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樣是為專制社會、共產政權服務，一個是暴政的共同製造者，向權力獻媚的小丑。另一個則是不惜代價的異見人士，自由和良心的巨人。

到過舊金山的人，都會從漁人碼頭看到濃霧之中一點時隱時現的小島，這個被稱為「惡魔島」的海上監獄，曾經監禁過一個被美國海軍次長金布爾稱為抵得上五個師兵力的人，這個人就是素有中國核彈子父之稱的科學家錢學森（編按：錢學森於一九五○年八月三十日被收押於洛杉磯附近的Terminal Island，關了十五天，而非舊金山的惡魔島）。他在中國六十大閱兵後，在九十八歲的高齡上，心臟停止了跳動。這個伴著「新中國」近一個甲子的人物，其對中共政權的貢獻，對中共來說用任何贊譽都不會過。但是他曾經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在大躍進的年代，連續論證畝產超萬斤，為那個瘋狂的時代推波助瀾，造成餓殍遍野，人相食，三千五百萬人在正常年份死於飢餓的人間慘劇，其罪亦不可恕。

毛澤東利用錢學林為他背書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為了與帝國主義一爭高低，十五年趕英超美，發動了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生產運動，工業上全國小高爐遍地開花，砸鍋砸鎖大煉鋼鐵，農業上放高產衛星畝產萬斤。作為知識份子，特別是像錢學森這樣著名的科學家，本應該勸阻毛澤東和中共政權的荒唐行為，但是錢學森反以科學家的身份參與助長這場運動，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他並不僅僅像許多知識份子一樣，為了求得政治上的安全違心地附和，還主動積極地發表文章，進行所謂的科學論證。一九五八年河南遂平縣碴岈山發出小麥畝產三千五百二十斤高產衛星後，他在《人民日報》撰文《糧食畝產會有多少？》，說科學告訴我們，計算太陽每年射到地上陽光，糧食畝產完全有可能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倍。接著又在《中國青年報》和《知識就是力量》雜誌鼓吹平均畝產三點九萬斤的天文數字。當年革命性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就這樣被錢學森以科學給予論證了。當年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對毛澤東說，你是農村出來的，你怎麼會相信畝產萬斤呢？毛說，錢學森都論證了畝產萬斤，哪裡還會有錯。毛如此說，並不是他真的相信了錢的論證，而是很好地利用錢學森為他的運動背書。

　　錢學森其科學主要成就為中共研制核子武器。中國製造原子彈正是大飢荒之年，但是中共完全不顧民不聊生，餓殍遍野，動用全國的財力製造原子彈，由於當時的財政上的困難﹐且倉促上馬，製造核彈的工程人員和解放軍官兵，都因缺少防護，遭受放射襲擊，以及核試區大量的平民遭受核子幅射，一直貽害到下一代。據日本 科學家研究指出，中國一九九六年前的三十二年中在新疆所進行的核試驗，導致十九萬人因癌症死亡，一百四十八萬人遭受核幅射的影響。中國核試驗所留下的禍害，直到 今天還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可以說中國的核彈試爆是「一將功成萬骨枯」。

薩哈羅夫本著良心與蘇共決裂
　　 從錢學森身上，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另一個在專制政權統治下生存的科學家，被稱為蘇聯氫彈之父的薩哈羅夫。由於秉持科學家的良心，他走著一條與錢學森絕然相反的道路。薩哈羅夫在得知試驗基地是由「犯人」修建，這些犯人在一次暴動中被軍隊全部處決的消息後，引起了他內心的強烈震動，他開始思索核子試驗中的人道主義問題。在得知氫彈試驗將導致無數平民死亡時，他打電話給赫魯曉夫，要求暫停試驗，他說這種試驗已變成毫無理由的殺人試驗。試驗照常進行後他悔恨痛哭。在自傳中說：「這件事之後，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決定和我的周圍進行決裂。」

　　一九六四年，也正是中國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年，薩哈羅夫決心公開和他所服務的政權決裂，他聯合了二十四名蘇聯知名的科學家、藝術家給蘇共領導寫信，警告不要為斯大林恢復名譽，另一方面又寫了一篇有關建立民主自由多元社會的文章〈進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識份子的自由〉，送到《紐約時報》發表，引起國際間的轟動。他為此付出了失去優越生活和自由的代價，不但被核子研究所開除，還被克格勃送到高爾基城監禁居住，成為蘇聯第一號公敵。蘇聯另一個異見人士索爾仁尼琴指出，在蘇聯那成堆的腐敗、重私利、毫無原則的知識份子中，薩哈羅夫的出現是「一個奇跡」。薩哈羅夫居禁六年後，被新上任的戈爾巴喬夫接到了克林姆林宮，但是他並沒有感激零涕。他在當選國會議員後，對戈氏新思維提出批評，他說新思維是要延長共產主義的壽命，而共產主義制度則是應該結束的制度。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舉世稱譽
一九七九年蘇軍進入阿富汗時，在全國幾乎一致的愛國主義狂潮中，薩哈羅夫公開出來譴責這是侵略。在薩哈羅夫的眼裡，自由的價值高於民族主義，個體的價值大於國家。薩哈羅夫作為一個科學家，站在人道的立場上，堅持自由的價值，贏得了祖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尊敬。一九七五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人們關注的不是他在核物理領域中的貢獻，而是他崇高的自由精神。諾貝爾委員會這樣評價薩哈羅夫：「不論在俄國還是整個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與和平的人們希望與精神的燈塔。」薩哈羅夫作為一個核科學家而成為「世界的良心」，同樣作為核科學家的錢學森，在良心上是無法和薩哈羅夫相比的。一個是在專制社會中的異見人士，自由和良心的巨人。一個是專制社會中，暴政的共同製造者，一個向權力獻媚的小丑。

　　在專制暴政之下，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不能人人都要求有薩哈羅夫這樣的崇高，但保持沉默應該是最後的道德底線，為了人身安全即使違心地附和，還情有可原，但是像錢學森這樣積極主動地與政權沆瀣一氣，則是罪不可恕。六十年代初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飢荒，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那場瘋狂的大躍進運動，已是殷鑒鑿鑿。劉少奇當年對毛說：餓死怎麼多人，人相食，要上書的！在這個歷史的書冊上，不會沒有錢學森的名字。

錢學森至死沒有交待和懺悔
　　 暴政總是和科學家和文人聯在一起的，因為暴政沒有他們的參與，就會顯得蒼白，顯得力不從心。中國文化有「厚物載德」四字，科學並沒有好壞之分，科學為厚德者所有，就會造福社會，惠澤於民，否則就會禍害社會，草芥人命。我們從錢學森身上看到，一個科學家，如果失去了道德，失去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一旦與暴政同流合污，助紂為虐，擾亂蒼生，當可和魔鬼相媲美。

　　錢學森與中共政權，共同製造了千萬無辜生命的死亡，中共政權從來沒有給中國民眾有過一個交待和懺悔，錢學森對此也同樣熟視無睹，至死都沒有過一絲的不安和悔過，自始自終與中共政權保持高度的一致，及至毛澤東去世後﹐與中共依然亦步亦趨，以「工程控制」理論助中共的「人口控制」，贊同「六四」開槍鎮壓民主運 動。他既無良知，也無謂正義，更沒有自由的理念，這是中國科學界的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相望鄰國的俄羅斯，相望薩哈羅夫，我們中華民族的薩哈羅夫又在哪裡？一個民族只有出現像薩哈羅夫這樣的良心時，一個民族才會閃現出它的希望。

二○○九年十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