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汪暉（1959—），被稱為中國新左派領袖人物，對文革和毛澤東有相當的肯定，主持清華高等研究中心，受到歐美左派的推重，享譽中外。今春出席美國亞洲年會，和學界對話。本文作者丘慧芬博士對汪暉的論點提出質疑，驚動會場，涉及中國現代化一些挑戰性議題，本刊摘要發表（本文題目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 大陸新左派學者汪暉認為儒家和馬克思能解決中國問題。（本刊資料）

　　今年三月二十五到二十八日，全美亞洲學會在費城舉行年度大會。大會的專題講座，今年請來的講者之一，是中國大陸《讀書》雜誌前任編輯，現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哈佛大學東亞學系王德威教授，在汪暉演講前，組織一個圓桌討論會，請四位學者與他對話。這四位分別是：新加坡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文學系教授胡志德 (Ted Huters)，賓州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 Eric Hayot，和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的筆者。

　　對話由王德威簡單介紹後，即由四位學者對汪暉論著提出看法，然後由汪暉回應。在場的聽眾非常多，多半都是學界中人，但是提問的卻很少。五月中，《開放》總編金鐘先生熱心來邀稿，由於時間有限，我只能根據自己當天的發言，略做整理和補充，改寫成這篇中文。最初的英文發言稿，曾由我的啟蒙老師林毓生先生過目，並給予寶貴的意見，謹此致謝。

宋明理學是中國現代化的肇始？

　　需要說明的是，我的對話以他最近出版的專著：《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下稱專著）為中心，重點探討汪暉論述中的核心問題，及他解決這些問題的建議方案，不涉及其他議題。這本「專著」，是汪暉經過長期綜合研究，對於中國通往現代化路徑的一種反思。與西方學界的研究發現相同，汪暉也描繪了中國在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權力擴張時期出現的一個「現代性的危機」。這個危機，導致西方知識系統，特別是科學知識系統，取代了傳統中國知識體系的主導地位，更使中國原有的統合性道德世界觀基礎，也開始鬆動傾頹，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價值觀的危機。

　　在有關「專著」的書評中，論者不清楚汪暉解決危機的方案是什麼，也不明白他為什麼把宋朝當做中國「現代」的起點？這是我先要加以解讀的。汪暉從來沒有確切的說明，他為什麼用宋朝做討論的起點。根據他批評日本學者不能徹底掌握宋朝的「現代」特質來看，他顯然是認為宋朝已經形塑出一個史無先例的宇宙世界觀，所以才視之為現代的起點。

　　我們都知道，宋朝是理學，或是道學發展成形的代表時期，建構了一個將政治，經濟，社會和學術思想，整合在以「天理」為道德原則的宇宙世界觀之中。從宋到清，這個高度統合的道德宇宙觀，只有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才受到致命的挑戰，最終甚至導致傳統價值的解體與整體秩序的崩潰。正是這樣，汪暉才用了「天理世界觀」被「公理（即科學）世界觀」 取代的說法，來暗示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是被外來資本主義強權打斷了原有的歷史軌跡，才不得不面對第一個「現代性的危機」。

　　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已經瞭解到科學在現代化過程之中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中間也有爭議。在「專著」中，汪暉討論了在一九二三年出現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談到論戰如何演變成為西方科學的物質文明， 不可取代中國精神文化的論爭。他舉出認同宋明儒學思想的玄學派學者梁漱溟和張君邁，給「反西方現代性」和「重新發現中國文化的價值與意義」提供了的一個轉機。 汪暉還提到張君邁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幫助解決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問題。有趣的是，他沒有就此進一步的討論，就略去一九二三到一九七八年半個世紀的歷史，直接跳到一九八○年以後的當代中國。

　　他的觀點是，中國在八○年代開始貶抑並且否定毛時代的計畫經濟，一味跟隨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去發展市場經濟，而且只注重現代科技物質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問題。暗示毛澤東死後的中國，「現代性的危機」又再一次的浮現出來。 他反對強勢發展現代科技的看法，接近社會學大師韋伯指出偏重發展「工具理性」，會侵蝕現代化價值意義的警訊。對汪暉而言，現在中國應有的道德面向，已經在腐蝕敗壞。現代科技已經納入政治與經濟權力結構之中，二者在知識領域中佔有了「絕對公理」的霸權地位。

