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採訪過六四現場的女記者蔡淑芳，去年出版了她的六四回憶錄，生動記錄她的內心苦難，讀來感人而令人沉思。

● 香港記者蔡淑芳有很深六四情結。她參加今年元旦遊行，舉著願與劉曉波共同承擔責任的標語牌。

有一首最讓我感動，關於「六四」的歌曲《歷史的傷口》：

　　「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捂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真理在心中，創痛在胸口。還要忍多久，還要沉默多久？如果熱淚可以洗淨塵埃，如果熱血可以換來自由，讓明天能記得今天的怒吼，讓世界都看到歷史的傷口。」

　　是的，那場血腥的屠殺，不僅是歷史的傷口，也是現實的傷口。二十年之後，這道傷口仍然裸露，沒有包紮，沒有醫治，沒有癒合。這道傷口改變了許多人的一生，包括一位名叫她的香港女記者。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際，蔡淑芳出版了《廣場活碑：一個香港女記者眼中的六四血光》一書，作為對逝者的悼念，對生者的警示，以及對自己二十年心路歷程回顧。

六四採訪回來患上嚴重憂鬱症

　　一九八九年四月，蔡淑芳被她任職的媒體派到北京採訪五四運動。當時她去找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尋求幫助，張婉拒說：「沒什麼好採訪吧！兩地制度不同，互不理解，最好還是不要去。」她並不負責大陸新聞，連普通話都說不好。報社人手不夠，便拉壯丁式地派了這名二十五歲的年輕女記者北上。

　　誰知，剛到北京，八九民運便風起雲湧、如火如荼，蔡淑芳陰差陽錯地成了這一歷史性事件的直擊者和見證者。在北京的一個多月裡，她像戰地記者一樣四處出擊，完成了數十篇新聞報導，有實錄，也有人物的訪談。她六月四日凌晨最後和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親眼目睹了屠殺的過程。

　　回到香港之後，她發現原來的那個世界破碎了，她寫道：「劫後回來，畏光怕人，圈套在廣場大牢的禁絕枷鎖，圍繞在紀念碑上的沉重腳鐐，我成為受驚幽閉的精神囚徒。」她患上了嚴重的憂鬱症，每天要吃大量的安眠藥才能入睡，還經常靠酒精來麻醉自己。「六四」之後一年多，蔡淑芳撰寫了〈黃泉路上獨來獨往〉一文，其中充滿悲痛傷情，充滿自責自虐：「六四那夜，我沒堅持到底。我嘗試過要留守到最後一夜，不跟隨人群逃散。可是當官兵打人時，本能的反應是奔跑，意志無法戰勝自然，命定我要接受那種命不該絕的苦困，那種想死又死不去的折磨。」

從死亡的幽谷中走出來

　　蔡淑芳不是那種因「六四」而出名、而擁有種種可供炫耀的資本的人；相反，她的生命幾乎被「六四」所摧毀，她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受害者。但是，讓人敬重的是，幾經掙扎，她終於從憂傷痛悔中站起來，從死陰的幽谷中走出來，成為一名活躍的人權活動人士和義工。她過著清貧的生活，卻一直默默無聞地、力所能及地幫助六四傷殘者和六四「暴徒」。她一直在回憶，在寫作，在記錄。經過二十年的風雨路，她出版了這本《廣場活碑》。在自序中說：「我能做該做的就是拿當年採訪時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公之於世，把血光映照出來的點點滴滴的血與淚，附帶著個人軟弱無力的夢囈呻吟，結集成活下來作見證的碑文。」這不是一本引人注目的暢銷書。但是，我更看重像《廣場活碑》這樣的由普通人撰寫的「六四史」。

與八歲的兒子談六四

　　六四像一塊碎玻璃一樣扎入蔡淑芳的頭顱裡，永遠也取不出來。在《廣場活碑》中，最讓我震撼的是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寫到的與兒子之間的一段對話。那是紀念「六四」十周年的維園燭光晚會，她帶著八歲的孩子一起參加。在目睹了血淋淋的「六四」屠殺之後，蔡淑芳曾經一度不想要孩子，她看到這個世界最暴虐最殘酷的一面，不敢讓孩子生活在這樣一個醜陋的世界上，後來，孩子還是來到這個世界上，與她一起走這段不容易走的人生路。

