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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何錯之有？
● 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在文革初被一群小女生活活打死的事件中，宋彬彬成為被毛利用來發動大規模暴力運動的棋子，迄今不覺悟，又被一些人利用來維護紅衛兵的名聲和掩蓋毛的罪行。
文革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在文革研究中，一個熱點話題：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毆打致死的事件——至今還在爭論不休，尤其在網絡上。 爭論雙方是：以王友琴（原北大師大女附中學生，現芝加哥大學高級講師）為代表的一方，堅決譴責文革暴行和紅衛兵的罪責；以宋彬彬（原北大師大女附中學生、紅衛兵頭頭）為代表的另一方，指責王友琴對打死卞仲耘的八五事件的描述不真實，卞之死與紅衛兵無關，宋彬彬因此蒙受四十年冤屈。同情和支持宋的，包括若干前紅衛兵人士。今年北京網刊《記憶》四十七期製作《北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以五萬字篇幅反映他們的意見。
由我主持的開放雜誌和開放出版社，六年前出版王友琴的名著《文革受難者》，還發表過多篇有關紅八月和卞仲耘事件的文章，包括美國檢察官哈里斯的「北京之行」和最近八月號記者張敏的文章。張敏是女附中學生，是文革初期該校紅衛兵運動的見證者，文章提供了卞仲耘之死的實況，批駁了宋彬彬一派的幾個觀點。本刊也於兩年前發表北京姚監復先生提供的一份八百五十七人名單，這些市民在北京銀行中六十年代的存款，至一九八五年仍無人認領。姚先生指出這都是文革紅八月中被紅衛兵打死者的存摺，因為《北京日報》發表的數字是紅衛兵在紅八月中在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一、卞仲耘事件的特別含義 文革中發生的虐待、殘害與殺戮事件及其死者，可謂千千萬萬，但卞仲耘血案最具典型性。第一，文革從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整肅模式蛻變成一場全民的暴力恐怖運動，紅衛兵的出現是一個信號與標誌。紅衛兵成為掃四舊濫施暴力的主力，讓暴力施展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卞仲耘作為死於紅衛兵運動的第一個教師，揭示文革的反動性質。其次，血案的殘暴程度，已超越人們的想像——一群十多歲的花季少女將無辜的女校長活活打死，而且沒有受到任何譴責。這既沒有絲毫反權威的革命意味，也不是一般的鬥毆施暴，而是二十世紀野蠻的極致。第三，由於血案的參與者宋彬彬，其後作為紅衛兵的代表，光榮地登上天安門城樓向毛澤東敬獻紅衛兵袖章，使事件直接和文革的統帥和獨裁者掛鈎。因而，卞案便已不是一個局部的偶發事件，而成為一個有全國影響力的嚴重事件。宋彬彬——代表紅衛兵、代表女附中，也成了毛直接支持的文革暴力的代表。 因此，卞仲耘之死的含義超越了一般暴力犯罪的性質，具有特定的歷史和政治意義。真切而深入地記錄和解剖這個事件，是文革研究的必由之選，也是研究毛澤東極權主義（包括其內涵與外延）的重要個案。 對於卞仲耘事件中血統論的影響，據《記憶》網所示，爭論雙方都以否定的口吻提及血統論，肯定譚力夫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校園中的廣泛傳播，加劇了當時在學生中的敵對氣氛。女附中「紅五類」原只佔少數（紅黑之外還有灰色類），但是得到上面的支持，而且還有不少中央頂級高幹子女在內，她們對少數劃為「黑五類」子女的歧視與迫害，在血統論的旗幟下便更為放肆。在中央文革控制的宣傳工具對走資派、帝修反的瘋狂攻擊下，被鬥的學校領導也一律被視為「黑幫」，使得無知的少男少女，個個恨之入骨，「亟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因此，譚力夫等將中共階級政策上升為赤裸裸的血統論，實是促成北京紅八月恐怖並流毒全國的一副劇毒劑。 但是，宋彬彬等人在卞仲耘事件的表述中，對此都只是一筆帶過，對八五之前，血統論在校中的流傳，她們學生領袖的責任全無提及，宋本人敘及其身世時，更是痛訴當她父親宋任窮也打成黑幫後的遭遇（曾被軟禁瀋陽）。其他人回憶女附中八五事件時稱，記得有幾個軍隊高幹子女打人最兇，也不敢點名。 下列二例，可以看出何以時至今日討論卞案，對血統論缺乏反省。因為血統論不僅是四十年前他們作惡的觀念激素，也是他們迄今得以飛黃騰達、權利雙吃的最珍貴的資本。 