儒家和馬克思能解決中國的困境？

　　汪暉的反思十分重要，但是我卻有相當的保留。我的保留，不是針對有關現代性的一些危機，而是對於他提出解決危機的方案，及其相關論說有根本的質疑。這些質疑可以歸納成三點：一，汪暉對於政治權力具有的腐化本質，缺乏警覺性；二，他將當前中國經濟理解為市場經濟的看法，並不準確；三，他將中國人權重要性予以邊緣化的論述，與他強調現代性應為多元的看法，實相牴觸。

　　先說第一點。汪暉雖然始終未能清楚明說他解決現代性危機的方案是什麼，然而，在一個相當長的注釋裡，他提到類似梁漱溟，張君邁等的道德批判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都有助於重新建構新的合理化的社會建制」。換句話說，他認為這兩種思想，可以克服中國現在的道德敗壞以及權力壟斷的問題。這個建議顯然相當的牽強。事實上儒家思想與馬克思革命理論，在歷史記錄中，從來都沒有發展出一個有效的制度來限制政治權力的專斷與濫用。

　　儒家傳統中對於政治專權的批判，雖然是儒家最可珍貴的遺產， 卻始終沒能突破傳統專制統治的基本格局。究其原因，儒家本身繫纜在天命理論與皇權制度的框架之中，認為天子本人可以通過自身的道德努力成為聖王，進而去施行德治，建立人間完美的秩序。因此，自然就消解了發展出一套有效限權機制的必要性。民間組織支持一些有勇氣的儒家知識份子，通過上書諫諍，促使朝廷落實一些利民措施。這樣的傳統，在現今中國發展的空間，也很難讓人樂觀。

　　正如Pamala Crosley 二○一○年的新書，所強調的一樣，當代中國政府展示的是一個「中央組織異常龐大的新現象（the novelty of a hypertrophied center)」。另外，還得感謝現代的先進武器和電訊溝通技術，讓這個政府比過去所有的中國政府，不但要強大的多， 而且也更具有侵略性。

　　黃亞生二○○八年的歷史研究 Capt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也揭示出中國在釋放中央權力的名義之下，施行的卻是一個黨國權力普遍再度中央集權化的事實。如此看來，儒家的道德批判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都不可能有什麼機會來有效對抗這個中國式的國家巨靈，更不用提任何由個人組織的團體，包括網路虛擬團體——只要一旦被中共當局視為統治的威脅，就會被高壓取締，消聲匿跡。

● 本文作者、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副教授丘慧芬（右）在溫哥華一個論壇上，左為開放雜誌顧問許行先生。（本刊資料）

主權完整和文革浩劫有何關連？

　　汪暉會同意，當今的中國，是一個道德在不斷衰落敗壞的社會。值得一提的是，在「專著」和他去年的英文新書，The End of The Revolution (革命的終結) 之中，汪暉都暗示毛時代的社會主義理想與實踐，具有一種道德質素，至少是從毛「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維護「完整國家主權」的作為上，可以看出來。汪暉不否認毛的政策與實踐，有許多錯誤，但是，他認為毛是在尋找有別於西方的中國現代化方案，是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見英文新書第三章）。汪暉對於毛本人反西方現代性的現代化方案，是明顯認同的。

　　我卻看不出毛澤東為了「新中國」這個烏托邦主義，不斷發動政治動員與各種政治鬥爭，導致成千上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事實，怎麼能被看做是建構一個具有「完整主權」的社會主義中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這樣的主權中國還具有任何的道德性，這個道德，也只能是屬於那些成千上萬的無名死者，而不是屬於毛。因為，毛從根本上，違反了不論是儒家傳統，或是韋伯式概念中都含有的關於政治領袖所必須具備的「責任倫理」。就我看來，從延安整風運動，到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毛的政策與行事，都可以看做是 Michael Polanyi (博藍尼) 所說的「道德逆反」現象，也就是說，代表了政治領袖利用「道德訴求」製造 「不道德」後果的最明顯案例。

　　汪暉肯定毛維護了中國完整主權的看法，顯示出他極端重視國家主權的民族主義立場，這個立場，已優先於他對於道德的考量和關懷。在他的思維中，國家的主權，自然是要比國家的道德重要的多。

