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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版「公妻制」研究
● 從馬克思談到的公妻制，到俄國革命性資源的公有化，今日中國人慾橫流，二奶遍野，真正實現了粗陋共產主義的山寨版公妻制。 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公妻制。人們至多只能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想用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來代替偽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 馬恩原著版公妻制之說 馬恩二老這段話，一百三十七年間引發了無限遐想和無窮攻擊。據說讀經典要讀原文，查一八七二年《共產黨宣言》德文初版，「公妻制」用的是一個比較生僻的德語辭彙「Weibergemeinschaft」，不習慣德語語境的人，不大容易理解其涵義。有人解讀為「communal wives」（公社妻子），還有一篇論文解釋為：「a kind of sexual free-for-all for men」（一種性自由││為所有的男人）。 一八八八年的英文版是恩格斯與譯者共同校閱過的，其中對「公妻制」有兩種譯法：資產階級指責「你們共產黨人是要實行公妻制的啊」這句，「公妻制」譯為作「community of women」；到了後面為共產黨的主張辯護時，改用了「free love」。「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譯作「an openly legalized system of free love」。英譯本從正面意義上更認同「free love」，但在德文版中，自始至終都用「Weibergemeinschaft」。 我以德譯英的方式「Weibergemeins chaft」，解釋是：Woman community（婦女共同體），與英譯本「community of women」意思相同；再查線上Webster英語辭典，「free love」解釋有二： 一、 the practice of living openly with one of the opposite sex without marriage（一種異性無婚姻的開放生活實踐）。 二、sexual relations without any commitments by either partner（沒有任何承諾的性關係或伴侶） 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還談到了「粗陋的共產主義」，其特色是「用普遍的私有財產來反對私有財產」，「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婦女變成公有的和共有的財產）來反對婚姻（它確實是一種排它性的私有財產的形式）」，他指出： 一切私有財產，就它本身來說，至少都對較富裕的私有財產懷有忌妒和平均化慾望，這種忌妒和平均化慾望甚至構成競爭的本質。粗陋的共產主義不過是這個忌妒和這種想像的最低限度出發的平均化的頂點。 這種「粗陋的共產主義」，倒是與中國歷史上農民革命的平均主義頗為神似。 俄國山寨版的公妻制 「公妻制」在德、英文間似有歧義，更有人認為，中國人對此的解讀，很可能源自俄文。可惜我沒查到《宣言》的俄文版，但從十月革命前後的歷史來看，俄國人理解的「公妻制」，更像是山寨版之「粗陋的共產主義」。 對革命的誤解往往在於：為了實現崇高的目標，手段可以不計。女革命家克朗黛在題為《家庭與共產主義國家》的小冊子中寫道：「出於工人階級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階級社會鬥爭的工具，並為這個鬥爭服務」。俄國小說中亦曾有女革命者充當妓女籌措革命經費的描寫，賣淫被理解為對革命的獻身。 按照馬克思學說，消滅私有制和家庭是解放全人類的關鍵。俄國革命實行公有化，不僅對財產，也包括性資源。革命者獲得「全面解放」，以「性革命」方式「公有化」資產階級及非革命婦女的行為十分普遍，到處都有集體強姦事件，滿足了「忌妒和平均化慾望」。葉卡捷琳娜堡黨組織曾公佈命令：「十六至二十五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由該市黨政官員簽發「公有化」許可證。當時《真理報》曾這樣描述：「年輕人顯然認為，對性愛問題最原始的觀點就是共產主義觀點，每個男性青年都必須滿足自己的性慾，這幾乎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革命政權對帝俄時代的賣淫制度採取了縱容的態度，警察和官員甚至成為妓院的保護傘。戰亂、饑荒和失業迫使大批女性加入淫業大軍，許多布爾什維克黨員、共青團員和工人參與嫖娼，性病迅速氾濫，僅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幹部學院）的性病感染率就高達五分之一。