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生平幾個疑點
焦國標

● 編者按: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最近逝世,民間對他的人格和風骨評價甚高。本文作者卻有不同看法。


● 晚年的楊憲益愛上打油詩,以此排遣心中的痛苦。

幾年前在頤和園旅遊商店偶遇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翻譯的三卷本《紅樓夢》,便不假思索的買了一部。買誰的書就好比與誰建立了精神交往,所以此後凡遇楊戴二人的資料,我都特別留意。十一月二十三日楊憲益先生去世,網上資料大增,我發現楊戴二人一生有許多暗角有待於打探。試以下列探索,與朋友們分享。

岳母可怖的預言竟然兌現
   最初楊戴在牛津戀愛時,戴母非常反對,說:「如果你嫁給中國人,你會後悔的。要是有了孩子,他們會自殺的。」女兒的經歷證明了母親的先見。戴乃迭可能終生無悔,可她與丈夫後大半生的遭遇豈是「後悔」二字所能囊括,而他們唯一的兒子楊燁卻千真萬確地應驗了外祖母的擔憂,在英國潑汽油自焚而死!

  我們不禁要問,當初戴母何以做出如此可怖的「預言」?戴母很早就隨丈夫(戴父)到中國教書和傳道,對中國並不陌生。戴父在燕京大學教書十多年,後來放棄大學教職,與幾位同道到中國最落後的地方救助窮人。戴乃迭就出生於北京,在燕園度過最初的人生歲月,七歲才返回英國讀書。中國留下了戴乃迭童年的夢幻,嫁與中國人應該說有幾分童話的美麗,可為何母親竟如此「不看好」女兒這樁婚姻?研究當時在華單身傳教士及其子女與中國人通婚的情況非常少。原因可能是:只有在中國生活過的西方人才會真正明白,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西方人究竟相差多遠,進入中國社會呼吸中國文化的空氣究竟有多麼可怕!戴母分明早就感知到這些發自未來的死亡氣息。

  楊憲益牛津畢業時為何放棄到哈佛大學讀研究生而執意回國抗日?楊後來的解釋是不那樣做就會覺得「羞愧」。這話說得輕飄飄,不是操作性的原因。錢學森回國完全由中共居間運作,這在錢去世那幾天的官方媒體上已作為其「光輝人生」的一部分被發掘得一清二楚。楊作為因六四被中共開除的黨員,不可能享受官媒給予錢的那種「哀榮」,所以人們無從得知楊戴當年回國的具體操作過程,誰穿的針,誰引的線,如今世人一概不知。那是楊憲益積極向中共組織靠近,雖未被批准入黨,「但是一種暗契,暗地裡支持的一種關係」(余英時語)。作為中共地下黨的周邊僕從,楊的這些經歷都還留在歷史黑箱裡。

楊憲益捐飛機為何不為人知?
   朝鮮戰爭爆發,當時在南京工作的楊憲益「是個大忙人,沒黑沒白地出席各式各樣的活動和會議,還多次代表南京市政府到火車上慰問回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傷病員」(韓三洲語)。人們都知道豫劇名伶常香玉捐了一架飛機,很少人知道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也捐了一架(且比常捐獻更多),甚至他們的女兒楊熒也是直到半個世紀之後才得知此事。一九九九年,戴乃迭去世,楊熒在清理遺物時竟發現母親身後連一枚戒指都沒有留下。楊家是津門望族,憲益的四叔祖楊士驤曾繼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父親楊毓璋曾任天津中國銀行行長。如此顯赫家族的洋媳婦怎麼可能連一枚戒指都沒有?此時楊憲益才告訴女兒半個世紀前變賣家私捐飛機的陳年舊事。

  他們的訂婚戒指和婆婆送給洋兒媳的金銀首飾、翡翠瑪瑙和各式各樣的藍綠寶石全都變現湊錢了。楊憲益後來說:「這事(捐飛機)我不說,誰也不知道。」楊憲益為何對捐飛機的事長期守口如瓶?是覺得沒什麼可誇耀的,還是原本就是一個迫於形勢不得已的選擇?當時中國社會反美仇美的民族情緒十分濃烈,許多父母為孩子起名「抗美」,我就認識兩位名叫「抗美」的女士。作為南京大學外文系教師的戴乃迭,成為少數滯留大陸的英國人。此時彷彿她就是英美帝國主義魔鬼的化身,備受冷落和歧視。同事、朋友視之如瘟神,有的甚至當著她的面故意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戴乃迭應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變賣金銀細軟捐飛機的。

  今天面對這麼一個邪惡的朝鮮政權,我們不知道捐飛機抗美援朝的楊憲益有何感想?

  另外,當時全國個人捐獻的飛機總共有幾架?常香玉的那架米格十五飛機如今陳列在北京小湯山航空博物館裡,而楊戴所捐飛機的型號是什麼?現在何處?