　　主權國家的重要性和造成大量無辜死者的中共政策，有什麼必然的相關？ 毛當年與蘇聯決裂， 獲得「完整國家主權」之後所發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是讓中國走到瀕臨崩潰的浩劫邊緣嗎？這樣的「完整主權」有什麼意義？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毛時代的社會建制，包括許多現在還存在的制度，從來就無法限制毛本人，或是中共壟斷一切形式的權力，利用現代科技，全面的控制社會，並企圖掌控自然。

　　第二，汪暉認為造成中國當前所有社會問題的最根本原因，是在於中國不但實施了他假想中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市場經濟，同時又加入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市場體系。不過，他可能完全弄錯了應該被責難的對象是誰。

　　來自黃亞生最近研究經濟史的重要發現顯示，中國的經濟，基本上不能算是市場經濟。這個經濟在八○年代的發展，可以說在「方向上傾向自由（directionally liberal)」，當時，對於廣大的工人和農民，也都帶來了許多的利益。 但是，從九○年代起，經濟的走向開始變得「不自由（illiberal)」。絕對和汪暉說的新自由主義無關，因為九○年代的改變，帶有強勢重商主義的性質，基本目的在為國家製造財富，結果就嚴重損害了工人和農民的利益。

　　我同意汪暉對於現今中國社會有許多弊病的批評。許多其他的中國知識份子，例如：何清漣、劉曉波、徐友漁、高耀潔和秦暉等，也有同樣的批評。但是，這些弊病，是中國加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果嗎？與中國內在的政治制度有沒有關係呢？這個制度早在中國加入WTO之前，不就已經存在了嗎？

空談社會民主回避現實人權問題

　　第三，汪暉在其英文著作中，主張實行社會民主來解決現代性的危機。然而，在「專著」中，他卻將五四時代知識份子在民主旗幟底下，呼籲「保護人權」的訴求予以邊緣化。同時，他也對中共歷史上有關政治體制民主化的改革要求，都一概略去不談。顯示汪暉在中國現代化問題上，傾向刪去「多元」的選項，因此，也讓我覺得他提出社會民主的主張，沒有什麼真正的說服力。

　　另外，汪暉完全沒有回答張君邁的那種溫和社會主義，為什麼從來沒有在毛澤東時代或是當今的中國實現過？他忽略的一個歷史事實是：當今所有發展成型的社會民主國家，都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成員。它們多數都有了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也都建立了保障公民基本人權的法治 （rule of law)，而不會把法律當做是監管人民的法制（rule by law)。

　　最近的研究發現法律正是中國城市工人和公民，逐漸用來爭取他們的憲法權利的理據，雖然他們抗爭成功的機率，實在是非常之少。因此，在我看來，問題在於，在沒有建立起能夠保障中國憲法所列的基本人權的法治機制之前，我們能否有效的討論社會民主？

　　民主，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是，在一個擁有壟斷武力，並且可以全面控制傳媒的列寧式黨國統治下的「民主」，能夠保護上面說的那些人權嗎？ 或者，當以國家主權為名義而興起的民粹式「民主」，開始來控制社會的時候，不管這種「多數」民主是以自發的，或是受到操控的形式出現，我們難道能夠相信這種「民主」會保障基本的人權嗎？

　　在今日中國的許多知識份子，早就表達過類似上面所說的同樣關懷。最近的例子包括劉曉波和許多簽署○八憲章的人，以及像朱久虎與高智晟等，那些幫助底層弱勢民眾爭取權益的維權律師們。或許可以說這些知識份子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不過，他們與汪暉筆下尖銳批評的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並沒有什麼共同之處。他們很多人早就開始批評中國社會的不公不義與猖獗的腐化和沈淪的道德。與汪暉不同的是，他們都認為沒有憲政民主，社會民主不可能真正的落實，也不可能成為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在他們堅持奮鬥的艱辛之中，很多人都曾遭受迫害，甚至入獄，消聲失語。

　　汪暉回避社會民主在今天中國的現實問題。我對他提出用當代儒家思想和馬克思理論解決中國「現代性」危機的方法，只能繼續存疑，因為那是一條沒有生機的「出路」。

推崇儒家為政權辯護的權變之道

　　汪暉對我發言的回應，有兩個重點：一，是強調他是根據後殖民地的理論架構來討論毛與國家主權的關係；二，是認為我未從中國歷史的脈絡來討論民主，而且，西方民主已經有很大的危機，隱含之意應該是，這種民主不值得做為他山之石。

