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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拍片的自由之風
● 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一批自由派影視工作者，突破官方體制，從地下到公開、上網，掀起一股獨立製片運動，受到民眾和國際的讚許。
在過去二十年，中國掀起了一場新紀錄運動，視像攝錄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它不再是昂貴及被專業拍攝者壟斷的活動。攝錄的、被攝錄的、觀看的、以至受視頻錄像影響的人和事都越來越多。透過形形色色的錄像作品，人們尋回一些被隱藏歪曲的歷史面貌，及看到中國官方媒體以外的社會現象、人生百態，它幫助民眾了解中國國情，啟迪思考，也成了反抗強權、爭取公義的有效工具。 六四事件之後獨立電影興起 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的中國社會，雖然政治氣氛一片肅殺，但仍有一批性格反叛及富開拓精神的電影工作者，敢於突破官方的體制規範，另闢途徑，尋找自由空間。他們有些專拍紀錄片，或劇情片，有些兩種片種皆拍（如張元、賈樟柯等），使當時仍受到官方牢牢控制的中國電影行業，冒起了一批起初被名為地下電影，後來又稱為獨立電影的錄像作品。 有研究者形容在八十年代後期曾任職電視台記者、編輯和戲劇製作人的吳文光，對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意義，相當於崔健之於中國的搖滾樂。他在一九八八至九○年攝製的《流浪北京》，拍下了五名浪跡北京的藝術家（張慈、高波、張大力、張夏平、牟森）的生活，表達的內容和手法，完全打破官方慣用的模式，被視為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先鋒之作。此片在九一年參加了多個電影節，包括香港國際電影節、倫敦國際電影節，美國夏威夷國際電影節等，中國的獨立紀錄片開始在海外嶄露頭角。吳文光其後又攝製了《一九六六，我的紅衛兵時代》，訪問了五位曾經是紅衛兵的人物（劉龍江、胡曉光、徐友漁、黃玲、田壯壯），獲得一九九三年日本山形國際電影節的小川紳介獎。 與吳文光同期的獨立紀錄片攝製人，如段錦川、郝智強、張元、蔣樾、時間、王子軍等，工作或所受的專業教育與電影有關。這群先鋒人物在一九九一年六月曾在北京成立「結構．浪潮．青年．電影小組」，並在高校內舉辦過較大型的「北京新紀錄片作品研討會」，為中國的紀錄片製作注入新動力。這期間，香港及海外熱心的同業提供了不少支援和國際交流機會，但專制的中共官僚很快就對這股自由風氣加以排斥，採取了多次封殺行動。 較觸目的事件發生在一九九二年，時任中央電視台專題組的時間（人名），由一九八八年起，時間以四年攝製了一輯環繞天安門為話題的紀錄片《天安門》，雖然這作品是體制內的製作，卻因題材敏感，被當局認為「調子太灰」，下令禁播。時間於是擅自將此作品拿到香港電影節放映，央視獲悉後即以版權為由，力阻《天安門》在香港放映，時間亦因而受到調職處分。到了一九九四年，中國廣電部下發通知，就王小帥、何建軍等一批年青導演帶同未經當局審批的電影參加鹿特丹電影節而予以處罰。香港電影節在九四及九五年因放映多部大陸的獨立電影，與廣電部官僚鬧得不歡而散，中共當局連續兩年杯葛香港電影節，抽起已公佈參展的中國電影。 一九八九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張元，是這期間著名的叛逆人物。他畢業後沒有加入影視單位，自籌資金拍攝了兩部劇情片：《媽媽》和《北京雜種》，反映當時中國年青一代的生活面貌，在海外的影展得到不少獎項。這兩部作品自然無法在大陸公映，廣播局還對他頒下禁令，使他不能受僱於國營的影視單位工作。但張元我行我素，自尋出路，先後與段錦川完成以天安門為題的紀錄片《廣場》，及為崔健拍攝音樂短片《最後一槍》和《一塊紅布》等。中共對張元的打壓反而令他在海外的聲名大噪，工作機會接踵而來。直到一九九八年，中共才解除對張元的禁令。那時中國的經濟已進一步市場化發展，外資的湧入，經濟體制的鬆綁，民眾有了更多的工作選擇，官方對個人和企業的制肘亦相對以往減弱，對獨立電影人的禁令再難以發揮威懾作用。 小型數碼機普及拍片活躍 二○○○年前後，小型數碼錄像機開始普及，價錢相宜，令攝製成本大大降低，加上經濟發展促使更多酒吧、書店、俱樂部及小資生活模式應運而生，影片的放映機會和渠道大增，獨立電影可半公開放映，不再局限於私人場所和學校內，因而吸引更多人參與攝製紀錄片的行列，拍攝的題材更趨廣泛。較受關注的攝錄對象，大致有以下幾個類別── 一、城市邊緣人或弱勢群體：如民工、拾荒者、上訪者、拆遷戶、性工作者、同性戀者等，作品有杜海濱的《鐵路沿線》、英未未的《盒子》、趙大勇的《南京路》、趙亮的《上訪》等。 二、農民：作品有陳為軍的《好死不如懶活著》，反映河南愛滋病問題、胡嗎個的《三個留守青年》，反映湖北山區留守農民的困境、叢峰的《馬大夫的診所》等，描述在甘肅貧困縣的生活狀態。 三、兒童及學生：作品有張以慶的《幼兒園》、周浩的《高三》、陳為軍的《請投我一票》等。 四、個別行業的工作者：作品有潘惠琪的《偵探》（私家偵探）、郭熙志的《喉舌》（新聞工作者）、杜海濱的《人面桃花》（男反串女的表演者）、周浩的《冬月》（河南村幹部）等。 