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愛滋病被迫遠走他鄉
金 鐘

● 編者按:河南青年醫生王淑平女士九十年代透過專業分析,發現愛滋病由血槳經濟的交叉感染而氾濫,驚動國家衛生部而關閉全國血站,為防艾立下大功。但是她卻遭到打壓,失去工作,被迫離鄉背井赴美求生。王醫生十二月二日在華盛頓DC接受本刊主編訪問,詳談中國愛滋血禍內幕和個人的遭逢。


● 王淑平醫生(右)12月3日在華盛頓DC出席美國國會為高耀潔醫生舉行的聽證會。和本刊主編金鐘留影。

在出版高耀潔醫生《血災:一萬封信》時,我留意到書中第一個向北京反映河南愛滋病是因賣血而傳播並受到打壓,不得不出走國外的「王淑平醫生」。我想,高醫生被迫來到美國,已是有例在先,她們關係如何?這次在華盛頓的傳媒約會中能見到她嗎?

  當看到對華援助協會傳來的嘉賓名單中,果真有王淑平的大名。不出所料,在羅得島大街的酒店初次見面的印象,和廣為人知的高醫生不同,王淑平是中年一代的仍然年富力強的一位中國醫生。由這兩代讀書、工作都在河南而與愛滋病防治結緣的醫務工作者來向美國公眾說明真相,那實在是再好不過的安排。如果,說高耀潔的事蹟更多地顯示了中國老一輩醫師執著的人道主義精神,那麼,王淑平則是代表中國文革後一代知識份子忠於專業操守的務實風格。

親身參與河南採血漿站工作
   在華盛頓匆匆三天,日程很緊。和王醫生的訪問只能安排在深夜,談了約三個小時。

  王淑平一九八三年從河南醫學院畢業,專攻傳染病防治。八六至九一年在河南周口地區防疫站工作,負責輸血後肝炎調查,透過人群和臨床調查乙型肝病的防治。周口地區在豫東中部靠近騾河市,轄九縣一市,人口超過一千萬。她們的調研工作與北京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研究所合作。雙方人員,互通來往,論文發表在《中華病毒學雜誌》,九一年他們的工作已小有名氣,受到業界注意。

  一九九一、九二年間,周口防疫站辦起了「單採血漿站」,是擴大經濟效益的副業。因王淑平專長血液分析,被任命為副站長。採漿站多少人呢?正副站長、醫生、護士、會計共約三十五人,其中醫生僅二人。站長是個軍隊轉業幹部。開張之前,王淑平和一班護士專程去河南空軍的老血站學習取經。

  人的血液分白血球、血漿兩部份,離心機可將二者分開,血漿在上,血球沉在下,若一半對一半。血站只取上面的血漿,血球則加點鹽水輸還給獻血人。一次抽五百CC,還回二百五,故要抽兩次,才夠五百CC血漿。

  因為只要血漿,這樣的抽血站就叫「單採血漿站」。規定一個人一月能抽二次,即賣血漿一千CC。

  想必血漿一定很貴吧?這正是副業有利可圖的原因。王淑平介紹,血漿是製造「白蛋白」「球蛋白」的主要原料,白蛋白給危重病人用,一小瓶一百多元,球蛋白可防治肝炎,價格便宜一些。生產這兩種血製品的廠商,有上海生物製品所、鄭州空軍、石家莊、瀋陽、蘭州、武漢等地的軍隊和地方生物製品所。他們都收購血漿,由銀行貸款,三天兩頭就有銀行的人來坐等交貨付款。除了內需還出口血漿,據醫學科學院的人透露,每年出口的血漿可賺「十八個億」。

  一個血站一天抽血約五百八十人,或六百人,五百CC獻血收入四十五至七十五元不等,一天可抽血三十萬CC,收購價大約每噸血漿(二百萬CC)二十萬元,可進帳六萬元,支付獻血者三萬多元,一個血站一天就可以賺兩萬多元,一年就近一千萬元。但發給員工的一年只有一個紅包,一千多元。血站是縣衛生局的下級,收入不用上繳。到九四年每縣都有一、二個血站,周口地區共十五個。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二○○一至二○○三年全國血液製品用血漿量,每年是二千七百噸、三千噸、三千八百噸,二○○六年為四千噸。而這些血製品銷售收入○二年為二十六億元,○三年為三十二億元。換言之,一噸血漿變成血製品後會值八十多萬元,比從血站收購價高四倍,而賣血者一個月兩次不過收入一百三十元。因此,大陸普遍瞧不起賣血的窮鬼,也把血站人員叫做吸血鬼。