　　那天，孩子看到畫冊上有媽媽的照片，便好奇地問：「媽媽，你是出了名的人？」蔡淑芳這才第一次跟八歲的孩子細說當年那夜在廣場上，怎樣面對軍隊開槍，怎樣躲避頭上的流彈，看到有人倒在血泊裡，最後看見坦克駛入廣場。孩子還沒有聽完媽媽的述，就搶白說：「媽，我去拿刀劍機槍來幫你打退他們。」她對孩子說：「他們用的是真槍實彈，還有坦克。」孩子想了想說：「好，我用原子彈去炸死他們。」當下，蔡淑芳心裡更加恐懼不安，對兒子說：「學生手無寸鐵，堅持和平非暴力，絕對不能以暴易暴。」兒子當然不能理解，沒聽進去，繼續不斷地想用更超級、更先進的武器來對付他們，一心想幫媽媽報仇雪恨。

　　這樣的痛苦真該不該讓下一代人繼續背負呢？蔡淑芳寫道：「到兒子長大以後，我再沒有向他提起我的六四傷口，不想讓血腥暴力繼續在他的心靈滋長，而他也不太願意再跟我們一起去參加燭光集會。」是啊，愛與公義，真相與和解，如何才能變成我們的現實？何時才能臨到中國的大地？我們自己已經背起了那道黑暗的閘門，但我們的下一代不應當繼續這樣的命運，他們應當生活在光明之中。

　　在中國大陸，六四依然是一個言論禁區。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海外華人，對「六四」的態度也發生了悄悄的轉變。從對政府血腥鎮壓的無比震悲憤，轉變為目前逐漸的淡忘與麻木。尤其因成功舉辦奧運，大眾對六四的態度越來越曖昧，甚至冒出不少六四鎮壓有理的論調。我們一批海內外基督徒起草的關於「六四」二十周年的聲明，希望以廣告的形式自己出錢在《世界日報》刊登，居然被拒絕，因為他們害怕得罪比我們財大氣粗得多的廣告主。我想，這些人應當讀一讀蔡淑芳的《廣場活碑》，讀一讀蔡淑芳像耶利米那樣徹夜不停的哀歌。

將六四內化到自己生命中

　　蔡淑芳是天安門廣場的倖存者，她活了下來，從此便為死者而活。二十年之後，在那個曾經血流成河的廣場上，黨國魁首們趾高氣揚地舉行閱兵典禮；二十年之後，憤青們不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奮力爭民主爭自由，而是像法西斯分子那樣叫囂「大國崛起」。我們這個怯懦而卑賤的民族，大多數人屈服於權勢與暴力而享受這暫時坐穩了奴隸的境遇。這個世界確實變化太快，但比這個世界的變化更快的是人心，人心比萬物都詭詐。然而，還是有一些人沒有變，他們像堂吉柯德一樣與風車作戰，像西西弗斯一樣推著石頭上山，像摩西一樣執著地從黑暗的埃及走向美好的迦南地，比如劉曉波，比如楊逢時，比如朱耀明。蔡淑芳也是其中的一員，她不是牆倒眾人推當中的那一個，而是疾風來臨時的那一根勁草。蔡淑芳將六四內化到自己生命中。為此，她經受了多少心靈的煎熬與現實生活的催逼啊，還不到五十歲頭髮就已經半白了。她的二十年，絲毫不比那些挈婦將雛、漂泊海外的流亡者們好過，正如蘇曉康在序言中所說：「我們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卻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與天倫之樂。她囚禁自己，不比獄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為每年六四維園燭海裡的一點燭淚。她陪整個民族受難。」是的，香港維園一年一度的燭光晚會，堅持了二十年而始終沒有散去，正是因為有千千萬萬像蔡淑芳這樣的香港人的存在。有這樣一群人，香港不會沉淪；有這樣一群人，中國不會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