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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求和與國共求和
● 金人向南宋和議的條件是屈膝稱臣，今日馬英九從兩蔣戰，李陳守，退到與中共謀和，形勢極為嚴酷。
余英時先生三鉅冊的經典著作《朱熹的歷史世界》，雖是以朱子為中心，其實探究的主體是宋士大夫集團的政治文化。這套書體大思精，不從哲學角度而以政治權力出發，是另闢蹊徑的開山之作，不僅一掃哲學史的窠臼，而且填補了宋史領域的空白，當然引發巨大的反響。所謂「知我罪我」，余先生一定有此感慨。 余英時論南宋和戰守三策 此地只談與本文有關的「國是」問題；尤其面對金威脅的南宋。靖康二年，金人盡擄徽欽二帝、后妃、諸王北去，倖存的康王構當時領兵在外，於是在南京即帝位，是為南宋。終南宋一朝最重要的「國是」，就是面對虎視眈眈的金人；第一位提出「國是」問題的是李綱，他向高宗進劄的第一論就是「議國是」：「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為策。......」（余著上冊，頁三六五）故而余先生認為「李綱提出的和、戰、守三策」，是「貫穿南宋的『國是』問題」。（同上，頁三六八）最後高宗放棄戰守而取「屈己求和」的政策，與擔任宰相的秦檜脫離不了關係；秦檜千古罵名從此而來。 秦檜是不是金人故意縱放的「擄臣」？依錢穆《國史大綱》，答案是肯定的：第一，秦檜自稱是反對金人立張邦昌為帝而下獄，事實不然，發言「反對」的是馬伸不是秦檜，秦檜藉此取得晉身之功；第二，與秦檜同時被拘的多人，只有秦檜逃離；為何？第三，秦檜自稱殺掉監禁他的人，奪舟南逃。有那麼容易？更可疑的是，竟然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同逃；可疑者四。最值得注意的是，秦檜在金，曾為同被擄的徽宗寫信給金人議和，錢穆因此懷疑金人「夙知其能，故特放歸」。（下冊，台灣商務版，頁四三五）高宗起用秦檜是不得已下的作為，高宗的兒子孝宗退位後還透露：「高宗聖訓本以折檜之姦謀」，（余著下冊，頁二○○）可見高宗雖不得已重用秦檜卻知其姦謀，嚴加防備。 金人正式向高宗提出的和議條件是「屈膝稱臣」，甚而以擁立欽宗復位當要脅，秦檜與高宗共訂「求和」的「國是」；這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在秦檜主政下，力主「反攻大陸」的岳飛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父子皆下獄賜死，不附和「和議」的士大夫被檜逐退。 殷海光五七年的反攻無望論 從中國「古史」回到台灣「今史」。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敗逃台灣，隔著台灣海峽，中共揚言「解放台灣」，蔣政權矢志「反攻大陸」，誠如殷海光所說：「反攻大陸問題......是自由中國（按，指台灣）一切問題的基本關鍵」。（《自由中國》社論，一九五七年八月）殷海光敏銳的洞見穿透了台灣現實存在的核心議題，一直到今天還擺脫不了。 簡單的說，潰亡台灣的蔣介石是強硬的主戰派，一直到老死沒有改變「反攻」的夙志。繼位的蔣經國遵從蔣介石定下來的「反攻大陸」國策，臨死前仍然提出「三不」政策，就是不與中共「接觸」、「談判」、「妥協」，但晚年解除「戒嚴令」並自稱「我也是台灣人」的同時，就是放棄「反攻」，改「攻」為「守」的表態。蔣經國之後的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位民選總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宣佈「兩國論」；一個號召「一邊一國」，都強調美國應遵守〈台灣關係法〉來防禦台灣，亦即棄「戰」但堅「守」。馬英九一上台開始大逆轉，不只否決「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也反轉了兩蔣「反共」的基調。從兩蔣的「戰」到李、陳的「守」到馬承認「一中原則」的所謂「和平」，要簽「和平條約」，也就是走到「和」。「和」是什麼？正是「屈膝稱臣」；難怪馬見到小小陳雲林都不敢以總統自居，不敢在總統府接見，陳雲林與馬會面，不稱「總統」，連「先生」也不提，只稱「你」！ 蔣介石在五○年代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四年掃蕩，五年成功」，依美國政治學者丹尼．羅伊（Denny Roy）的評述，蔣不斷向美方遊說，要求支持中華民國軍隊重新拿回中國，一九五六年五月，蔣寫信給美總統艾森豪表示，一旦中華民國軍隊登陸沿海之後，中國人民將「揭竿而起」，一九六七年元月台北駐美大使周書楷公開表示這一年是中華民國收復大陸的一年。（見Denny Roy , Taiwan A Political History, pp.115-116） 然而，也就在蔣介石積極部署反攻的五○、六○年代，《自由中國》在五七年七月開始發表「今日的問題」一系列社論，除〈緒論〉外，第一篇就是殷海光執筆的〈反攻大陸問題〉，戮破「反攻大陸」的神話，殷海光闢頭就說：「這個問題不談清楚，任何問題都得不到根本解決」，尤其殷海光把蔣政權一廂情願的「假想」－－等待未來可能的世界戰爭爆發就動手││用「實事求是」的筆法擊個粉碎，引發了國府圍剿，定調為「反攻無望論」，加以口誅筆伐，（見張忠棟《自由主義人物》，頁四）說他們「為朱毛共匪張目」，說他們主張「兩個中國」。「今日的問題」共十五篇，最後一篇的壓軸之作就是雷震親筆的〈反對黨問題〉；後來這些文章彙為小冊子出版；重點是，「今日的問題」以「反攻無望」始而以「成立反對黨」終，雷震最後由於「組黨」被捕，推其源頭何嘗不是因為打破蔣介石政權賴以維持的「反攻」國策的迷思。 