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韓秀是知名的當今美籍華文作家，她有傳奇的人生經歷和出版過三十本著作，曾任華府中文筆會會長。韓秀在中國度過三十年青春歲月，和中國人一道捱過毛時代的苦難，七八年回到美國，成為外交官夫人。本文記敘她文革前在山西林城當知青的一段難忘經歷。

● 美國女作家韓秀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黑暗歲月。

說到「六十年」就會想到「上山下鄉」，也就不能不想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從一九八二年開始寫作，在台灣和美國已經出了將近三十本書，寫到作者簡介，長長的這一段故事總是被省略掉了，結果是，這些被湮沒了的歲月只能被深深地藏進了心底。

　　我的父親是一位美國軍人，他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這一段時間裡，擔任美國駐華使館的陸軍武官，那時美國大使館隨國民政府設在重慶，父親在重慶住了兩年，負責滇緬邊境的通暢，以利支援中國抗日的戰略物資運到中國的大後方。父親在重慶認識了我的母親。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二戰結束，父親帶著母親返回美國紐約。所以，一九四六年，我出生在曼哈頓。而我父親，從此再也沒有機會踏上中國的土地。

紐約出生一歲半，被送回中國

　　這樣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見容於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新政權，中美關係在七十年代之前一直是敵對而緊張的，父親是軍人，而且與國民政府密切合作。他被新政權視為「敵人」。

　　我出生的時候，駐節新西蘭的父親奔回曼哈頓來看我，然後返回工作崗位。我卻在一歲半的時候被母親交給一對美國青年，搭乘一艘美國軍艦來到中國。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遠親趙清閣女士。當一九七八年重回美國之後，我才知道，父親聽說他唯一的女兒被送走的消息趕回華盛頓時，我已經抵達上海。父親一九六八年過世，因此，在我的一生中，與他竟然只有出生時的那一面之緣，那是深深的無法言傳的傷痛。

　　外婆無錫人，出身富裕。一九三七年考進統計部做公務員。政權易幟後，外婆帶著我來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個小三合院住下來。我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婦人，所以我開口學話便是日文，在船上與那對善良的美國夫婦在一起，只有英文，丟掉了日文。與外婆在一起，講了一口無錫話，丟了英文。到了北京，學了一口純正的北京話，聽得懂無錫話、上海話，卻說不利落了。後來，住過無數地方，學習過各種不同的語言，北京話卻跟了我一輩子。

　　外婆賢能聰慧，她深知保護好她自己就是保護了我，所以，她留在家裡，修繕線裝書。把許多流落街頭的珍本書整理成一套套的線裝書。這需要懂得斷句和修補書籍的工具與技巧。現在，我還記得外婆那個縫得結結實實的青布捲囊，收有各式刀剪和厚薄不一的竹片，它們被磨得溫潤無比。外婆修補的一些書在交還給中國書店之前，是我的課本。我四歲啟蒙，讀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我外婆沒有「單位」，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也都沒有波及到她。一直到文革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較平靜。

　　近些年來，東西寫得稍微多些，有人說，這人長了一張西方人的臉，行起事來卻是道地的中國人，而且是古代的中國人。我想，他們無非是感覺到了中國古典文化對我的深刻影響。而我則會深深感激外婆。除此之外，前面談到的趙清閣女士，我喚她「清閣姨」，對我也有影響。她與老舍先生是青年時代的合作者，清閣姨一生未嫁單身住在上海，老舍先生與妻子兒女一大家子人住在北京。他們之間有一種憂傷而溫柔的柏拉圖式的純粹精神上的聯繫，我曾經成功地為他們傳遞了他們迫切需要的資訊。我也是舒先生（老舍）的第一「讀者」。舒先生講故事，我是一個誠實的聽眾。他喜歡我，常說，「這孩子聽了會哭會笑的故事，我才會寫下來。」那時候，我知道了作家寫完一本書，真正完成這部作品的人是讀者。