透過丙型肝炎測試發現交叉感染
   王淑平醫生在血站只做了一年。她的工作是抽血前檢查獻血者有無乙型肝炎、肝功能轉氨艦|十是否升高、蛋白夠不夠。

  她在工作中發現,第二次、第三次獻血的人肝功能轉氨臚W升超過四十單位,懷疑是否另有肝病毒?乙型肝炎可經過手口傳染,丙型肝炎病原只有血液才可傳染,但沒有試劑,不能檢測。於是她留下血液樣品,九三年六月去北京醫學院病毒所拿到試劑,一查,果真是丙型肝炎。說明是抽血過程中的「交叉感染」所致,即醫療器具如剪刀共用、分漿室換衣不嚴格、血袋也共用。王淑平即向護士們提出要求,醫具每人分開,但站長不支持。

  丙肝污染與愛滋病有何關係?王淑平醫生說,九十年代初中國沒有愛滋病問題,但九四年已有文章說丙肝的感染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三,交叉感染在各地血站嚴重,而賣血者為多賺些錢,到處串獻不受一月二次的限制。於是她在九三年到北京衛生部疫症司三次,向一位資深防疫專家莊教授反映,莊教授也知道雲南邊界已有二至四成吸毒者是愛滋病帶菌者,這些人如果進入血站,受滋病毒就會如丙肝一樣在中國氾濫開來。

  九四年,王淑平做課題研究,將血站交叉感染情況寄給莊教授,莊教授報告衛生部,引起重視。部裡詢問河南省衛生廳,省裡追血頭。要求報告各站交叉污染情況。王淑平的站長,找到她了。質問她為甚麼要向北京報告,是刁難血站的工作。把她攆出血站,調到周口地區衛生局疫政處做主治醫師。月薪二百多元。疫政處是管各血站的,更有利於王淑平調查血站的全面情況。

  她和副局長五、六人下去檢查,發現各站轉氨議ㄥW過百分之四十,在四十到八十間的獻血者仍在用,他們下令將原有二萬獻血人淘汰只剩下六千人。並向地區專員匯報,專員要開大會防止交叉污染,但血頭抱怨生意不好了,他們要繼續幹。要求成立臨床檢驗中心,但不撥款,成立不了。

  這時,終於在一個血站中查出了一個愛滋病的陽性反應HIV者。遂於周口成立唯一的臨床檢驗中心。北京也支持,九五年召集各血站試驗室主任開會,都承認輸血污染嚴重。

發現愛滋病毒震驚北京曾毅院長
   這個愛滋病毒感染者約三十八歲,太康人。他說在昆明嫖妓一次,又在昆明賣血,染上愛滋病。回河南後,在商丘幾個血站也獻過血。王淑平見他靜脈都是腫的,試劑查證,是陽性反應。

  她給區衛生局長、省衛生廳長反映,要求血站加上檢查愛滋病毒檢測指標,以防愛滋流傳,但不被接受,理由是檢測費用太貴,血站負擔不起。王淑平鍥而不捨,收集各地四百零九份血漿採品,用四家不同試劑做愛滋檢測,結果陽性反應都在百分之十三上下,證實感染嚴重。她立即報告衛生局長,局長當面誇獎她:「為全區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王淑平稟報局長:HIV感染在上蔡、開封,全國還有更厲害的地區,請你向上報告。

  可是,一個月後,她再見局長,詢問上報沒有?局長反問她:到底你做的對不對呀!原來局長同志沒有上報!局長要她提供一個書面報告。一九九五年底,她交了報告。深怕下面的官兒們不可靠,王淑平帶著幾十份血漿標本,去北京找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曾毅(按:曾毅,中國科學院院士、法國俄國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現任國家性病愛滋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學家、世衛腫瘤專家顧問組成員)。但檢測一份要收七百元,她絕無此財力負擔。見曾院長後,獲支持檢測十六份,結果十三份陽性,三份不確定。曾院長為HIV之氾濫相當震驚,連夜即上報衛生部。

  中央緊張了。馬上下令河南追查疫情。地區衛生局找到王淑平的丈夫,丈夫電告在北京的妻子:「你在哪兒呀?趕快回來!」王淑平迅即返回家中,剛到家,衛生廳長來了電話:「王淑平你搞了個大地震呀!你做得好!非常好!這是你的功勞!繼續努力,好好幹!」

  但是,第二天,氣候突然變了。區衛生局領導來家,明白表示「你不能再幹!」可是,省裡還是叫幹,第三天,下來不少專家,向王淑平盤根究底,查問「幹了啥?血樣咋來?」來來回回人不少。最被動的是周口地區衛生局,他們要王淑平將她那份未上報的報告刪去部份內容,王淑平拒絕:「要刪,你們自己刪去!我不刪!」局領導對她抱怨之至:「為甚麼別人不能發現,只有你能發現!按照你的分析,一個血站一天有一千人感染(愛滋病)!要他們關閉血站,那還得了呀!」