《自由中國》創刊的發行人胡適見了那本小冊子，公開演講，題目是〈從爭取言論自由到反對黨〉，開口就再度重申辭去「發行人」的前事；正題則是著力強調：「『反攻大陸』是一個招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希望和象徵，......這樣一個無數人希望的象徵的一塊招牌，我們是不可以去碰的。」胡適是「膽小君子」（為胡做口述歷史的唐德剛語），他不敢碰「反攻大陸」問題，也不敢承擔「反對黨」發起人之責，背後有沒有受到蔣介石的壓力與影響？待考。國民黨當時的秘書長張厲生在宣傳會報中當著蔣總裁的面煽火，說〈反攻大陸的問題〉的社論影響民心士氣，《自由中國》應該停刊。（張忠棟《自由主義人物》，頁一七七） 美國五八年已定一中一台基調 值得注意的是，五八年秋天，第二次金馬砲戰聲中，美國務卿杜勒斯到台北，最後發表聯合公報，表示美方願意協防金、馬，作為防禦台、澎之部分工作，台灣則承諾不以武力反攻大陸。這項新發展完全符合一年以前《自由中國》提出的反攻大陸問題的預測。雷震和朋友談起，都相信軍事反攻既不可能，台灣今後唯有開放黨禁和言論，以政治革新達到政治反攻的路。（見上書，頁一八○）再根據Denny Roy的說法：「『兩個中國』的結論，台灣遂而永遠從北京政府的控制分離開來，看來相當符合美國的利益。」（p.116）一九七九年的〈台灣關係法〉表面承認「一中」其實是支持「一中一台」，其基調早在五八年奠定。 然而，「反攻大陸」是「戒嚴法」合法性的來源，在美國當職業學生的馬英九之所以強調「戒嚴法」不可廢，就是要維持「一黨專政」、阻卻台灣民主化。蔣經國任內炮製「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以及「陳文成命案」，一直到八四年十月發生劉宜良（江南）命案，據稱牽涉到蔣家二代；蔣經國開始思考終結蔣家政權或許肇因於此。八五年八月接受《時代》（TIME）訪問，首度表示下一代蔣家人不會出任總統，十二月再度公開宣佈他的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總統。八六年九月黨外人士正式宣佈成立民進黨，蔣沒有任何動作，十月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宣稱即將解除戒嚴令。根據前總統李登輝的說法，蔣宣佈解除戒嚴，原因是無法壓制了，「詳細來說，可能有幾個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解嚴：第一，他覺得國民黨在台灣要生存，就一定要民主化和本土化，環境在變、時代在變、潮流也在變」，「他說過『我也是台灣人』，不過這句話是他在一九八七年才開始說的。」（李登輝，《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頁二三五）重要的訊息是，解除戒嚴令就是解除「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動員法」，事實上就是承認中共不是「叛亂集團」，也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存在。那麼在「三不政策」下，蔣家匯入台灣的大流中的意義才能凸顯。 二○○五年國共已開始講和 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接任總統，十二年的執政，經過「二階段的修憲」，李登輝認為老的中華民國已經結束，步入「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目的是借中華民國之屍還台灣之魂。二○○○年的政黨輪替，不只是中國國民黨下台，更重要的是號稱「台獨黨」的民進黨執政，台灣陳水扁把外省人集團打敗，二○○四年陳水扁在選前二二八與李登輝聯手完成二百多萬人的「手牽手」的人鍊，終以過半選票獲勝。「本土政權」的建構，台灣與中國勢必愈離愈遠。 ○四年敗選的連戰與宋楚瑜先後到中國去見胡錦濤，連戰講得很白，就是「聯共制台獨」；外省人集團的中國國民黨只有藉中共之力對抗本土「台灣人集團」的政權。○五年十一月馬英九的心腹時任立委的蘇起到中國「中共黨校」演講，批判美國對台軍售，是破壞台海問題和平解決的元兇云云。也就是說，○五年中國國民黨已經與中國共產黨講和了。馬英九上台之後，全力傾中自是水到渠成：六四周年馬不再說「六四不平反，統一絕不談」，甚而稱揚中國已經不同了，當然拒絕達賴喇嘛訪台、當然拒見王丹等，甚至連香港民主派議員也不見，劉曉波因「○八憲章」被捕，馬連屁也不敢放，更不必說為東突人說話了。 馬英九急速向中國靠攏，台灣的中國政策從兩蔣的「戰」到李、陳的「守」來到了馬英九的「和」；「和」是什麼，遠的如南宋向金割地賠款稱臣，近的史實也有。日本侵略中國，汪精衛與日謀和，成立親日政權，一九四○年胡蘭成在汪的《南華日報》任主筆，一個月內寫了十三篇社論，尤以〈戰難，和亦不易〉打中汪的心坎，從此魚躍龍門，成為汪精衛夫婦最看重的文膽，儼然是汪「和平運動」理論代言人。（張桂華，《胡蘭成傳》頁九五、一○六）；可見「和」就是「降」！ 面對中國的崛起以及馬英九全面的「謀和」，馬英九的「和」絕不止於「屈膝稱臣」，因為「解放台灣」早在中共議程上。了解台灣與中國此一歷史進程，再看馬英九一年多的作為，台灣「今日的問題」比《自由中國》當年「今日的問題」還嚴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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