文革家破人亡之後還要入黨?
   楊憲益長期追隨中共,一九四九年以前是過中共之門而大嚼,國民黨撤離大陸時拒絕接受飛往台灣的機票,抗美援朝時響應號召捐獻飛機,兩次無償捐贈自己收藏的珍貴文物給故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館。即便如此,至文革期間他仍然被打成「特務嫌疑」,坐牢四年。英國學界二十三位著名漢學家聯名致函周恩來,希望瞭解戴乃迭的狀況,信函卻如石沉大海。三個子女雖與之劃清界限,仍然被發配到三個不同的地方。兒子楊燁因母親的外國人身份被北京大學拒之門外,即使帶著紅衛兵來抄自己家也不被信任,受盡凌辱。七十多歲的楊母被罰每天掃大街,在英國的戴母則在對女兒的下落一無所知的絕望中辭世。

  更可恨的是,楊憲益被關四年,出獄時竟被索要四年的伙食費(大約當局認為當年這個捐飛機的人家底尚厚,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尚堪再敲一筆錢)。楊戴出獄後,楊憲益患上精神分裂症(兩年後痊癒),楊燁也出現精神危機,有一天突然宣佈自己不是中國人,只說英文不說中文,也不認楊憲益這個父親。在周恩來過問下,楊燁獲准去英國。走前他把自己的藏書全部焚燒,只留下團員證和毛澤東像。大概不是他覺得這兩樣東西珍貴,而是還需要用以避邪;如果這兩樣東西也毀掉,他就休想出中國。到英國後,楊燁不能見中國人,一見就嚇得失控,不由自主地發抖。楊燁最終徹底崩潰,在耶誕節期間點燃汽油自焚。此時他不再世故,不再顧忌,毛澤東像被他戳滿了洞。他墓碑上的名字是David Green,無關楊姓,無關中國(參見楓晴的文章)。

  見鬼的是,遭遇如此慘烈的楊憲益,竟然文革後繼續要求入黨!一九八六年他終於如願以償,成為中共正式黨員。我們不禁要問,他究竟是怎麼想的?他的行為邏輯是什麼?是他確信自己前大半生的追求是正確的,還是企圖用一個的新錯誤遮蓋以前大半生的瞎眼?

晚年為何愛上打油詩?
   晚年的楊憲益愛上打油詩,其中的一百八十餘首結成《銀翹集》在香港出版。之所以取名《銀翹集》,楊的解釋是「我的打油詩多是火氣發作時寫的,用『銀翹解毒丸』來散火最合適。」有論者說,楊憲益的打油詩有《世說新語》的機智和英國式的幽默,詼諧機趣,自諷自嘲,大俗大雅。我不這麼看。我認為百分之十九點九九九的中國人都有資格寫打油詩,唯楊憲益先生不可寫。如果我是楊,我寧願封筆也絕不寫打油詩。「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可恥的。」對於有楊憲益這樣經歷的知識人,寫打油詩是可恥的。若泉下有知,我想戴母不會認這個寫打油詩的女婿,兒子楊燁將更加不認他這個寫打油詩的父親。

  寫打油詩也是一種文學創作,楊寫打油詩時的心理狀態是怎麼樣的?楊的許多打油詩都隨手送給訪客了。據此,我的判斷是,寫打油詩是楊的一種心理救濟方式。訪客們只顧分享、賞析、討論他的打油詩了,從而避開了談論那些令楊難堪的追隨中共、捐獻飛機、家破人亡、老年入黨等等人生臭棋。在楊這裡,打油詩好比盾牌,將訪客射向他人生的興趣之箭擋開了。如此話語遮罩,不知不覺將有關楊的種種人生臭棋之類的話題轉換成了賓主雙方面對一首新創打油詩的哈哈一笑。

  「我譴責戒嚴部隊屠殺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國人民是殺不絕也嚇不倒的!他們可以將我加在殺害的名單之上,但是他們不能夠殺光我們所有的人!」楊憲益先生人生最大的亮點乃是當六四之際憤怒譴責大屠殺,公開要求退出中共。論者因此將他稱為理想主義者。我也傾向於接受這種說法,但我要補充的是,理想主義是個中性詞,有高招和臭棋之分,楊憲益先生是一個下過不少人生臭棋的理想主義者。楊憲益十九歲赴牛津留學,一待六年,學的是古典文學。象牙塔裡的人一旦關心起政治,很容易有熱情無眼光,就好比老房子起火,不分皂白一頓亂燒。楊憲益當初捨棄牛津哈佛回國效力,誓言「直到中國從她的侵略者手中獲得自由的那一天」,可是至死他也沒有擺脫比侵略者更侵略者的政權加之於他的不自由的夢魘。我想,即便當初日本滅亡了中國,作為抗日志士的楊憲益一家也絕不會比後來他們實際遭遇的更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