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資深政論家阮銘，以加入學生運動與中共高層接觸的經歷，見證了毛帝國和鄧帝國的崛起與對人民的奴役。指出當務之急是批判統治今日中國的鄧小平理論，因為鄧比毛更具欺騙性，只有打碎鄧反自由化的鎖鏈，才能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民共和國。

● 胡耀邦（前）思想開明的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己被中共在歷史上抹掉。後中為胡錦濤。

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共建國六十週年。六十年前那一天，我是燕京大學（北大前身）學生，走過天安門接受檢閱時，同學們高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天安門城樓檢閱台上回應：「燕京大學同學們萬歲！」那時下著大雨，衣服被淋得濕透，但心中的感覺是：終於走到了能夠自由呼吸的一天。

在上海震旦中學投身中共學運

　　共產中國的六十年，對於我這一代人，可以說是對自由的追求與毀滅的六十年。在上海震旦附中投身學生運動，追求的目標就是自由，記憶中常唱兩首歌。一首是：

　　 太陽出來又落山，
　　 監獄永遠是黑暗，
　　 我雖然生來喜愛自由，
　　 掙不斷千斤鎖鏈。

　　我雖未進國民黨監獄，比我高兩班的同學就有被抓去，在特刑庭（特種刑事法庭）以「匪諜罪」被判死刑的。夜間常常聽到呼嘯而過抓人的囚車，那時稱作「飛行堡壘」。生活在那個國民黨恐怖統治的黑暗年代，也如同身在監獄。另一首是遊行時，一邊前進一邊唱的：

　　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
　　 向著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快消滅，
　　 萬丈光芒在前頭。

　　我開始參加學生運動時，只自發的對自由民主的追求。直到有一天，兩位高三的同學（那時我唸高一）到我家中，其中一位說他是共產黨員，我吃了一驚。我想像中的共產黨員是神秘人物，不會是像他那樣的普通學生。但這位朱同學說：「共產黨的目的是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反對國民黨的特務恐怖統治，同我們學生運動的目標一樣。」

　　在國共內戰開打之前，上海的「生活書店」可以買到共產黨的出版物。那時較流行的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和毛澤東在重慶同蔣介石「和談」的新聞報導。毛當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正是這樣一個目標，吸引了青年學生和廣大民眾到了共產黨一邊。一九四八年我考進燕京大學。那年八月十九日，國民黨特務闖入燕大校園搜捕學生，被陸志韋校長趕出校門。國民黨黑名單上的學生受到學校保護，有的藏到美國教授家中，後來都安全離校去了「解放區」，其中有我的姐姐，當時擔任學生自治會執委的阮寧。那就是著名的「八一九」事件，燕京大學也因此被譽為國民黨刀槍插不進的「自由民主堡壘」。

彭真發動燕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

　　解放後的燕大，的確呼吸到一個時期的自由空氣。從學生到教授，雖然生活上比過去艱苦，但不再擔心國民黨特務的迫害，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心情是舒暢的。教學與生活都生氣勃勃，一九四九、一九五○兩年招進的新生比過去還多。

　　第一個歷史轉折是一九五○年冬抗美援朝戰爭。一天下午北京市委來了兩位首長：彭真市長的秘書王漢斌和教育局長張文松，作了一番調查之後，得出的結論是燕大師生中存在「崇美、親美、恐美」思想。幾天後彭真給全市大學師生代表作報告，提出「清除崇美、親美、恐美思想，樹立鄙視美國、仇視美國、蔑視美國觀念。」

　　接著，一九五一年，彭真派來以張大中、彭珮雲為正副組長的工作組，在燕京大學「試點」，這可以說是共產中國最早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工作組選擇了三個重點鬥爭對象：校長陸志韋、宗教學院院長趙學宸、哲學教授張東蓀。三個人都是自由民主派知識份子，幫助過共產黨。但他們在司徒雷登創辦的燕京大學工作，理所當然與美國有聯繫。

　　那時工作組要大家學習毛澤東寫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運動的目標對準文中所指「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那是一次反右派鬥爭的預演，在全校鬥爭大會上，陸志韋的女兒都被動員發言批評自己的父親，跟著喊「打倒陸志韋」的口號。鬥爭結束後，燕京大學被撤銷，北京大學進佔燕大校園，全國進行院系調整，引入蘇聯式教育制度，跨進（全盤蘇化）時期。

　　共產黨為甚麼能打敗國民黨？有人說是靠農民革命，共產黨是陳勝、吳廣。不能這樣說。共產黨發動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只是一條戰線。另一條是自由民主戰線。自由民主派曾經是中共的一支主力，沒有黨內外自由民主派獲得民心，共產黨靠槍桿子根本無法獲得勝利。