其一，鼓吹血統論對聯的譚力夫（後改名譚斌）。一九四二年出身於延安。一九六二年入讀北京工業大學無線電子系。文革前其父為最高檢察院副院長，譚六六年入黨，八月十二日、二十日發表文章與演講大力推崇血統論對聯，其時紅衛兵運動達到高潮，三十萬紅衛兵上街破四舊，抄家、打死人每天達一、二百人。毛在十八日，三十一日兩次大規模檢閱紅衛兵。當文革打擊目標擴大到大批高層幹部時，高幹子弟便組織聯動來對抗。中共高層乃於十二月逮捕譚立夫及聯動份子。譚六九年送軍墾農場勞動，七○年參軍入伍。文革後，八七年以副軍級大校銜任職武警副政委、康華人事部總經理，九四年調國家圖書館黨委書記兼第一副館長，九七年任故宮博物院黨委書記兼第一副院長。○三年退休。嚴家祺八五年出版文革史，譚聞訊書中有點其名，竟致函胡耀邦，迫使作者刪改，阻撓此書發行，並獲得成功（見該書1989年修訂版，無提及譚力夫與血統論）。 其二，女附中初二學生李東東。父親李莊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李東東是紅五類，她參加了八月四日初二班對本班「黑五類」同學的暴力鬥爭。但今日她的文章與簡歷中都沒有文革女附中的記載。她一九七五年入黨，當過五年兵，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畢業，任職多份報刊，二○○二年任寧夏區委宣傳部長。二○○六年任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至今，主管全國新聞立法與新聞報刊。多次談新聞出版時，都強調任何時候不許改變正確的「輿論導向」，要「正面宣傳為主」、「嚴厲打擊互聯網出現的有害信息」。 這兩位紅八月忠黨人物，憑什麼成為中國文化珍藏和全國新聞出版大權的掌門人？可想而知。
三、宋彬彬的責任 在關於卞仲耘之死的爭論中，宋彬彬一直是一個焦點人物。宋彬彬一九四七年出生於北京，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文革初期，她是師大女附中高三學生，十九歲。在女附中已算大姐大，在該校的鄧小平之女鄧榕十七歲，劉少奇之女劉亭亭十四歲。因此，她才有資格接着聶元梓大字報後的第二天在女附中貼出第一張大字報攻擊校領導；在工作組進駐女附中後成立師生代表會，她是副主席之一；在胡啟立工作組向鄧小平家匯報時，她隨同前往……這樣的學生領袖，在當時北京至少也有數十位吧。為甚麼宋彬彬家喻戶曉？ 眾所週知：因為八一八毛檢閱百萬紅衛兵，是她在天安門城樓向毛獻紅衛兵袖章，毛問她姓名，她說宋彬彬，毛說「要武嘛！」從此，宋要武的大名透過報導傳遍如火如荼「造反」的全中國。而當時又正是紅衛兵當道，到處打砸殺人的時期，自然，宋也就成為那股暴力狂潮的一個標誌、一個符號。宋在二○○四年的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裡表示她並不情願這份光榮，但是廣大青年已視她為偶像，而民間則視她為惡神。她自己透露，當她六九年逃出軟禁去內蒙插隊，當地人聽說是「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宋要武來了，而不敢接受她。這以後包括文革後及留學美國期間，她對一直背負着「要武」的紅衛兵暴徒惡名，深感委屈。她不明白歷史在安排她的命運。 她在卡瑪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在《記憶》的馮敬蘭訪談中，都強調：我「從來沒有參加和組織過任何打人、抄家、鬥同學等暴力或過激行動」，還說從來沒有用過「宋要武」這個名，是那時光明日報記者給她安上的。而她的同學、朋友葉維麗還特地寫一篇文章為她辯護，題目叫「好的故事不是好的歷史」，也是說宋要武這個傳說，編得好聽，卻不符合歷史事實。並以此責難王友琴：為甚麼給宋彬彬戴上莫須有的「紅衛兵負責人」帽子？ 同時，宋彬彬訴說起到處遭到的歧視，甚至在美國控告一個女學者漢寧和出版社，得到公開道歉（對老外當然容易做到），而女附中建校百年，她獲得傑出校友稱號，她把給毛獻紅衛兵袖章的著名照片在會上展覽出來。 打死卞仲耘與紅衛兵無關——這是宋彬彬、葉維麗等支持者的一個關鍵論點。在《記憶》專號上她們一致描述是，八月五日前後，學校是混亂的無政府狀態，沒有紅衛兵組織。宋彬彬說，紅衛兵組織是八一八（毛檢閱之日）之前「一哄而起」的。又說沒有人說得清是甚麼時候成立的…… 這些辯詞顯然是強詞奪理。王友琴的書和張敏最近的文章，已經清楚的提出見證。至少七月底已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毛公開支持紅衛兵雖是八月一日，但清華附中紅衛兵早在六月初已成立，北大更在六月十八日搞了一場對黑幫拳打腳踢的批鬥大會，女附中也在六月廿一日召開批鬥卞仲耘大會，用木槍把卞捅倒在地，以至嘔吐。