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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世界知道真相
在二○○九年十二月一日世界艾滋日記者招待會的發言
今天我來介紹一下中國愛滋病疫情，我所見所聞的真實情況。
遠在一九八二年有專家已發現愛滋病病毒進入中國。一九八四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報導了醫院血庫的存血「被愛滋病病毒污染」；一九八八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醫師孫永德先生發現庫血中存有愛滋病病毒之後，他大力呼籲，但河北省衛生廳，河北省委，直至中央衛生部和國務院等有關部門負責人民生死的父母官們，都置若罔聞，更沒有採取對愛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為了致富，大搞「血漿經濟」。 當局大搞賣血致富不管人民死活
九十年代「採血漿站」像春筍一樣，僅河南一個省，官辦血站二百多個，私辦血站多不勝數。全國三十一個省市，沒有一個空白點，更增加了愛滋病病毒的傳播與蔓延途徑，加上各種離奇的宣傳：「賣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壓」，欺騙無知的農民蜂擁而上，前往血站賣血，把他們推向死亡之路。這個極為龐大的弱勢群體，染上了病程漫長（會拖延十多年）的愛滋病，這些地方的醫騙子很多，弄得他們貧病交集。他們又沒有文化知識，沒有寫作能力，又不會說出道理，真是有苦難言。此時，官員們又使出幾件絕招：將愛滋病列入「保密」範疇，壓制媒體對真實情況曝光，河南省為此開除、驅走了十幾名記者。阻止外來人進入愛滋村、調查瞭解情況、或救助愛滋病病人和孤兒，並打壓敢說真話的人等措施。
因此，全國愛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閉了。十年、二十年過去了，迄今中國大陸的愛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於天下，國內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縣文樓村有愛滋病病人，其實不然，全國還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愛滋疫區。
一九九六年四月七日在一次會診中我發現一個因子宮手術輸血感染愛滋病的病人，她輸的是血庫的血，我敏感地意識到庫血感染的愛滋病病毒，不會只有這一個人，她全家特別是她丈夫沒有感染愛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衛生廳官員的訓斥，他說「就你們大驚小怪，哪有那麼多愛滋病叫你能看見呢？」從此我對以往相信的愛滋病吸毒傳染，性亂傳播的說法產生了質疑。又聽說，中國愛滋病的感染途徑與國外不同，主要來源於「血漿經濟」，而政府官員不敢承擔責任，掩掩蓋蓋，花樣百出，陰一套，陽一套，為了維護個人和集團的利益，保護自己的烏紗帽，不管小民的死活。於是我開始瞭解愛滋病傳播的情況。 我的防艾工作多年受打壓
自一九九六年秋，我開始編寫印刷預防愛滋病的資料。十多年來共印出一百二十萬份，發往全國各地。同時，我又編寫了七冊有關預防愛滋病的書籍，發往各地五十多萬冊，共出版一百多萬冊。這些費用包括郵費和外出的旅差費共花去一百多萬元人民幣。這些費用都是來自我的各項獎金、稿費和我的私人積蓄。我從未接受過任何捐款。我為何不願意接收捐款？因為處境險惡。一九九九年已發現當局對我很不友好。
二○○○年對我進行監視，盯梢和跟蹤，同時監控我的電話。他們禁止我在大學講台上作科普講座，包括愛滋病知識。
二○○一年我開始救助愛滋病病人與孤兒，當局便禁止我接見記者，不叫我下鄉調查愛滋病疫情，不准許我出國領獎。
二○○三年，當局利用騙子把我告上法庭，雖然他敗訴了，但對我仍持反對的態度。
二○○七年，美國為我頒發「生命之音」獎，當局阻擾我前往美國領獎，把我軟禁在家半個月。由於現任國務卿希拉莉女士的努力，中國放行了。他們馬上找我，要我到美國後以高耀潔的名義成立基金會，被我拒絕了。來美國時仍有人監視我，封閉我的消息等，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氣哭了。
在美國住了一個多月，很多人挽留我常住美國，他們說：「為了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國，那裡還有很多愛滋病病人和孤兒，他們需要我，我不忍心離開他們。於是，我又回到家。當局表面上對我很好，不但送我食品，還送我電器。其實不然，他們在我的住房前後安裝了四個監視探頭，並且繼續監控我的電話、電腦和信件。
二○○七年的一天，省政府來了一個大官，他說：「徐書記（河南省委書記）讓你寫一本《河南愛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縣文樓村看看。領導說了、我們組織一個寫作班子，只用你的帶頭、指導、簽名。」
