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知名劇作家沙葉新在上海這個中國最敏感的城市生活五十餘年，求學成名，見證紅色中國的興衰變遷。這篇寫於北京大慶之際的文章，抒發對當代中國人一個核心價值觀的感受：要不要愛國？也是一篇富於韻味的散文。

● 劇作家沙葉新。

在學校，老師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問一同學什麼意思。他以為「天下興亡」是「天下『姓王』」，便脫口答道：「王是大姓，老師你姓王，我也姓王，我們班很多同學都姓王，是姓王的天下，所以天下姓王。」老師目瞪口呆，又問：「那匹夫有責呢？」他以為是「『皮膚』有責」，便又答道：「天下姓王，皮膚怎麼能不負責呢？老師你想呀，只有我們中國人才有姓王的，中國人是黃種人，是黃皮膚。外國沒姓王的，是白種人，是白皮膚，所以天下姓王，皮膚是有責任的。」老師哭笑不得，對他說：「唉，你呀，不假思索！」他還以為老師讚揚他，越說越來勁：「謝謝，我一點不假，我是真思索。」老師昏倒！

國是什麼？是祖國還是國家？
「天下興亡誰有責？」這在中國是關乎愛國主義的大問題，而中國人一向被認為、也自認為是最最愛國的；不愛國者，是漢奸，是國賊；十惡不赦，狗彘不如。中國長期以來，尤其是近六十年，也是世界上對國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最廣泛、最持久、最不厭其煩、最大張旗鼓的國家；從幼稚園，到敬老院；從中央電視臺黃金頻道的節目，到鄉村小茅房破敗牆壁的標語；從少先隊的「五愛」教育，到全社會的「五講四美三熱愛」的宣傳運動，無一不有神聖的「愛國」的內容。

但「國」是什麼？是「祖國」？是「國家」？是「政府」？是「政黨」？是「政客」？是「領袖」？......教育者從未向被教育者說清楚，也不讓大家清楚，就糊裡糊塗地被代表了。更別說「國」是什麼性質的國了：是民國？是王國？是極權國？是共和國？......也含糊其詞，也一律被代表。

王同學將「天下興亡」誤為「天下姓王」，他把崇高的愛國名言，像是德里達似的後現代地給解構了。這倒也是歪打正著，可以讓每一個單純、善良的愛國者，在熱烈地愛之前應該冷靜地先問一問，問問這個國姓什麼，問問這個天下究竟是誰的天下。如若「天下姓王」之「王」是帝王之「王」，那麼「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匹夫（平民百姓）總是受苦，憑什麼要為帝王的天下承擔興亡之責？憑什麼要愛普天之下的莫非王土？

在我過往的七十年中，在我生活的國之中，經歷過兩次極為慘烈的戰爭，一次是在我童年，交戰雙方是中日；一次是在我少年，交戰雙方是國共。前一次為抵抗日本的侵略，是抗日。後一次是國共兩黨的爭霸，是內戰。兩次戰爭並非都與「天下興亡」有關，「匹夫」並非都應「有責」。

抗日戰爭攸關國家之命運，失敗了，中國人民就要淪為「亡國奴」。這乃大是大非，事關民族存亡，所以當年傳遍全國大地的《義勇軍進行曲》高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因此那時震動校園內外的《畢業歌》呼喚著：「同學們大家起來，要擔負起天下的興亡！」這才是真正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國共爭王打內戰，無關天下興亡
國共之間是內戰，是兩黨爭「王」，再怎麼打，打翻了天，至多是一個黨興，一個黨亡；至多是政權的交替，王朝的更迭。這不是「天下興亡」，只是改姓：是改姓「國」的為王，還是改姓「共」的為王。

國民黨的「國」叫「中華民國」，其實並非民國，它不姓「民」。當時流行的說法是「蔣家天下陳家黨」，信奉的是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正因為專制獨裁，抗日取勝之後，便沖昏頭腦，陷入內戰，更加上嚴重的吏治腐敗，自取滅亡，終於在一九四九年輸給共產黨，龜縮台灣；雖然只剩蕞爾孤島，但仍稱中華民國，其實還是黨國，並非民國。只是在蔣經國去世前，廢除了黨禁，還政於人民，又經過島內的藍綠兩黨的較量和全民的普選，臺灣的民主之花才逐漸開放結果，如今倒很有點「民國」的樣子了。

上一世紀，共產黨創立之後的十年，也有個國，它是在共產國際扶持下，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和前蘇聯的國慶同一天）建立的，叫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在江西瑞金，毛澤東是蘇維埃主席，副主席是項英、張國燾。這個國，姓「蘇」，是外國姓；這個「國」也拿過外國銀子，盧布。可惜國祚短暫，終結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

後來被毛澤東感謝過的日本的侵略，在當時卻也幫了共產黨的大忙，使得共產黨以「七分發展、二分觀望、一分抗日」的「持鬮戰」來和「日寇、蔣幫」一賭勝負，從而發展和壯大了自己的實力，得以再起東山，日後並以人民民主為旗幟，以為人民打江山作號召，打敗了全力抗戰了八年而元氣大傷的國民黨，終於「槍桿子裡出政權」，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九四九年立國伊始，共產黨不乏開明作風，頗有民主氣象，綱領也能共同，政治也能協商，政府也能聯合，選舉也能照章，所作所為，也都像模像樣。

