發言,說今天不討論《河殤》,王震的意見只代表個人不代表中央,當眾掃了王震的面子,王震恨趙。中央台八七年第一次播《河殤》時,四個中央領導趙紫陽、李鵬、楊尚昆、李先念來調片子看。中央台得到的反饋是:趙說「幹嗎罵老祖宗呢?」楊尚昆大加讚賞,說「全體幹部、戰士都要看,解放思想嘛」,李鵬、李先念沒有回音。趙的態度是不欣賞《河殤》,鮑彤的態度,我不知道。但從和《新觀察》戈揚的接觸中可以感到他們是保護我和《河殤》的。(但)正如趙紫陽錄音所說,說他和鮑彤下令製作,發到全國,「完全是虛構」。從趙紫陽與宗鳳鳴談話中也可以看到,趙要撇清和《河殤》的關係,他不同意批判傳統。這甚至使我吃驚。

 問:你怎麼知道鮑彤是保護你的?
  蘇曉康:戈揚(新觀察主編)告訴我一事。在《河殤》之後,我寫了《烏托邦祭》,是關於廬山會議的,二十五萬字。江西出版後不准發行,全部封存,打成紙漿。戈揚知道後,要我給她一個十萬字的書稿,在《新觀察》上一次發表。我給了,戈揚在發排前一分鐘,給鮑彤打電話,鮑說,《河殤》已使他們焦頭爛額了,還要發《烏托邦祭》,我們就保護不了他了。還有一件事,趙紫陽在當眾抵擋王震後,見新加坡李光耀時,送了一套《河殤》給他。趙說,「聽說你們弘揚傳統文化,我們這裡出了一個電視片批判傳統,送給你看看。」此事上了「動態清樣」,給政治局委員看的,大新聞單位有,我看到了這一段。傳說是趙對王震的反駁。

 問:《河殤》引起巨大轟動,又被政治化,當時我們在香港也很關注,緣由何在?
  蘇曉康:說說由來,可以看到沒有政治背景。事情和當時的「河流片熱」有關。《話說長江》一片收視率奇高,使中央台大賺。那時日本NHK要買黃河的拍攝權,出一百萬美金,沒人敢拍板,最後由鄧樸方拍板,賣了。但由中央台與NHK合作,從河源到河口各拍一套。電視片的靈魂人物是劇作者,解說詞很重要。中央台的黃河片由負責紀錄片的副台長陳漢元負責,他認為拍得失敗,沒有競爭力。後期製作下游解說詞由我寫,我建議從文化角度切入,導演害怕太敏感。在我們爭論時,年輕的夏駿支持我,他看出我的心意。陳同意讓我出六集的方案,於是我編劇,夏駿導演的《河殤》就這樣出籠了,放在五十集《黃河》之後推出。可見《河殤》製作,純為票房,與趙紫陽完全無關。

 問:那麼,《河殤》究竟有甚麼敏感之處?
  蘇曉康:我的構思是,要找到黃河在中國文化中的符號與象徵意義。黃河和長江並列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可是她更具中國文化的性格,雖滋潤中國幾千年,但又暴烈、任性、泛濫成災。我形容她是「狂暴的巨龍」、「母親變成暴君」,猶如「東方專制主義」。這些意念要從黃河的具象中提煉出來,而又要和改革形勢相配合,提出黃河走向大海......片子出來,各省電視台都轉播,總共有上億的觀眾,反應熱烈。各大報都登了《河殤》解說詞。不幸片子的成功竟和高層權力鬥爭掛上了ヾC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啟立由《河殤》事件發出指示:「中央以後不評定一部文藝作品是香花還是毒草,由文藝和評論部門自己去討論。」

 問:我當年讀過《河殤》劇本後,感覺這是一部「政論片」,論述氣勢磅礡,含有很深的批判性,和對西方文明(藍色文明)的嚮往,引起麻煩,勢在難免。
  蘇曉康:爭議是正常的。但被老人幫拿來攻擊趙紫陽支持自由化,那是沒有根據的羅織罪名。趙回憶錄指《河殤》成為倒趙運動的藉口。因此《河殤》事件是一個文化迫害事件。和文革中借文藝批判來打倒政敵的做法沒有區別。我只是一個寫作者,和政界也沒關係,不說趙紫陽,連鮑彤、陳一諮都沒有見過。