　　因為時間關係，我的回應，著重在民主的部份，我提醒汪暉，就是因為我特別重視中國歷史的脈絡，才會用儒家的抗議傳統，和中國傳統社會的民間組織來做為對話的一個切入點。我指出，汪暉在「專著」中提到宋代儒家反對專制的看法，可是，他完全不談這些儒者是如何的抵制皇權。我推薦在場的學者，去閱讀余英時先生二○○三年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因為，這部書對於有宋一代的理學大儒，在如何努力的去限制君王的專斷濫權方面，做了細緻精彩的解說與分析。這部書揭示了宋代儒學傳統內部最具有典範意義的代表言說與行動。相形之下，汪暉雖然論及宋儒的反對專制，但是，他著墨最多的卻是儒家隨著時勢的變化，所發展出來為政權提供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權宜之道。可是，「權變」在儒學傳統的價值位階上，是不能超越「義理」原則的。汪暉明顯偏重權宜之道的闡述，使他論及宋儒反對專制的部份，顯得格外蒼白無力。他選擇這樣不平衡的論述策略，不但窄化了儒學在宋代為它本身開展出的理學歷史脈絡，尤甚者，更讓他提出用儒學思想中的道德批判來化解「現代性的危機」，流為空洞的形式。儘管我們知道儒學的抗議傳統，無法改變專制的基本政體，但是，它建立的道統生命，自有其終極的超越價值，不是權宜的妥協之道可以解構替代的。

　　為了進一步釐清我如何從中國歷史的脈絡來談論專制與民主的問題，我再次引用上文提到 Pamala Crossley 那本書中的一些重要資料，以資佐證。 Crossley 書中，涉及清朝和當代中國政府人員與經費數目的部份，特別標明，清朝政府官員數目從未超過二萬三千人，現中國政府人員卻已近一千一百萬人。即以領土疆域論，二者沒有大的落差，當代中國的行政人員，比起清朝來，卻多出四百三十五倍；以人口論，現比晚清，卻只多出三倍。換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說，當代中國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空間距離，比起晚清時期，要縮小了大約一百五十倍。這個數據，再次說明，為什麼我會對於今天中國民間組織的存活空間，並不樂觀。

基本人權是現代文明存否的標誌

　　接著， 我也強調，西方民主有危機，是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事實。然而，當我每次批評西方，特別是美國民主的時候， 卻總是會想到，李文和在一九九九年，被中情局指控偷竊國家核子武器機密資料的案件。經過美國政府調查之後，法院撤銷了五十八項指控他的罪名，他本人也承認不當處理機密資料的惟一罪名。有趣的是，出獄之後，他仍然說美國是他的國家，要繼續做美國的公民。此外，我也看到一個非裔美國人的奧巴馬，因為他的族群，不斷努力的去改變他們備受歧視的身份地位，才能使後來的他，有機會被選為美國總統。 不管這個美國民主有多大的危機，從法治之下基本人權受到保障的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制度必定是有一些長處和優點吧！

　　當天與汪暉的對話，就在這樣的互動回應中劃上句點。然而，不論汪暉如何看待西方民主，他恐怕不應該忘記，他所推崇的社會民主，也是一種「西方」的民主。近年來，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個人化現象有重要貢獻的閻雲翔，在他二○○九年的新書中 ，也清楚的指出，西歐的社會福利國家，早就將法治與人權，視為生活中的理所當然。 他書中的理論概念，明顯受到兩位當代德國知名學者 Ulrich Beck and Elisabeth Beck-Gemsheim 的影響。 因為這兩位學者是研究當代西方現代性危機的專家，又是生活在有社會民主的德國，讓我引用他們二○○二年英文書中的一點看法來結束這篇文章。在討論化解西方現代性危機的時候，這兩位學者毫不猶疑的斷言，憲政民主法治與基本人權，是保障現代公民社會的終極基礎。對他們來說，人類的現代「文明是會繼續，或是會終結」，最後必也 「將取決於基本人權是得到發展，或是受到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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