衛生部下令關閉全國血漿站!
   局長指責王淑平不經程序送一千多個血樣標本出去,而預防醫學科學院愛滋病防治中心沒有檢測,免去了她的工作。

  但是,九六年二月,國務院衛生部下達紅頭文件,要求全國關閉血漿站。這是對王淑平工作的最大肯定。王淑平說「當時外界可能不清楚,如果沒有曾毅這樣有良心的科學家,這個文件還不知何時下得來?全國又要增加多少愛滋病例。」她的語氣中透露著明顯的無奈感。因為真理抓在小人物手上,很難轉化成巨大的物質力量。

  暴發的血漿站關閉了。正規的血站從此要加測愛滋病指標。回顧九十年代這場血漿大戰,王淑平說,河南估計有四百個血站,關掉了二百七十八個。全國血站可能有一萬個,一個血站的獻血人也以一萬人計,全國獻血者應達一億人。保守估計減半來算,獻血人就有五千萬,以百分之十的感染率算,透過血站感染愛滋病毒者即有五百萬人!此外,輸血感染、血製品感染還無法估計,常用白蛋白的空軍部隊已有發現HIV感染,但沒有人報導。

  全國一九九六年二月開會後,河南省委同年也開了大會,王淑平不被邀請出席,她仍擠進去旁聽了。一位副省長發言承認愛滋病氾濫是血漿站引起。但副省長強調「省內的事,不能向中央捅」。會議下面層層開,到了地區,大為走樣,沒有問責,沒有反省。大發牢騷,說迷信算卦的都有,還有人罵「周口那小子」「北京曾甚麼毅膽真大,與我們對著幹!」「誰也別幹了!都下台!」

流離北京五年,被迫遠走美國
   有一次,王淑平在衛生局,前局長褚某借拆牌子之機,揚起長棍向她頭上打去,邊打邊罵:「砸牌子!不幹了!打愛滋病毒!人不罰神罰!」王淑平高叫,我要報警!褚就衝上來對她又抓又罵,氣極敗壞。最後王淑平向專員投訴,不了了之。

  王淑平在河南待不下去了,只能待在家裡給丈夫做飯。百般無奈之下,她打電話給曾毅教授求助,曾院長答應接她去北京他們醫院試驗室做愛滋病研究,「學習工作」,有飯吃,沒有正規工資。就這樣,九七年到二○○一年在曾院長庇護下過了五年沒有收入的生活。

  一位「長在紅旗下」,對專業卓有貢獻的年輕醫生,竟淪落到如此地步,海外的讀者可能難以想像。王淑平寄住在北京姨媽家,合睡一張不能翻身的窄床。河南家的安定,也因為她揭發愛滋血傳播問題遭到衝擊。專業上,丈夫支持她,但是持續不斷地組織和社會壓力使他受不了,回家就生悶氣、發脾氣。兩人出外散步,也和解無方,解說不清。感情終於逐漸稀釋而淡出。這也是丈夫和女兒留在河南,她不得不出走北京的原因之一。

  一九九五年,王淑平母親去世,回鄉回不去,沒有工作,不讓幹活,在曾院長處也不是長久之計,她只有自覓出路,終於透過網絡找到一份遠在美國的工作:猶他州一個研究機構需要她這樣的血液分析人才。在熟人的協助下,一邊辦理出國護照,申請簽證,一邊補習英文,二○○一年終於隻身來到美國,尋找人生的新機會,那時,她不過四十一歲。

  王淑平告訴我:「我出國已經八年,在美國有了自己滿意的專業工作,完全擺脫了在中國那樣的壓力和煩惱。雖然不做防艾工作,但仍時時關心中國愛滋病的狀況。相信有曾毅、莊教授那樣好多醫學專家,和許多關心民族健康的大夫和社會人士,防治愛滋病的惡性傳染一定會做下去。」

  王淑平在美國適應得很好,重拾專業尊嚴,也找到人生的寄托。她的女兒已來到美國,在亞特蘭大大學畢業。她還收養大哥的兩名兒女,讓她們在美國受教育,雖然負擔不輕,但一家人過得很快樂。

  這就是我知道的一位出生在河南慘烈的大饑荒年代,又為河南愛滋病血災逼走他鄉的中國醫生的故事。大陸傳媒對她也不曾遺忘。知名的《南方週末》二○○五年報導河南愛滋病十週年時,稱王淑平是「第一個發現河南愛滋病傳染的英雄。」

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