● 2007年蘇曉康和太太旅游巴黎,在凡爾賽宮留影。1993年發生車禍以來,蘇曉康對太太的康復竭盡心力 。

二、介入學潮與逃亡經過

 問:我們轉到第二部份,你怎樣介入學潮?
  蘇曉康:我介入八九學運,可以說是有自由派知識份子的代表性。胡耀邦去世那天(四月十五日),我正在包柏漪官邸的一個派對上。見到劉心武,他對我說:「大事不好,胡耀邦去世了。」我怔了一下,預感有大事發生。出來晚上車子還特地在天安門繞了一圈,沒事。可第二天,學生們鬧起來了。我決定不介入。十九日晚,有北大青年教師來敲門,說新華門打死了學生,你們知識界為何還不站出來?說學生們都是看你們的書受啟蒙才起來的。我深感內疚。覺得知識份子應該站出來,第二天包遵信發起聲明,我簽了名。當時我在搞《河殤》續集,這事兒是金觀濤八九年春節在北京約我吃飯而起,說一定要拍。中央電視台台長黃惠群叫我去,決定搞第二部。一天劉小燕來電話,說鄭義、趙瑜搞天安門遊行,要我一定來。太太不要我去,我去了。見一大車人,都沒街頭運動經驗,正好那位台灣人黃順興來了,教我們做肩帶,我披上「河殤作者蘇曉康」的帶子,就上陣了,還有劉再復、嚴家其等。

 問:記得你上過廣場,對學生講話。
  蘇曉康:是。五月十三日,戴晴邀我去光明日報座談會,十三人,有李澤厚、溫元凱、嚴家祺、李洪林等。會議主持說奉閻明復統戰部部長指示請各位來。原來是閻明復和戴晴商量要請我們這批溫和派出面調停學運。那天也請了學生領袖王超華來,她哭著說,「請諸位老師說服學生,廣場已失控了。」我很感動。大家同意發一個聲明,由我當場寫就,主張政府與學生對話。接著我們這一群在夜色中,去到廣場,一排地站在那裡,我看到有人發抖,有人語無倫次,只有溫元凱講得好。我也講了,拍學生馬屁,說他們教我們搞民主,也勸他們不能傻,佔著廣場不走。完了又回統戰部,閻明復、李鐵映接見。坐閻明復的車,和戴晴一道回家,記得戴晴在車上和我說過一句話:「如果勸不了學生,咱倆都得蹲監獄。」


● 八九學運期間蘇曉康(中)與北京作家上街游行支援學生。

 問:五月十三日,可是學運一個大日子:在廣場絕食。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運動滑向六四。絕食首先衝擊了戈爾巴喬夫十五日的來訪。十九日中共宣佈戒嚴。這幾天,你在哪裡?
  蘇曉康:十三號的廣場之行,我感到這場狂熱運動已經不可能控制了,心裡涼了半截。我躲起來寫《河殤》續集,做二千分鐘前期拍攝資料的後期合成。劇組在翠微路的炮兵司令部內。我當時的職稱是「廣播學院新聞系講師」。劇組的後勤由中央電視台軍事部負責。我在劇組一直搞到五二○戒嚴。那天凌晨,我和夏駿上街,嘩,人山人海。那晚的黨政軍戒嚴大會,就在炮兵司令部隔壁的總後大院禮堂召開。廣播在播李鵬惡狠狠的講話。我對夏駿說,我要走了。他送我到地鐵口,我囑他好好保存那二千分鐘資料。我進入地鐵,從此在中國消失了。

 問:那是五月二十一日。(蘇:對)離六四還有十多天,你那樣早就開始了逃亡?
  蘇曉康:沒錯。我比他們都走得早。為甚麼?這裡有原因。五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到香港,一百天,這是我的空白。不能說。我先說說前因:一九八八年公安部內部就有一份知識界十種人的名單,第一種是方勵之,我是第六種,叫「以蘇曉康為代表的文化政治勢力」,其他還有王軍濤、陳子明一種,金觀濤《走向未來》叢書也是一種。我看到這份文件,簡直脊樑冒汗。我相信只要有風波,就會照單抓人。四月中,我去上海領獎曾躲了一星期,後趙回國,世銀講話,以為學潮平息了。「四二七」大遊行,我回到北京。方勵之那樣謹慎,我估計他也知道這名單,他去山西躲過一陣子。