在北京念中小學的孤獨日子

　　在同齡人中間，我長期是非常孤單的。我有一張外國人的臉，頭髮鬈曲，比同齡女生又高上一截。更要緊的是，都知道我的父親是「美帝」。於是任何事情都與眾不同。連座位都是單獨的，小學、初中、高中，好像都沒有同座位的同學，一個人單獨的坐在最後一排。

　　我知道，在這裡，我是一個外人。永遠是一個外人。這種處境使得我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我比很多同齡人早得多對專制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著來自內心深處的強烈抗拒。

　　「外人」之餘，我還是一個「靶子」。當年的反美情緒多麼激烈。但是，美帝遠在天邊，夠不著，眼前這個美帝的後代，收拾起來多麼方便！要圓則圓，要扁則扁！

　　最早的切身體會是在小學二、三年級，那時候我八歲。大約是為了巴拿馬運河的事情，「打倒美帝」喊聲震天，學校帶隊到天安門廣場，人很多，到處是旗子和標語。不知怎麼一來，我就站到了一個圓圈裡，這個圈子是用紙做的很難看的美國國旗和漫畫的艾森豪威爾頭像給堆起來的。口號和歌聲之後，有人點起了火，火很熱，有點兒烤得慌。然後便是許多的灰，飄落在我的頭上、肩膀上、襯衫上。燒完後人，都走了，就我一個人還站在那兒，一頭一臉的灰。一位中年市民同情我，讓我坐在他自行車後面，送我回到家。

　　這件事情，讓我看到中國的地面兒上，有著好些好些好人。也讓我深深地愛上了這面美麗的星條旗。那是跟我有緣的國旗。

　　這件事讓八歲的我草草結束了我的童年，一天之內變成了大人。從此，外婆更加注意我的飲食，她說，你有好長好遠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後來，我更明白必須有好的體力，準備走這好長好遠的路，於是自覺地鍛鍊身體。無論颳風下雨，五千公尺、八千公尺，在北大附中的操場上一圈一圈地跑完。

　　我的功課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學畢業，保送女十二中，初中畢業保送北大附中。一九六四年畢業還獲得優良獎章。但是，那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城裡「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我參加了高考，五十位被精選出來的考生集中在一個考場，北大校長陸平親來為考生加油打氣。結果五十名考生只有四名進入大學，其餘紛紛落榜，完全是因為家庭出身的「成分」問題。我的卷子上蓋了一個章，「此生不宜錄取」。我知道，這長長遠遠的辛苦之路，就要開始走啦。

和出身不好的學生下放農村

　　等分配工作的當兒，學校找我談話，是一位黨委書記，姓周，她說：「你寫兩百個字吧，就寫你的父親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你要永遠和他劃清界限。你不是挺能寫的嗎？」我不言語。她又說：「你不寫，明天就去山西插隊落戶。」我說，「兵團有工資，比掙工分兒強點兒。我去兵團行不行？」她睜大眼睛，「兵團都在邊疆，你怎麼能去？」那意思是怕我「偷越邊境」了。

　　我並沒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召去開了兩天的會，叫做「務虛」。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體上山下鄉，決策者是北京市市長彭真。他是山西人，所以插隊地點就選在山西。四十八個「出身極不好」的學生，來自四十四所學校。這些學生又都是各校的學習尖子，也就是「白專典型」。彭真要他們變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農民！這些學生是二十四個女生二十四個男生，彭真甚至希望這些學生就這麼配成了對，日後就在農村安家、生兒育女，永遠地留在農村啦！副市長崔月犁也來現身說法，他出身大地主，可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經過一番磨練，他成為黨的高級幹部。於是我和二十幾位學生以及一位帶隊幹部來到山西曲沃縣林城公社林城大隊，另外二十幾位則到了侯馬公社白店大隊。