六十年黨天下，匹夫能愛嗎？
可是馬上得天下，並非馬上就能治天下，到後來，一直到如今，已一個甲子，共產黨恐怕是越來越難以逃脫歷代王朝的興亡週期率：「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今已很不像立國之初的那個樣兒了，不是「人民共和」，而是一黨專政了。所有的民主黨派早就有了「跨黨」的中共「地下黨」，文革期間，更加公開，「民主黨派」成了「派黨主民」（派共產黨主宰民主黨派），到如今，君不見，任何機關和單位都有黨的組織，都是黨的領導，無屆弗遠，無孔不入，甚至宗教團體也難以倖免吧？國民黨獨裁時期，尚不能控制所有媒體和所有學校，而今在共產黨的天下，所有報紙都形同黨報，所有學校都類似黨校，連軍隊也早已成了比希特勒的「黨衛軍」還忠誠於黨的「衛黨軍」了！

這樣的國家究竟是誰的天下？早在一九五七年儲安平就說過這是「黨天下」，他說了實話，卻被打成右派，以後生死不知，至今也下落不明。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有七千多萬黨員的共產黨成了「天下的第一大黨「，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也成了世界「第一大的黨天下」。

這樣的黨天下，這樣的國家，匹夫能負其責？匹夫能愛它？須知國家和祖國，內涵雖有交叉，但是區別甚大。

我愛祖國，可以不愛這個國家
國家不同於祖國。國家即政府，政府即國家。國家有龐大的機構，有法院、有軍隊，有監獄，有員警。在專制國家，這些強力機構對人民不是保護，而是鎮壓。國家有眾多的政客和官僚，他們立法執法，管理大家。在極權國家，往往不是法大於權，而是權大於法。
祖國不同於國家。祖國是生我養我之地，是我家族繁衍之所，是我先人入土之家。祖國是黃皮膚，是烏眼珠，是黑頭發。祖國是東海潮，是黃河浪，是長江峽。祖國是甲骨文、是毛筆字、是水墨畫。祖國是中餐菜，是茅台酒，是龍井茶。祖國是《梁祝》的傳說，是《西廂》的劇情，是《西遊》的神話。祖國是春節，是端午，是中秋；是蘭草，是牡丹，是梅花。祖國是軒轅帝，是孔夫子，是普通普通、千千萬萬的你我他。

我無條件的愛我的祖國，但我只能有條件的愛我的國家。我絕不可能不愛我的祖國，但我很有可能不愛我的國家。

祖國不是國務院，不是黨中央；祖國不是八寶山，不是紀念堂；祖國不是共青團，不是太子黨；祖國不是忠字舞，不是閱兵式；祖國不是毛方陣，不是組合畫；祖國不是漂著死魚的湖泊，不是礦難不斷的煤窯，不是壓死汶川無數學生的「豆腐渣」。

祖國和國家真的不一樣：祖國不會拆遷祖屋，國家會推倒房梁。祖國不會竊聽電話，國家會阻你上網。祖國不會拒絕申訴，國家會強行截訪。祖國不會掠奪農夫土地，國家會轉賣給外商。祖國不會阻止自己的兒女出入境，國家會為人民建造「柏林牆」。祖國不會動輒控告百姓有顛覆祖國之罪，國家常常以此來鉗制國民思想。

我多麼想愛我的國家，我也曾真心愛過；可如今要我再說一聲愛，實在很難很難。因為你不那麼神聖，你沒那麼崇高，就如開國之君毛澤東所說，你只是秦始皇和馬克思的雜交，是一個利益集團組成的現代王朝。你秘密很多，你隱私不少，你為何至今不敢公佈官員們的財產，不敢曬曬衙內們的生財之道？六十周年的超豪華國慶，究竟花了多少鈔票？那是黨的錢嗎？不，都是民脂民膏！為了什麼？為了揚威，為了炫耀。說穿了，只是緊閉門窗的卡拉ＯＫ，是飛機大炮下的假面舞蹈。還緊張得對行人盤查搜包，恐懼得禁止商店賣刀。何不乾脆再下一道禁令，全國都不許笑，因為笑裡也會藏刀。如此這般，你還要我為你驕傲，還說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不，我真的要含淚相告，六十年過去了，你何時有過反省？何時下過罪己詔？至少、至少、至少、至少你要認真想一想呀，思考思考：為什麼每個歷史時期，你總是拿好人開刀？就說眼前的胡佳、許志勇，是那麼有愛心、有善舉的好人一個呀，可為什麼要打壓？為什麼要坐牢？他們究竟觸犯了王法的哪一條！

我至今沒選擇放逐和流亡，實在是我對這個國家還心存希望。可我要說，如此下去，國將不國，這樣的天下，我決不負責它的興亡！

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上海善作劇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