 問:你逃亡一百天,有沒有可以透露一點的故事?畢竟過了二十年。
  蘇曉康:我也是「黃雀行動」救出來的。得到過許多無名的好人幫助。在外面的人可以露面,但大陸人不能。幫我的人,有的從來不認識,至今不知道他們的姓名。有一位陪我時間最長的人,他身份證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當然可能是假的,給我親切感。他曾是一個師的偵察科長。這一百天,讓我知道中國沒有神話,幫我們的,都是人,但不是普通老百姓。我會永遠感謝他們,無論他們是甚麼人。我可以告訴你,有一股看不見的勢力,很強大,沒有這股勢力,我們一個也逃不出來!

 問:謝謝。那場驚天動地的運動過去二十年,你今天對八九民運性質的看法如何?
  蘇曉康:八九年運動,學生,知識份子,高層權力鬥爭,歷史傳統......想了很多,說法也不少。我覺得一個重要的背景被人忘掉了。那就是接班人爭奪戰。這不是一般爭權奪利問題,而是共產黨傳統與家天下之爭。列寧主義這個正統使毛不敢直接指定江青接班,鄧小平也要挑紅軍時代的胡耀邦和抗日時代的趙紫陽接班,主持改革大政,但中國封建傳統太深,落在一幫老人身上,如李先念、王震、陳雲、鄧穎超,他們就是要子女接班。八十年代,他們把李鵬捧上台,已是先兆。六四又是一個機會,要把趙紫陽搞下去。鄧用胡趙,老人幫一直抵制,這就是趙錄音中強調的「反自由化老人勁頭很大」,李鵬六四的勁頭也來源於此。

 問:但六四決策不是鄧在把舵嗎?
  蘇曉康:是鄧在決策。但李鵬的作用大,因為他知道只有挑撥鄧趙關係才能得手,便假報軍情,說「學生要推翻共產黨」。迫使老鄧發「四二六」社論,沒耐心讓趙平息學潮,學生又不撤出廣場,鄧最終放棄趙紫陽而求助於八老支持,下令開槍。這是鄧最大的失敗。但鄧又有不甘,看到江太子上台,隔代指定了胡錦濤作為補償。但鄧一死,江又照樣隔代指定習近平太子接棒。所以六四以來,顯示中共毛鄧的個人魅力型、強人統治,還是輸給了劉少奇周恩來式的法理型統治,今天的中共,是他們的政治遺產,理性冰冷,完全不講個人魅力。

 問:六四民運的失敗,有人說是知識份子沒有盡到責任,教訓究竟在哪裡?
  蘇曉康:知識份子可以做社會的啟蒙者,但他們絕無操縱街頭運動的任何能力,當時,我們只能做「調停」的角色,但你們看到,調停也是失敗的。因為在一個極權社會裡,知識分子能動員的社會資源是零。民間社會也沒有發育成長,大家都有一種無力感,而擔心趙下台導致「大局崩壞」改革倒退,民眾犧牲。因此,知識份子看似恐懼,其實是一種負責的態度,指責知識份子沒有勇氣,是很幼稚的看法。在廣場方面,學生領袖缺乏政治智慧,鄒讜教授說,「恐懼造成的激烈,不顧後果,是反對全能主義體制的過度反應。」「那種毫不在乎戰略和政治考慮的自我犧牲和英雄主義,只會更大地損害運動的目標。」

 問:戰略考慮││是甚麼?
  蘇曉康:鄒讜教授的看法是「雙方長期處於僵持狀態,誰也吃不了誰的狀態。然後,經過反覆討價還價,達成戰略性妥協。」當時,這種思路就是要保住改革形勢,不讓家天下得逞。一句話,不能導致趙紫陽下台。但很多人不這樣想,把上層的鬥爭看成權力鬥爭。你鬥你的,我幹我的。在趙親赴廣場講話中,幾乎是哀求學生撤離廣場,說情況是複雜的,來日方長,問題的解決要一步步來......已經道明了這種戰略。但反應還是對牛彈琴,他們對形勢的嚴峻,無動於衷。而共產黨已經磨刀霍霍,要一舉全勝,讓你「永世不得翻身」。這二十年,他們用經濟起飛來挽回以殘暴的武力鎮壓所造成的道義喪失,付出的代價則是支付中國所有的資源和全民族的未來。八九年那七個星期,走完了動員、激進化、兩極化、流血衝突,回到高壓社會,改革派失敗的急驟過程,釀成了這個你們叫做「權貴資本主義」的苦果。