我一聽，其中大有文章，當場拒絕了。三天後他又打個電話，我還是沒有答應寫這樣的書。但我明白了，對我這麼好，其原因就在於想利用我替他們說假話來騙人。
二○○九年二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莉訪華，要求二月二十二日見我，當局表面上同意。二月十九日我到達北京，二十日派一個已從中醫學院退休多年的黨委副書記趙芬莉飛往北京，通過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計我會住在曾金燕家，國保堵住曾家房門，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實我未住曾家。折騰了兩天沒有找到我。
二○○九年三月底，法國駐華大使館一位女士來電話告訴我說：「法國給你發放婦女人權獎」。我說四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領獎，到時我們再說吧。她說好。誰知上海的頒獎會推遲了一個多月，誤了法國方面的時間。 被迫到處躲藏，已經走投無路
五月六日早上，我的電話又被當局切斷。中午有朋友來接我，她說：「你走吧，又要出問題了。」於是中午飯也沒吃，就乘汽車到了北京。三天後我去了廊坊市，半個多月後我又去了四川，六月初去了廣州，六月十二日我住進了廣州郊區的明朗村，此處很偏僻。本來我只想住一段時間，和去年躲奧運會一樣，兩三個月後就可以回家了。同時可以把我手中的三本書稿發給出版社，否則我對不起愛滋病病人和家屬，特別是病死的人。
我進入「防艾、救孤」工作已十三年多！在坎坷的道路上，走啊，走啊。現在走投無路了！官方懸賞五百元給舉報我的人，（舉報其他人賞五十元）。他們想盡辦法攔阻我們進愛滋村。二○○三年三月十四日，我和高燕寧教授，杜聰在愛滋病疫區雙廟村，差一點被抓住。我往貧困疫區寄東西（書籍、衣物）遭到當局途中沒收。生活和行動被限制，電話和電腦被監控，外出被跟蹤盯梢，甚至被軟禁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迫使我的工作無法進展。
六月份，我得知譚作人先生調查四川地震死亡學生的真實人數，他的目的在於幫助弱勢群體呼籲，卻遭到許多阻力與打擊，中國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了他。我與譚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質類似，但我所做的範圍廣，人數多，時間長，影響大。譚先生的前車之鑒，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貪生怕死，我要把愛滋受害者的真實情況整理成書出版，留給後人，做為歷史的一頁，否則我死不瞑目。於是我決定外出。這時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我流的淚有時把枕頭濕透。我已經八十多歲了，在世時日有限，此行明知是埋骨異域。為了將中國愛滋病疫情的真相告知世人，離開自己的國家，我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 非法賣血轉入地下，禁止揭發
近三、四年來，愛滋疫區出現的一些情況，結合本人的遭遇，我明白了，愛滋疫情在農村嚴峻，血站已轉入地下。如今湖北省十堰市鄖縣孫家灣設「單采血漿站」，組織山區上萬名婦女前往賣血，每六百毫升換一百六十八元人民幣（見二○○九年十一月四日《中國青年報》）。還有不少未揭露出來的血站。只要沒人說，外面不知道，官員們才能發大財，也才能保住烏紗帽。為此他們用了五種妙法：
金錢收買送紅包、困難救濟、受災賠償等。
物質誘惑， 贈送食品、用物、傢俱、電器甚至樓房、汽車等。
榮譽拉攏，獎勵、晉升、提拔、黨票等。
給臉色看，壓制、打擊、恐嚇、監控、軟禁，甚至造謠誹謗等。
最後一招，對以上各種方法不能制服者，編造個莫須有的罪名，勞動教養，刑事拘留，甚至關進監獄等。
這五種方法很靈，不少敢說真話的人在誘惑，恐嚇中倒下來了，有的人再不說話了，有些 「能人」一反常態，唱起了讚歌，好一個「太平盛世 歌舞昇平」來掩人耳目。
他們說，愛滋病防治得力，現在，有限的「血禍」疫情已過去了。今後愛滋病以吸毒傳播，性傳播為主要的傳播途徑，賣血發財的官員們，政績顯赫！達到了維護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之目的，管他小民的死活。
幾十年過去了，沒有一個官員對造成大量死亡和感染的「血禍」負責，假如有關人員不為錢權；假如有關部門不這麼麻木不仁；假如有一點民生意識；假如不想盡方法捂蓋子，中國愛滋病不會氾濫到這個地步。 對愛滋病傳播途徑上的看法不同是學術上的爭論，竟被官方看成異己人士，受到迫害，這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事。我相信，救助愛滋病人是一件值得很多人去奉獻的事，在物質上接濟，精神上支持，為了他們更好地生存。這是我的責任。只要一息尚存，我不會放棄。我在此要衷心感謝國際充滿愛心的人士，特別是美國人民對中國遭受愛滋血災表示的同情和支援。謝謝諸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