　　學生們的年齡都在十八、九歲，我只有十七歲。後來，我們林城那位帶隊幹部與一位會唱歌兒的女知青結了婚，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能幹的貧農女兒，知青之間婚嫁的只有兩三對，但是過了些年，他們全部都回城了。

　　位於山西南部汾河下游的曲沃是棉麥之鄉，相當的富裕，社員們下田勞動衣服鞋襪都穿得整整齊齊。我們到了林城，住進了一個挺寬敞的三合院，這地方本來是大隊的倉庫。剛開始，大隊派了一位貧農為我們掌廚。沒多久，知青們輪流幫廚，伙食完全自力更生。

　　勞動卻是非常苦重的，農忙時節起五更睡半夜是尋常事，每個知青都把自己的鐵鍬鐮刀磨得飛快，以便幹活時省些力氣。大陸作家閻連科在一篇文章中說到，來到他的家鄉河南嵩縣那些知青如何地遊手好閒、如何地吃派飯吃到農民叫苦連天、如何地偷雞摸狗。這些事情，在我們林城都沒有發生過。

　　後來，我發現，有不少知青都是被家裡人推出來的，充當了家裡人「追求進步」的墊腳石。一九七七年，我辦出國手續，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人告訴我，我的上山下鄉，「你母親起了關鍵的誤導作用，她曾經向組織上反映，你需要認真的思想改造。」一九七六年，我已經被檢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適合重體力勞動。但是，那時候我已經在山西和新疆勞動了整整十二年，老傷加新傷，注定了我將與劇烈的疼痛共度餘生。

有信心和林城人生活一輩子

　　然而，一九六四年的我，沒有任何人生計劃，我以為我將終老在這裡。別人想法子調到縣城、調到省城、甚至回北京。我連想都不必去想。我喜歡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歡他們幹活的瀟灑與帥氣，喜歡他們的晉南小調與戲曲。我想，我能夠和他們在一塊兒廝守一輩子。林城在社教中有許多的批鬥會，還有遊街，最可憐是那些上了年紀的小腳婦女，在街上蹣跚前行，小腳在地上拖出一道道血痕。成分高的家庭受到許多的磨難。他們卻逆來順受，隨人打罵唾棄，只是低頭不語。批鬥之後，照樣下田勞動，照樣幹得飆悍，不落人後。

　　沒有政治運動的林城是美麗的，雖然地裡的活兒相當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斷成了兩截。帶著兩手血泡，坐在女社員家的炕頭兒上，由著裹著小腳的大娘用一根在燭火上燒過的針穿透血泡，擠出血水，再從一個小瓶子裡挖出些油膏塗抹在傷處，我便覺得好多了。於是，我有了閑情有了逸致和村裡的女青年們相處。她們真是好看，在燈下做針線活的時候，她們的溫柔與聰慧更是展露無遺。要出嫁了，她們繡花鞋，靜靜地期盼著將來的幸福。她們不怕辛苦與操勞，只盼望家庭的和美。

　　我也學會了拆洗棉衣、縫縫補補，然後，我學會了做鞋。文革中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一九八三年我從美國到駐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腳上還穿著我做的布鞋，很舊了，卻還很跟腳。外婆笑瞇瞇地說，「新鞋沒有舊鞋舒服。」那時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們，滿心都是感激。

　　老實說，林城的人們待我很厚，也就不到一年吧，他們看我毫無心機地無日無夜地苦幹，再加上一口純正的北京腔，大隊梁書記讓我晚上在廣播站給社員們唸新聞。白天照樣幹活晚上加班唸新聞，不少知青覺得我傻得可以。在農村掃盲運動中我在「掃盲學習班」教課還主動的「送字上門」，婦女們家務繁重，晚上沒法子出門唸書，我就走進她們的家，坐在她們的炕頭上，手把手的教她們，她們對識字這件事的渴望讓我感動不已。 我還教農家少女織毛衣。這種城鄉交流帶來的和樂融融完全超越了階級成份帶來的隔閡，階級鬥爭的風雨也消失在繽紛的色彩之中。那段時間，女知青們的心裡也都充溢著短暫的快樂。