三、定居西方,從車禍中甦醒


● 1992年7月金鐘訪問普林斯頓大學,和蘇曉康(左)攝於校園。

 問:讓我們再回到你的故事上來。你到香港,我們有所聽聞,十分保密吧?
  蘇曉康:在香港躲了兩個星期,和孔捷生、遠志明及那位偵察科長住在跑馬地一個高層單位。老鬼也住在那座大廈,他擅自跑來找我們,被朱牧師發現,便將我一人轉移到一位女記者家中住了幾天。然後,就把我交給法國駐港副總領事家,住一夜,第二天由港府政治部派員送我上機場,用假護照,走後門,登機飛巴黎,那是九月二十日。在香港期間,規定不見記者,不露面,為了安全。但有兩次例外,支聯會張文光安排一位美聯社記者湯姆Tom,要在電話上和我說兩句話,因為在大陸認識他,我答應了。湯姆借此發了新聞,說已證實蘇曉康逃出大陸。為此,張文光據說「犯了錯誤」。另一次在法國副總領事家的那晚,和領事兩口子聊天,有一位女士在座也和我聊了一陣。後來到巴黎,和聯合報記者薛曉光談起,才知道那女士就是中時記者江素惠,可見台灣兩報挖新聞,爭得很激烈。我在港消息走漏,是我短期逗留,提早去法國的原因之一。另外還有專上學聯負責人見過一次,為他們支援我們同行的十萬元偷渡費簽字。

 問:《河殤》案涉及到趙紫陽,非同小可,受迫害牽連的親友多不多?那位夏駿呢?
  蘇曉康:《河殤》撰稿人還有王魯湘、謝選駿、張鋼、遠志明等,張鋼本沒寫甚麼,掛了名,害了他,逃到台灣;謝選駿去了美國;遠志明後來成了傳教士;王魯湘現在是鳳凰衛視的一個主持人。跟我合作較多的年輕人夏駿,先是停了導演職務,後離開CCTV,不知所終。他沒有監牢之災。我的家人,父親沒事,母親受了很大驚嚇,非常怕我被打死,天天哭泣,找人要求放過我。她是光明日報老記者,那時,六十五歲退休,一九九一年在北京大街旁跌倒,腦溢血去世。我太太傅莉在醫院工作,上下對她很客氣。也找她談過話,她真不知道我在哪裡。也抄過家,拿走了一些東西。

 問:記得二○○三年你回北京奔喪一次?
  蘇曉康:父親二○○三年三月病危,肝癌轉移。我弟要我回去見父一面,我向紐約中國總領事館申請。等候、拖延好久,回說要父親申請。於是我弟填好申請,讓父親簽字。不幸簽完幾天後,父親走了。我才獲准回國奔喪,有三個條件:一、不見記者;二、不發表言論;三、不接觸敏感人物。我無權拒絕。和太太回北京。遺體告別在八寶山,因父親同僚都來,不能見我,讓我一人在外面,不參加儀式。那種荒唐的感覺,真是不可形容!人走光了,讓我獨自進去和父親告別。原來想跪下去三叩頭,但在那種受辱的氛圍下,心情不允許。向父親行了三鞠躬。原說可以活三個月,終於沒讓我見到他。喪禮後,本想多留些時間,給傅莉看醫生,卻不獲批准,要我按時離境,又遇非典,五月初,就逃回了美國。這樣,父母先後都走了,我在中國沒有家了,再沒有甚麼牽掛。

 問:「祖國」的觀念還存在嗎?
  蘇曉康:流亡當初,還有幻覺,以為不久會回去。九三年發生車禍後,就斷了回家的念頭。二○○一年我入籍美國,未來將在海外落葉歸根。余英時先生說得好:「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在哪裡。」二十年,看淡了。祖國的觀念,我是沒有了。祖國已被糟踏得一塌糊塗。