宋是學生組織負責人。 當時局面的混亂，並不能為女附中、宋彬彬卷入紅衛兵狂潮遮醜。正如張敏所說，那時紅五類就是紅衛兵，她們可以為所欲為。毒打卞仲耘等校領導人的女生沒有帶紅衛兵袖章，這正是紅衛兵無法無天的行為特徵。實際上，和卞仲耘一道挨鬥的梅樹民教導主任等，那天上午就得到學校革委會的通知，下午要開會「鬥爭」他們。宋回憶她們幾人待在原工作組的辦公室聊天，有同學來報告打人，她們就下去看看，勸說兩句——這實際上是默許和縱容暴行的進行，也說明她和劉進是處於學生的領導地位，這地位不是紅衛兵組織的地位，又是甚麼？文革後梅老師曾當面責問宋為何見死不救？ 重要的是，在六七八月那段時間，師大女附中一直是緊隨清華、北大附中紅衛兵的步調，否則八一八上天安門，宋彬彬怎可能得到和北大紅衛兵頭頭彭小蒙一獻章一講話的殊榮？正是這個宋彬彬感到意外的殊榮，決定了她這四十年甚至是一生的歷史定位，她成為一個棋子被毛利用來煽動文革無法無天的暴力，而使無法統計的無辜生命遭到凌辱以至死亡。僅在女附中校園內，八月下旬，又打死一名十九歲的附近飯館的女服務員。卞仲耘只是北京市一千七百餘名被打死的人之一，一個具標誌性的犧牲者。 因此，宋彬彬的那段歷史，盡管她也算一名無知少女，客觀上卻是扮演了那場浩劫的惡的角色。當良心發現的一天，宋彬彬應該懺悔。你的過錯並不止是你的辯護者所說只是「勸阻無力，反應遲緩」八個字。
四、歷史觀察的方法 在圍繞卞仲耘慘案的爭論中，葉維麗是一位重要的評論者。她不僅是師大女附中的當年學生、宋彬彬的朋友，「紅色大院的女兒」，也負笈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現仍任教於美國大學。她是學歷史的，在論述卞案時，常常引證西方專業。她有一些回憶青春時代的著作。《記憶》北師大女附中專輯收了她的不少議論。她的學術論文和王友琴的文章同名：《卞仲耘之死》。她強調卞仲耘之死是在毛號召「大亂」造成的學校失控下發生的，而反對王友琴指責宋彬彬的紅衛兵應當對卞死負責。指稱王友琴只是依靠「宋要武傳說」，而不是依據事實得出判斷。她的結論是，「我們要做好的不是去『抓兇手』，而是每個人面對自己的良知。」 葉維麗的思路與邏輯，客觀上符合現今中國紅衛兵一代的自我解脫，甚至與官方不謀而合。鄧小平在文革後保毛保黨的策略，就是「宜粗不宜細」。即對毛的罪過，可作抽象的指責（指犯了嚴重錯誤一類），不能說毛犯有謀殺劉少奇等罪行，不作具體的清算。對文革的兇手紅衛兵亦然，只作整體的否定，卻不提殺戮個案，不追究具體責任。實際上，除了四人幫極少數人受到了審判之外（實際上是不完全的審判，比如紅衛兵暴行在審判中就沒有提及），毛是全身而退，神主地位，無損秋毫。 毛的問題，無知者昏庸，但一個文革過來的歷史學者能說無知嗎？不說那些混帳的指示（「八億人不鬥行嗎」之類）害死多少人，也不說御批致死的大量殺人罪證，即以紅衛兵暴行為例，已是空前絕後的罪行。人類史上的暴君形形色色，哪有這樣公然教唆千百萬未成年的少男少女像野獸般去撕咬自己的老師和親人？邪惡狠毒之極，希特勒、斯大林也自嘆弗如！ 葉維麗批評沒有「把握文革大背景」的，不是王友琴，正是她自己。她問得很好：「為甚麼當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學生，會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情？」她應該回答，她沒有回答。她又說文革打死那麼多人，「至今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承認打過人」，在學者專家們如此巧言令色之下，還有誰願去面對良知？ 德國人為甚麼可以幾十年追到天涯海角也不放過一個納粹罪犯？我們卻實質上在掩護毛暴政下的罪犯集體逍遙法外。於是，紅八月的殺戮，就像「卡廷事件」一樣被掩蓋至今。 葉維麗們那些「卞死與紅衛兵無關」的考證，正是陷入了「真相在細節中」的歷史迷陣，文革如譚力夫者，那血統論的名聯原是出自北大附中學生之手，他是因大力鼓吹而聞名，但今人無不以譚作為記，譚未糾纏細節。又如八九六四屠殺發生在長安街，但世人皆曰天安門大屠殺誌之，並不為謬。同理，八月五日被紅衛兵打死的卞校長，和八一八成為舉世聞名的紅衛兵頭目宋彬彬掛上鈎，這筆帳賴不掉。 歷史細節當然要確實，但是在浩翰的史實面前，功夫全在史家的選擇中。我以為在《記憶》中的當事者宋彬彬的一段話，是一個比其他更精粹的細節。六六年七月五日，胡啟立帶她和另一頭頭劉進（女附中高三生，河南省委書記劉仰嶠之女），去鄧小平家匯報運動情況，劉進述及鄧的三條意見後，宋彬彬補充道： （金鐘﹕開放雜誌總編輯 2010年8月25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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