到二十年代末，性亂現象又從一個極端被引向另一極端，黨的喉舌開始將賣淫問題政治化，批判腐化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宣傳禁慾主義和性生活的可恥。國家權力強力干預公民的私生活，任何越軌行為都將受到嚴厲懲處，但特權階層除外。 四十年代中期，俄國國內繼續推行禁慾主義的同時，山寨版「公妻制」卻抖起征服者的雄風在德國盡情宣洩。英國軍事歷史學家比弗在《柏林：一九四五年淪陷》一書中，根據俄、德、美、法、瑞典戰爭檔案及受害人憶述披露：近三年多的時間內，紅軍強姦了二百萬名德國婦女（其中有些是被輪姦），受害人中包括德國前首相科爾的夫人及其母親。僅在柏林就有十三萬婦女受害，一萬人自殺。 中國山寨版的共產共妻 近代中國革命帶有秘密會黨特色，清末民初的史料中，革命黨人在堂子裡策劃革命的記載屢見不鮮。「五四」運動帶來了個性解放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包括各種新式性觀念。從娜拉的出走到女革命家柯倫泰的「杯水主義」，都有人力倡踐行。反抗封建包辦、離棄髮妻另結新式婚姻成為時尚，蔣介石的「婚姻革命」足以垂範，「革命尚未成功，宋家還有一女」成了當時一句著名的玩笑（儘管宋家閨秀已全部出閣）。 「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帶有濃烈的平均主義色彩，隨著革命進入「以俄為師」的新階段，「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之類的教導，足以引發無限暢想。「共產公妻」被視為對革命的惡毒污衊，但也不可避免地起到反宣傳作用：叛逆青年的革命浪漫主義憧憬、貧苦農民狼狽的光棍生活、流氓無產者卑瑣的性幻想......都有可能誘發參與的衝動。 膾炙人口的頌歌《東方紅》，原歌詞系由陝北「信天遊」改編之〈白馬調〉，其中一段唱道： 「三八槍，沒蓋蓋，八路軍當兵的沒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兒嗨喲，一人一個女學生。」 今天高唱紅歌《十送紅軍》時，已很難想像那些纏綿相送的女人們日後的命運。「戰地黃花分外香」，對革命性觀念的開放式理解、動盪戰爭生活中的性饑渴，工作地點的頻繁調動以及組織安排，在「革命需要」的名義下，都可能導致伴侶的不斷刷新與批量結合。革命成功時的幹部結婚熱潮，多以城市知識女性為新歡；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為解決官兵的饑渴，曾從湖南、山東等地大量招收女兵，創造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奇跡。這些在革命回憶錄及文學影視作品中都有所印證。 與俄國不同的是，中國社會在共和國成立後直接進入禁慾主義時代，不僅查封了妓院，還首創了「壞分子」這一模糊社會身份，將一切無從歸類的社會不容行為者納入其中，但大小特權者的縱慾則是例外。文革期間基層幹部利用權力大量姦污女知青的血淚史，成為「上山下鄉」運動中最黑暗的一頁。 物極必反，偶像和信仰倒塌後是普遍的道德淪喪，國人深陷一個人慾橫流的「性革命」時代。如今不僅存在「半公開的公妻制」──娼妓，還有一夫多妻制──從二奶到Ｎ奶。據統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貪官都有「情人」，其中最接近「公妻制」的，是多位高官「公用情人」的事件。榜樣的力量無窮，鄧貴大強要鄧玉嬌提供「特殊服務」，是落實「公僕享用公妻」潛規則的基層典範。「性賄賂」已成為中國官場的公關利器。 「free love」還是「動物莊園」？ 馬克思認為：「人和人之間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係是男女之間的關係」；「拿婦女當作共同淫樂的犧牲品來對待，這表現了人在對待自身方面的無限的退化」。他指責「粗陋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動物的形式」： 人們可以說，公妻制這種思想暴露了這個完全粗陋的和無思想的共產主義的秘密，正像婦女從婚姻轉向普遍賣淫一樣，財富即人的對象性的本質的整個世界也從它同私有者的排它性的婚姻關係轉向它同整個社會的普遍賣淫關係。這種共產主義，由於到處否定人的個性，只不過是私有財產的徹底表現，私有財產就是這種否定。普遍的和作為權力形成起來的忌妒，是貪欲所採取的並且僅僅是用另一種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隱蔽形式。（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到馬恩的科學共產主義社會，從原始社會的群婚、斯巴達的軍事共產主義到歐文的哈莫尼村社，「公妻制」經歷了各種理論探索與實踐。播下龍種，收穫跳蚤，從「忌妒和平均化慾望」到貪慾「滿足自己的隱蔽形式」，山寨版「公妻制」已花開遍野。 「free love」還是「動物莊園」？無語中...... 二○○九年八月三日 風雨讀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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