　　一九六六年初，我開始在林城小學教書，有時候還到鄰近的香邑「示範教學」。這種學校要求老師十項全能，因為整個學校只有一位老師，包辦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孩子們的所有課程。學校只在農活不忙的日子開課，農忙時節，老師和孩子們都要下田，老師如果幹活兒不像樣子是無法得到學生尊敬的。這樣一種價值觀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實了許多。外村的親戚來訪，孩子們會驕傲地告訴人家，「咱村的老師是從北京來的！」那時候，我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這裡存活，我可以和鄉間的孩子們廝守一輩子。我樂意在這裡度過一生。我的膚色、我的長相、我的複雜的背景都沒有成為農民與我之間的隔閡。

躲避文革，遠走新疆活下去

　　沉醉在快樂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暫。文革開始了，外婆的家被抄，我父親的照片等等都被紅衛兵拿出去展覽。彭真當年將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鄉的「一纜子計劃」更被視為「陰謀」。紅衛兵們叫囂著，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們揪出來！最早聽到風聲的是勞動模範王德合，我曾經幫他整理過改良玉米品種的實驗報告。這時候他還是縣長，他找到我，要我「遠走高飛」，要我走得「越遠越好」。

　　正在縣裡勘查水力的一位工程師給我提供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新建農三師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經從上海被發配到那裡。人人自危。縣長和工程師都面臨被揪出來的命運。王縣長給我開了「支邊建設」的證明之後，第二天就被勒令靠邊站了。梁書記為我開了戶口證明之後也馬上被剝奪了一切權力。我是在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逃離山西的。大家說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生天再說。你在這裡肯定是第一個靶子，武鬥高潮無理可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甚麼都慢半拍，等到他們那邊弄清你的來龍去脈武鬥高潮興許已經過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後再說。」

　　事實證明，這一切都不是杞人憂天。後來，我在新疆聽說，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紅衛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為他的父親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對於我的離去，知青們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見，也許他們想到新疆就頭皮發麻。鄉親們卻都感覺到文革這股風「不善」，都催我趕快動身。隨身的包袱裡放著大娘們給我烤的鍋盔，我在天寒地凍中上路了。車到大同，我買了車票，回到北京。外婆已經被掃地出門，住在一間小屋裡，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中間一個蜂窩煤爐子，燒飯取暖全靠它。我掏出鍋盔放在爐板上，掏出我為外婆做的一雙新布鞋，雙手捧到老人面前。天性沉著的外婆老淚縱橫，「正是唸書的歲數，卻學著做鞋了。」我笑著跟她說，書是可以自己唸的，甚麼樣的高壓也擋不住我尋找書籍。

　　我的雙手佈滿了老繭，我的雙臂結實有力。我跟外婆說，山西的鄉親們教會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藝，再苦的環境，我也能夠活下去。這時我忽然明白了，今後唯一的人生目標就是活下去，絕不把屍體留在戈壁灘上。

　　一九六七年初的北京是瘋狂的，一片紅海洋，一片打倒與砸爛之聲。我在外婆身邊待了兩天半。外地人來北京三天必須報臨時戶口，我沒有報戶口的路條，我只有一紙「支邊建設」的證明。我必需快快離去，雖然我對外婆的處境十二分擔心。

　　我踏上了西行的列車，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團的生活環境是那樣的殘酷，人際關係是那樣的險惡。我甚至無從想像，在林城的那三年上山下鄉的歲月，竟然是我在中國三十年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歲月。後來，我在暗夜中，曾經那樣刻骨地懷想過林城男女老少親切的笑臉，懷想過在麥香中揮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長時間湮沒了的日子。

（二○○九年九月十一日於美國華府維也納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