鄧力群鬥爭黨內自由派的文章

　　然而取得政權後，共產黨背叛了黨內外自由民主派。一九五一年燕京大學鬥爭只是開端，接著是反胡適、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都是鬥爭黨內外自由民主派。鄧力群還為毛澤東製造出鬥爭自由民主派的「理論」，那就是〈要做馬列主義者，不做黨的同路人〉那篇文章。文章稱自由民主派為「黨的同路人」，就是說，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時，自由民主派與共產黨是「同路」，共同舉起自由民主旗幟；現在打敗了國民黨，共產黨自己要「全面專政」，就必須與自由民主派「分道揚鑣」了。

　　這裡還有個小插曲：這篇反自由、反民主的作品，是一九五九年作為國慶十週年紀念文章以康生名義發表於《紅旗》雜誌。二十年後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上被拿出來批判，鄧力群看到會議簡報批判此文，給胡耀邦寫信說，這篇文章是他出的題目，他出的主意，讓鄧立群執筆，和康生兩人共同討論修改，由他定稿，康生只是勉強同意署名，沒有加一個字，也沒有改一個字。也就是說，發明權是他鄧力群的，你胡耀邦敢批？

　　胡耀邦則採取「來函照登」，把鄧力群的信上了「簡報」，讓大家明白清除黨內外自由民主派的「同路人」理論的真正製造者。

　　從〈別了司徒雷登〉到文革，可說是毛清除黨內外自由民主派「同路人」，讓自由民主理想的追求在共產中國毀滅的第一個歷程。

和胡耀邦接觸的兩個時期

　　共產中國六十年，可以裁為兩截：前三十年毛澤東帝國，後三十年鄧小平帝國；經過兩次自由民主理想從追求到毀滅的歷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兩個「凡是」，標誌毛澤東帝國的終結。主導這一歷史轉折的不是鄧小平，是以西單民主牆為代表的社會自由民主力量和以胡耀邦為代表的黨內自由民主派。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講話，只是順應歷史潮流，臨時廢棄胡喬木為他撰寫的那篇充斥黨政派語言的稿子，讓胡耀邦另行起草的急就章。三個月後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才是鄧小平帝國貫徹始終的政治綱領。

　　我與胡耀邦接觸，是在兩個時期。一段是五十年代初，他從川北到中央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我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任團委書記時；另一段是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二年，他在文革後復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到黨主席兼總書記時。都屬於歷史上一個新時代「開創」之際。

　　一個新時代的「開創」，需要胡耀邦這樣有新思維新方法，有非凡意志力與勇氣排除艱險，去實現理想目標的創造型人才。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一度喜歡過他，也善用過他。但當大局已定，毛、鄧大權到手，就看他不順眼了。胡耀邦說，毛澤東是一九五九年盧山會議後不再找他的，因為胡耀邦在批判彭德懷是「同路人」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一言未發。

　　大概在毛澤東、鄧小平們看來，胡耀邦也屬於「同路人」一類，無論戰爭時期，改革時期，需要他們衝鋒陷陣，攻克舊堡壘，打開新局面，也就是一同「打天下」。等到坐天下時，就不「同路」了，因為胡耀邦們還要繼續前進，全面改革；而鄧小平們卻要「穩定壓倒一切」，為了鞏固權力，使用專政手段。

　　胡耀邦的主要歷史貢獻，也就在毛澤東帝國已經終結，鄧小平帝國尚未建成的那個「方生未死」之間的特定歷史時期。代表舊帝國的舊勢力並沒有死去，而代表歷史前進的新生力量已經誕生。你看，當中國需要思想理論上的改變，拋棄對毛澤東的迷信時，胡耀邦到了中央黨校；當需要組織上的改變，糾正毛澤東帝國製造的大量冤假錯案時，胡耀邦去兼任中央組織部長；需宣傳文化系統思想僵化，無法適應時代前進時，胡耀邦兼上中央宣傳部長；當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到毛澤東帝國的黨機器時，胡耀邦成為新設置的黨中央秘書長，五中全會又當選總書記，六中全會當選最後一屆黨中央主席兼總書記。胡耀邦的秘書高勇說：「當時耀邦同志在很短時間內把黨的重要職務全都當了。那段時間好像哪裡都需要耀邦同志，而且他到哪兒，哪兒的局面就能很快打開。」

毛後至南巡：鄧小平的選擇

　　毛之後的中國，曾展現三種發展方向：

　　第一種，全面改革。順應歷史潮流與人民意志，結束一黨專政的奴役制度，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現代憲政國家。這是從政治思想文化到經濟領域全面改革派的主張，代表人物有胡耀邦、周揚、陸定一、習仲勳、趙紫陽、萬里、項南、任仲夷等。

　　第二種，陳雲的鳥籠經濟。保持文革前毛澤東封閉的舊奴役制度帝國。這是從政治思想文化到經濟領域全面專政派的主張，代表人物有陳雲、王震、薄一波、姚依林、鄧力群、胡喬木、李鵬。