五、天災人禍：作品有王利波的《掩埋》（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預報問題）、徐辛的《克拉瑪依》（一九九四年燒死近三百學童的克拉瑪依大火）、艾曉明的《我們的娃娃》（二○○八年的汶川地震）、陳富和沈世平的《三峽別哭》（九十年代開展三峽工程以來對環境和民生的影響）等。 六、個人及家庭經歷：作品有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王兵的《和鳳鳴》、林鑫的《三里洞》、彭小蓮的《紅日風暴》、張天輝的《再見北京》等。 此外，二○○○年以後，有多名學者及文化人持續舉辦放映和交流活動，包括廣州的歐寧、鄧啟耀、北京的朱日坤、張獻民、栗憲庭及今年初英年早逝的雲南學者楊昆等，皆被視為中國獨立電影的重要推手。目前中國三個與獨立電影有關的大型民間活動得力於他們的熱心推動，持續至今── 一、雲之南紀錄影像展：二○○三年在雲南昆明創辦，每兩年舉行一次。 二、中國紀錄片交流周：二○○三年在北京創辦，每年春夏之交舉行，六年來共放映近三百部影片。 三、北京獨立電影展：二○○六年起由栗憲庭電影基金會主辦，原稱北京獨立電影論壇，二○○九年改為現時的名稱，每年秋季在北京市郊的宋莊舉辦。 四、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二○○三年在南京創辦，每年五月舉行。 總體而言，二千年來的民間放映活動遇到的阻力較前十年為少，但要放映題材嚴重犯禁的影片，依然會觸動中共官僚的神經。例如二○○五年的第二屆北京（中國）同性戀電影節，原定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舉行，最後由於校方禁映，被迫遷往一個舊工廠區的影樓舉行。而二○○七年的第三屆雲之南紀錄影像展，因胡杰的《我雖死去》入選而遭到當局干預，被迫公開宣佈停展，低調改往大理舉行。 視頻錄像傳播如魚得水 二○○五年是中國錄像發展的另一個關鍵年，由美國人創辦的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正式面世，它仿如一支強心針，令錄像傳播如魚得水，大陸自行研發的視頻網站土豆網、優酷網等亦陸續搶灘登場。近年手機的錄像功能日漸方便易用，使人人皆為攝錄者的年代終於來臨，這對活在訊息不流通的國度，及經常申訴無門的大陸民眾來說，尤為重要，不用依賴媒體人，也可自行把他們受壓迫的實況傳播開去。官僚和惡棍的罪行、醜行在鏡頭下更無所遁形。 一段視頻促使一名幹部受罰最經典事例，要算是二○○八年的林嘉祥調戲少女事件。時任深圳海事局黨組書記的林嘉祥在一家酒樓晚宴喝酒後上廁，途中遇著一名十一歲的少女。少女指林嘉祥強行將她拉入洗手間，意圖不軌，少女掙脫後跑回酒樓大廳告知父母，林嘉祥追至，雙方爭執，林嘉祥的態度極為惡劣，口出狂言：「我就是幹了，怎麼樣？......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敢跟我鬥，看我怎麼收拾你們。」這番狂言短片上網後，立即激起民憤。最後林嘉祥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你們這些人算個屁！」也頓成網上熱話，並因此產生一個流行詞「屁民」，意指官方眼中的老百姓。 此外，近年多宗轟動一時的群眾事件，如湖北石首事件、貴州甕安俯臥撐事件、新疆五七騷亂等，不少網民都第一時間把現場畫面向外界傳送。中共當局察覺視頻網站的威力，在二○○九年初便全面封鎖YouTube，並不准大陸的視頻網站上載「犯禁」影片。但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網民運用各種翻牆技術，及轉用其他海外視頻網站傳播錄像，繼續與專制政權拼勁博奕。 胡杰和艾曉明的紀錄片 過往十年，胡杰和艾曉明是最早觸及中共重大政治禁忌的兩名攝錄者，他們清楚自己的作品在民間影展放映，會招來麻煩，所以轉向知識份子群體內低調傳播，但依然引起社會廣泛回響，再次證明「有麝自然香」，而越要隱瞞的事情，越多人想知道。胡杰在二○○四年推出的《尋找林昭的靈魂》、二○○六年的《我雖死去》、以及今年初完成的《我的母親王佩英》，同是述受中共政權迫害至死的受難人經歷，不少大陸年青人看後都有所觸動，驚訝祖國有過這樣的歷史。 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自二○○五年開始親自拿起攝錄機，走進多宗維權事件的現場直擊報導，並透過學術講座，到處宣講，把維權行動與錄像攝製積極配合起來。她的行徑惹來中共官方高度警戒，多次阻止她出境前往香港參加學術活動，及干預她在北京高校的放映活動，今年初她申請往法國巴黎領取西蒙?德波娃女權獎，亦無法成行。 然而，中國新紀錄運動的征途依然人潮不斷，有志者無懼狹逢逆境，努力尋找一片天。近期還有藝術界名人艾未未和更多熱心的錄像愛好者加入此行列，借助錄像為兵器，對付社會各式各樣的暴力行為。艾未未的作品《老媽蹄花》、《三花》、《馮正虎回家》、關於楊佳案的《一個孤僻的人》和《王靜梅》，迅速在網上熱播熱論，可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句老話精準實在，以為愚民政策可鞏固江山的專制政權，何時才會領悟箇中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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