 問:你爸也算是文化高幹吧?他對你的影響怎樣?父子間的互動如何?
  蘇曉康:父親蘇沛,早先是浙江日報編輯,一九六○年調紅旗雜誌,陳伯達手下,文革下五七幹校,七五年起跟鄧力群,文革後到了書記處政治研究室。觀念上是左的,對我在報告文學上的成功還是相當高興、自豪,但我不斷惹麻煩之後,他擔心了。勸我不要太天真,要考慮自己的安全。對於《河殤》的事,他相信與趙紫陽有關,要我不要和趙紫陽搞在一起。他知道高層鬥爭的殘酷與隱秘。似乎他對國家的問題也很清楚,表露「說也沒用」的情緒。對於我流亡在外,他的看法和母親不同,說「回來幹甚麼!」他堅決反對我屈服式地回去。政治上,和父親沒甚麼交集,他在那個圈子裡幾十年,性格已很深沉,不動聲色。一肚子學問,一手好文章,看他在幹校給我們的信,真是一種享受。他一生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心裡面很看不上胡喬木那些大秀才。

 問:曉康,你也在西方消磨了二十年。比起你在中國的八十年代,創作了那麼多出名的作品,會不會感到這二十年的可惜和失落?
  蘇曉康:八九年我四十歲,正是創作的高峰時期。八十年代那確是我難忘的十年。在西方這二十年,我和其他人有一點不同,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和傅莉在水牛城附近遭遇一場嚴重車禍。在那之前,我的狀況可以說是「飄飄然」。初到巴黎、美國,到處演講、開會,到處是鮮花、掌聲。那吾爾開希、柴玲就更是不得了。沒有失落感,不覺得完了。劉賓雁當時估計五年中共垮台,被人罵盲目樂觀,其實,我們所有人都是這樣看的。和大陸逃亡時在一間屋子裡躲三十多天的困厄相比,我們受到的歡迎,只是令人陶醉,心裡亂糟糟地,當然寫不了東西。沒想到我在大陸的知名度,比不上在海外。尤其在台灣受到的追捧,使我忘乎所以。普大的中國學社簡直成了一個「流亡渡假村」,周末Party喝酒、唱歌,唱的都是文革歌、大陸歌,大家都廢了武功,無所事事。傅莉九一年出來,見到我那種浮躁的生活,非常憤怒。她要我去讀書,多家名牌大學都會接收我。我就是不去。一場車禍徹底打碎了我的「飄飄然」,比好多人更早地回到現實中來,考慮個人家庭的前途,面對嚴酷的命運。

 問:那是一個非常悲慘的遭遇。
  蘇曉康:車禍後,傅莉癱瘓,我雖早復原,五年中處於昏沉沉的狀態,好像看到了黑洞。太太那種狀況,讓我一年後才哭得出來。醫院當時已判定傅莉是植物人,但沒有告訴我,怕我受不了、垮掉。我醒來後,曾走到高速公路想自殺,一個信念戰勝了我:要盡一切可能救她、治好她。真要感謝余英時先生的慈悲心腸,讓我在普大多待了幾年,為太太的醫療方便。經過各種各樣的治療,傅莉終於恢復了大部分生活能力。這過程也是自我治療的過程。經過好幾年的耽誤,我開始給台灣兩大報寫專欄,回到我安身立命之地,在寫作的快樂中克服內心的憂鬱症。懂得了許多車禍前不懂的事。我沒有宗教信仰,只有咬緊牙活下來。
  我是六四的倖存者,又是六四後一場災難的倖存者,每想到那些為了我們而付出沉重代價的朋友和不相識的人們,為六四而至今惡夢連連乃至家庭破碎的友人,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他們有香港人、大陸人、美國人、有的已經長眠,有的還在默默地做抗拒遺忘的工作。


● 1993年蘇曉康(左起)和王若水,司馬璐,戈揚在美國。

蘇曉康主要作品
(作品名、出版時間、類別)
1、東方佛雕 1983-10 報告文學
  (1983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2、洪荒啟示錄 1986-2 報告文學
3、陰陽大裂變 1986-5 報告文學
(1985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4、自由備忘錄 1987-9 報告文學
5、神聖憂思錄 1987-9 報告文學
6、最後的古都 1987-6 報告文學
7、河殤 1988-7 CCTV電視片
8、烏托邦祭 1988-8 長篇紀實
蘇曉康是中國八十年代紀實文學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學活動開始於1981年,任中央台駐河南記者,1985年任北京廣播學院講師,央視記者。作品觸及尖銳的社會問題,具廣泛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