　　第三種，鄧小平的「兩手硬」。開放經濟領域，堅持一黨專政，建立向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開放的新奴役帝國。鄧小平自己，是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專政派，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派。他需要民主改革派的智慧和勇氣，為他清除全面專政派設置的重重障礙，開闢經濟領域改革開放的道路。他又需要全面專政派的頑固與殘暴，阻止民主改革派把改革開放擴展到政治思想文化領域。

　　鄧小平交替使用「兩手硬」對付民主派和專政派，但事實上是有區別的，如他自己所說，經濟上出問題可以讓，自由化出問題不能讓。在鄧小平看來，全球自由民主化歷史潮流（國際大氣候）和社會自由民主運動（國內小氣候），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場無硝煙世界大戰。因此反自由化必須採取專政手段；民主改革派雖然為中國發展立下開創之功，為人民所愛戴，卻注定是悲劇下場。鄧小平廢胡黜趙，最終以流血鎮壓奠定他帝國統治的基礎，是其世界觀與權力意志發展的必然。

　　天安門屠殺的中國，胡耀邦、趙紫陽時期的民主改革派，或投入監獄或罷官回家或流亡海外，鄧小平已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不需要再玩左右制衡的遊戲了。他們最後一招是一九九二年南巡，主要對付陳雲鳥籠派。民主改革派既已清除殆盡，已無需繼續保留鳥籠派這個後患了。南巡回來，鄧小平籌劃十四大：廢元老院（中央顧問委員會）、黜鳥籠派（姚依林、宋平退出政治局常委會），逐左王（鄧力群），連六十年老戰友楊尚昆也割袍斷義，逼他和弟弟楊白冰交出軍權。這一切，都是為確保鄧二世江澤民和鄧三世胡錦濤「長治久安」二十年（一九九二到二○一二）。

民主化重在批鄧，才能徹底批毛

　　現在人們比較熱心批毛，而諱言批鄧；大概以為徹底批了毛，中國走向自由障礙即可消除。我看很難。今日中國的統治思想，是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當然包括毛澤東思想，就是鄧小平自我標榜的「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體系」。你不批鄧，就不可能徹底批毛，此其一。其二，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確有創新，在當今世界比毛澤東思想更具欺騙性。

　　鄧小平的創新在於，他打破了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也打破了傳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可稱之為（鄧小平模式）。那就是：對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反人權、奴役本國人民；對外卻向全球資產階級大開自由之門，吸引跨國企業、金融資本、地產商、開發公司，源源湧進中國。國外資本與中國政府聯手，掠奪農民土地與自然資源，損害生態環境，從億萬不自由的廉價勞工身上共同榨取超額利潤，使中國成為全球製造工廠。

　　中國現在還是一個落後展中的奴役制度國家，ＧＤＰ不到全球百分之七，碳排放量已躍居全球第一，國民收入分配極端懸殊，大多數人民生活居世界最貧窮國家之列，其貪瀆腐敗政府卻是世界首富，國家財政收入和軍事裝備開支每年以兩位數比率激增。中國政府對內肆無忌憚地用專政手段壓迫本國各族人民，對外與專制國家聯合，遏止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顏色革命，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卻。

　　三十年前，中國人民認識了毛澤東帶來的歷史災難，否定了兩個「凡是」，結束了對毛澤東神話的迷信，就湧現出一大批全面改革派和西單民主牆的自由戰士群，一度把中國推進到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前列。是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清除了黨內民主自由改革派和自由民主戰士，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和人民維權運動，摧毀了中國人民走向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歷史進程。

　　「鄧小平模式」新奴役制度的「崛起」，同樣是利用對鄧小平神話的迷信。三十年來，尤其是「六四」屠殺的二十年，這條富國（鄧帝國，非共和國），強軍（共產黨軍，非國防軍）殘民、害天的開放式新奴役之路，已經給中國人民生活與自然生態帶來巨大不幸與破壞。

　　現在是結束對鄧小平迷信的時候了。中國人民今天的使命，是從這兩次自由的追求與毀滅中記取教訓，以更高的智慧與勇氣，掙斷「鄧小平帝國」的反自由化鎖鏈，把地球上最後一個奴役制度大國，改革成為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絢麗、燦爛的人民共和國。

二○○九年九月十八日

（作者附記：金鐘兄來電囑寫一篇紀念建國六十周年文章，把自己也寫進去。這六十年經歷毛澤東鄧小平兩個帝國，過程極盡變化曲折，非此短文能寫清楚。此稿僅大略畫一輪廓，讀者欲知這段經歷，特別是近三十年的經歷，請閱拙著《鄧小平帝國三十年》，二○○九年九月台灣玉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